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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烙到第七个，郑大使的司机王师傅进来了，我可盼来了救星。我说：“王师傅，您慢慢烙吧。”一个人开白奔驰回分社接着睡。知道我喜欢青菜，使馆半夜给我送来了黄瓜、西红柿。我说免了吧，掉头又睡。一夜连做怪梦。眼前的国旗杆不停地旋转着向我砸过来，我则被人捆住，无路可逃。
次日中午方清醒些，起来吃饭。傍晚与老陈去安曼机场，等欧共体三外长来访，可等到晚上10点半还没有人。老陈说“咱们回吧”。说着拍了一下我挨了针的肩膀，疼得我直哆唆，话也说不清了，上下牙直打战，眼冒金星。我说，今夜星光灿烂，的确金光灿烂。一直到现在。我也没再看见过那么多金星。
半个月下来，我做饭技艺大长，黑背和它儿子也肥了不少。我自己体重增长了五公斤，两位大使都说我比刚从开罗来的时候壮多了。我说是厨子全胖，事实上，我自己也感到越来越像双下巴的罗马皇帝。
3月14日，我们重返巴格达的前夜，巴格达郑大使揪住我的摄影背心：“鸭子，明天我就带你回巴格达了。可你哪儿也不像个外交官，倒像个马戏团的。”我拦住约旦章大使，“章大使把您的洋服换给我得了，我愿出一条共和国卫队腰带。”章大使是个极严厉的老头，在使馆的人全怕他。可他就是爱听我讲故事，还老笑话我：“唐小鸭不敢吃鱼怕扎刺，长不大，乳臭未干！”我质问：“那你还爱听我讲故事。”他说：“我喜欢你这孩子。”
24 我和河野
“同舟共济的每个人互称兄弟。”
——海明威
1991年7月底，我从河南灾区回到北京，出乎意料地接到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从北京外交公寓打来的电话，想不到这老兄竟真的调到北京任常驻记者。电话中他迫不及待地要来一睹我是不是还完整无损，念念不忘海湾战争期间我前胸后背的五星红旗。我弄不清是谁编造了我已不在人世的神话，乃至在开罗机场碰到一个叫小原洋一郎的日本摄影记者，递给他一张我的唐老鸭名片时，他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
河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也是我上北大时的校友，我念国际政治系，他念中文系。1989年夏，河野曾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亚运会时他又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配写过文章。想不到在海湾战争爆发前一个星期，河野和我在巴格达拉希德饭店门厅里再度相会。当时，他身穿一套笔挺的西装，我着一件土色摄影背心，前胸后背各缝了一面五星红旗，让他羡慕得不行。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称此为世界级捣蛋鬼的又一次大聚会。
战时巴格达的政府机关、商店、银行，医院、加油站、煤气站、机场、车站、立交桥、重要路口、集市、广场一律不准拍照。荷枪实弹平端AK—47步枪的士兵遍地都是。头顶上是编队巡逻的UH—1“休伊”武装直升机。如果没有伊拉克新闻官员陪同，你干脆别背相机上街，且不说军警和便衣，光是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你就对付不了。经验丰富的河野对我的装束大为赞赏，我说这全是新华社我老板的主意，如果战争打完你我还勉强活着，我一定也送你一面这样的新旗，不过我老板绝不会在你后背绘上新华社。河野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患难与共。”
在巴格达的日子里，河野无私地与我共享新闻线索，还将其共同社的Ap—Leafax底片传真机无偿供我使用。新华社播发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的最后努力的照片，在日本广泛采用。
战争爆发后，河野不顾轰炸，花重金租了一辆汽车，计划驱车七百多公里前往伊拉克鲁威谢德边境地区采访。我当时囊中羞涩，正发愁如何是好。河野漫不经心地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坐我的车，快去买些咱们在路上吃的食品和水。”
途中，我的照相机被没收、人被扣押，多亏河野用“皇军”，硬通货千方百计营救，把士兵请到一边“单独谈话”，我才得以继续上路。只有在不断的危险中，才能体会到朋友的重要。
在鲁威谢德边境，一位高举尼康F—4的白人记者被群情激愤的难民围在核心，任凭他怎么摇晃胸前的大号枫叶纪念章还是被推来搡去。看到我要拍他的窘态，这家伙像看见了救星：“唐！快告诉他们我真是加拿大人。”我正奇怪他怎么认识我，他竟拼了命挤到我身边，气喘如牛地附在我耳朵上：“我是斯迪夫，那年在天安门交换过名片。”我终于想了起来，不过，这小子上次可是美国人。容不得我多想，他揪往我的摄影背心：“中国人能证明我是加拿大的好人。”
