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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不断折磨着他的自觉性：“我知道他视《红》为他最好的作品，但这也给他带来一个严肃的问题：他还能不能走得更远，继续拍电影是否只会是冒重复自己的风险。这也是我们对他的死所能提出的疑问。”［2］
第50节：结语（2）
基耶斯洛夫斯基对有组织的宗教从没有太多的兴趣，并且也从未公开表示过这方面的兴趣，但从他后期作品中却能看出一种对于精神力量的信仰。1994年戛纳电影节上有人称他为“道德家”，但他拒绝了这一标签；于是对方又问他能否算是“形而上学者”，他耸了耸肩，回答道：“随你说吧。”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基耶斯洛夫斯基其实并未真正离开，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可能便是因为他也有可能信奉的那种超越物质世界的状态——正如他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是说》中所说的，那种“我们眼睛所见之外一定还有更多东西”的观点。
具体来说，基耶斯洛夫斯基死后留下的是一个尚未开拍的三部曲计划，以及一个以他命名的法国青年电影人奖。他生前已和彼埃西维奇一同开始了《天堂》《地狱》《炼狱》三部曲的剧本工作。《天堂》的故事以意大利为背景，剧本由彼埃西维奇完成（他在1998年8月还告诉过我，他当时手里还在写着《信仰》《爱情》这两个剧本）。哈维·温斯坦说，基耶斯洛夫斯基曾告诉他：“我有个关于天堂、地狱、炼狱三部曲的想法，分设在三个不同的城市。天堂和炼狱我还不确定会放在哪儿，但地狱应该会是洛杉矶。”［3］
在巴黎，马林·卡米兹的MK2电影制作公司在1997年设立了一年一颁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大奖，面向16岁至26岁的年轻电影人。候选人需要递交三个长度在五页之内的剧本，主题分别是“公民权”、“尊重”和“正义”。根据最终胜出的剧本，MK2会投资拍摄三部短片，并在自己的院线安排放映。1998年的比赛又有了三个新的主题：“给予”、“获得”、“分享”。
如果基耶斯洛夫斯基泉下有知，可能会为这一奖项的设立感到欣慰，他自己当初也为教授电影学生而耗费心力。他不仅在母校洛兹电影学院教导演和编剧课，还在卡托维兹、柏林、赫尔辛基、瑞士等地授课。1995年在波士顿召开的一次记者见面会上，他做了一个有趣的比喻：“一列火车开往某地，电影车厢十分拥挤。为了能让别人也上车，必须有人下去，给大家腾出地来。”但是，对于电影世界来说，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离去并非腾出空地，而是留下了一片永远都无法被填补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