我本不想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麦克、印尼《坦波》杂志的尤丽、法国嘎玛图片社的阿利克斯一起去约旦河东岸贝卡难民营。热情的麦克已找好巴勒斯坦出租车。途中麦克得意地说我们这支由中、美、法、印尼、巴勒斯坦多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决没有被绑架的危险。听他这么一说，我暗暗地为单枪匹马去死海采访的河野担起心来。
晚上，我急急忙忙地赶回安曼洲际饭店，只见共同社的近藤正守着电话发呆。看到我一头撞进来，他两手一摊：“河野与摄影记者大河源被约旦伞兵抓走了。”与我两天前的遭遇一样，大河源在死海边照相，被伞兵抓住，河野上前营救，被一起抓走。近藤说河野在被抓之际，通过电话喊了一声：“过七小时后通知日本使馆。”现在已经七小时了，说着站起来毕恭毕敬地给日本使馆打电话。我将电视音量拧小，CNN正播飞毛腿袭击以色列。
深夜，在一间不知名的小饭馆，近藤做东为恢复自由的战友压惊。大河源咧着大嘴说这回总算平了上次在东亚某国被拘七小时的纪录，河野说今天等于又得了枚勋章。
这是海湾战争中我们最后一起吃饭，大家都挺伤感。河野与大河源明天将经伦敦回日本，近藤则将穿过加仑比通道去耶路撒冷。河野眼中含泪将一大包止血绷带、镇痛片和不知名的美军战地急救品塞给我：“以后就剩你一个了。遇事要多想，千万别太猛了。防弹背心、钢盔、防毒面具要随身带。要活着，活着才有一切，一定要见面呀。”
我们手挽手挤在一起合了张影，可几个小时以后，我这个胶卷就被约旦警察没收了。
河野他们走后，我孤身一人经塞浦路斯进入以色列，亲历了“飞毛腿”的袭击、加沙地带的戒严和约且河西岸的镇压与反抗，为洗掉我从头到脚的以色列痕迹，我重返塞浦路斯、绕道开罗飞安曼再进巴格达。每当恐怖袭来之际，我总是想起和我几经生死的河野。由于烽火连天，我不知他是否已安全回到东京，我自己也被冠之以各种神话。直到回到北京，见到1990年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队的队友，才平息了探险队风传的我已中弹身亡的英雄故事。
在新华社新闻大厦顶层，久别重逢的河野与我紧紧拥抱在一起，我甚至怀疑这是在梦中。河野指着我衣服上的小红旗，追问给他的那一面小五星红旗在哪里。摄影部副主任林老板当即送给他一面五星红旗。当我的编辑同事们感谢共同社在海湾战争期间对新华社的帮助时，河野辞之以“互相帮助，我们也得到了你们的帮助”。勇敢机智的河野，此时竟满面通红，红得像我送他的小红旗。
25 “死亡之路”
我撤出来了。可别忘了：我还要回来！
——麦克阿瑟
我们终于在3月15日凌晨4时告别打扰多日的安曼，踏上重返巴格达的征程。整整两个月前，我被中国驻巴格达大使、北大校友老郑揪着右胳膊最后一个迈出巴格达萨达姆国际机场海关。今天，郑大使又率队重返故地。而仅在三天前，包括CNN彼得·阿内特在内的所有外国记者被限令48小时内离开伊拉克。前途吉凶未卜，但有郑大使御驾亲征，我特兴奋。我们一行共有四辆汽车，开道的是伊拉克驻安曼使馆的一辆白丰田，车上满载着大米白面，远远地跑在前头。我坐第二辆车，同车的曹武官和武官助理小李也是北大校友，一路并不感到寂寞。第三辆车坐着大使和其他随行人员，最后一辆是20吨奔驰卡车殿后，装了满满一车食品和400箱矿泉水。
太阳就在我们的前面，安曼至鲁威谢德高速路好似奔腾的伏尔加河蜿蜒而去，这段路长292公里，我已跑过两趟，今天是第三次。沿途照例是层层盘查，不过比前两次客气得多，因为我们车上插了中国国旗，前有伊拉克外交官开道，后有中国大使作后盾。
中午10点，来到鲁威谢德边防站，在这里办完出境手续。再穿过78公里的中立区就要进入伊拉克国境了。公路上，十几辆40吨的集装箱车正在等候过关，车身上挂着整幅白布，上用朱笔写了很大的阿拉伯文，曹武官说写的是“阿拉伯运输协会”，运的是援助伊拉克的物资。其中一辆白色工具车尤为醒目，车身上画有红十字。我过去一问，是两个说法语的比利时医生，他们是志愿为伊拉克送医药的医务人员。边防站外，所有开往伊拉克方向的汽车都装得满满的，连小轿车的顶上也堆满了粮食和汽油，用尼龙绳捆得牢牢的。所有的汽车都在这里加足汽油，将备用油桶灌得满满的，因为自1月17日战争爆发以来，伊拉克就停止给市民供应汽油，黑市汽油比官价油贵90倍。
10点30分，我们驶入约伊之间的中立区。两个月前，国际红十字会在这一带沿公路修了三座难民营，专门收容伊拉克难民，我前来采访过这里的国际红十字会代表PeterFierz。可现在这里已经空空荡荡，仅剩穿深灰色制服的约旦警察照看着空空如也的大地。路口有一堆炸弹皮和其他爆炸遗物，全是美国轰炸伊拉克的产物，被集中在这里，向人们展示“美国的罪恶”。其中一个挺新挺大，涂着草绿色的无光漆，由于车速太快，我没看清是副油箱还是没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