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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构的腐败，是因为它本身失去了监督。美国的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要受国会、舆论、公司和公众四重监督，中国证监会、国资委由谁去监督？尤其是中国证监会、国资委的地方派驻机构，无论是垂直领导还是分属地方，问题都一样。中国证监会任命或调免地方机构的负责人，都得与地方协商，或由地方推荐任命。证监会的地方机构官员与地方权力派系多有瓜葛，地方当局希望当地公司更多上市到股市上圈钱，当地的上市公司出了问题又希望当地证管机构网开一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牵出萝卜带出泥。地方官员有求于证监会的地方机构负责人，而证监会的地方机构官员也需要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与保护，共同从上市公司和股市捞油水。互相不能监督只会利用。
策划人：证监系统内部本身也有监督机构，地方政府内部也有纪检等监督机构，他们为什么不能监督监管机构？
作 者：公平需要异体监督。同体监督往往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自己不能监督自己，左手监督不了右手。权力机关是由人组成的，而人总是有偏向感情利益因素的，不会像电脑那样只是冷冰冰硬邦邦的数据交换，为政、执法不公难以避免，文明与进步就在于对种种不公正的限制制约程度。
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系统，仅靠组织自身的力量就能维系公平，尽管许多统治者都有类似的许诺，但没有一个能真正兑现，原因就在于自己不能监督自己。
自我监督只能靠觉悟和道德的约束力，但这又往往是最靠不住的。一个社会团体内部，不管自身建立多么严密多么天衣无缝的组织规则，采取怎样的监督制约措施，总是不能避免破坏原则的现象发生。
为了使各种法律、政策原则得到执行，我们设立了许多监督执法机构，但结果呢，一些监督机构本身仍然产生出卖原则、营私舞弊、官官相护的腐败丑恶现象，有时甚至多一个监督机构，就多一个敲竹杠的机构。
一旦监督机构变成了敲竹杠的机构，不仅本身的监督职能会弱化，还会传染、助长被监督体的腐败。证监会里都有那么凶狠的“狼”，上市公司高管、大股东、庄家、券商能不学着“狼”？
一个简单的问题摆在那里：怎样才能监督这些监督机构？谁来监督监督机构？
既然同体的自我监督是靠不住的，那就需要异体监督，也就是体外的监督，由别人（别的团体）来监督。最重要的就是社会监督，亿万人的眼睛和意志才是维护法律秩序和社会公平的根本力量。但我们要有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机制与通道，让民意得到充分表达。也即是说，社会监督需要一定的渠道和表达方式，包括选举、罢免官员的权利，人民决定不了官员的“乌纱”，官员就不会怕民众，只需要接好“天线”就能官运亨通。在这种社会环境里，人民就监督不了官员。没有选举权就谈不上监督权。同时，社会还需要有言论、出版自由，也就是要让大家敢讲真话，有渠道表达。说到底，就是需要民主。民主才是孕育公平的母体。
同样，对证券监管机构，也只有靠社会监督、舆论监督。证监会应建立透明的问责制、官员投诉制度和官员述职、接受人大质询等制度等。
《狼市》 狼市基因权力商品化是股市的万腐之源（1）
策划人：中国股市的腐败之源是权力的腐败。从审批权、监管权到操作权，每一个权力环节都存在着钱权交易的腐败现象。记得你们在《中国1993：走出混沌》一书中就预言过“权力商品化的恶果”（见199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1993：走出混沌》第142页“权力商品化的恶果”一节），从今天股市、房市看来真是不幸而言中。
作 者：在一个公正的文明社会，是绝对不能允许权力成为商品的。权力入市猛于虎。民间有句俏皮话：“在中国，最紧俏的价值最昂贵的商品只有一样——权力。”权力之所以能成为最紧俏的“商品”，是因为它的暴利。君不见，山西翼城县委原书记武保安，花钱买了顶县委书记的帽子，有了这“帽子”，他立马借调整干部批发一堆小点的帽子，仅两个节日，就捞了126万元，收回“投资”还绰绰有余，接下去卖“帽子”的收入就是净利润。卖白粉也没这么好赚呀！“帽子”生意有这等暴利，争先恐后排队买帽子的必然是挤破脑袋打破头，是绝对的卖方市场，抢购者众而“帽子”有限，市场规律使帽子的价格扶摇直上，掌管“帽子”的可以待价而沽，就差点公开竞价拍卖了（实际是暗中竞价），再贵都有人抢，因为一旦“帽子”戴上头，很快能捞回本，他（她）可以立马批发一大堆“帽子”给下面的人。为了多批发，还可变着花样多多生产“帽子”，一个县级局可以设十个八个副局长，一个乡镇镇干部带“长”字号的就有100多人，顶顶“帽子”都有含金量。河北不是还发生过有人花600万去竞选村官吗？此人绝对不是傻冒，他是算了投入与产出的。
相比其他权力，证券市场的审批、监督机构的权力的含金量更高。李志林在《金融投资报》撰文指出，有的公司完成审批上市各道程序，要花数千万元的关系成本。王小石仅仅是提供一张审批上市公司的发审委的名单，就是30万元，这还只是一张“路条”的钱，算不上一个环节，只是一道工序的前期成本。张育仁、高勇，作为一个地区证管办的官员，并无对上市公司的终审权，只是有一道关卡，高勇在短时间就轻轻松松“卡”进腰包两千余万元（这也许还不是全部）。
一个公司从改制到批准上市，要经年累月，闯过无数关卡，光是大的系统程序就有若干——
一是要争得“身份”和“资格”，也就是首先要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才可能被推荐、审批上市。而管得着企业“身份”的权力机构又有若干个：发改委（以前是体改委）、计委、国资委、财政厅（局）、工商局和证管办等等，每一道关口都可能是一个卡子，不烧香拜佛休想过关。这就是审批制给权力带来的好处。早些年是给原始股（或叫职工股），给10万股，一上市就变成几百万元。除了给重点人物重点关照外，层层的机关各部门都得分给职工股，职工股落到真正职工头上已所剩无几，一些地方的机关福利也从“分鸡蛋”升级为“分股票”。除了给职工股，也少不了现金行贿。一个公司改制为股份公司，得支付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关系成本。
第二大工序是争排队权。名义上，股份公司上市是由券商推荐，但定哪些公司、推荐哪些公司基本上是由省市官员、相关部门及证管办定夺拍板，而且又有一大堆文件需要十几个部门（乃至几十个部门）盖章签字。这道工序非常关键，成败在此一举。成百上千的公司排队等着，都在“做工作”，就看谁的能耐，除了公司基本面之外，与地方主要官员及部门的人缘关系及“做工作”的成效大有关系，非得有重磅“糖弹”不可。某省一公司争取上市，一个“操盘手”——原体改委一个分管处长一口气就为本部门要了120万股原始股，他只给了20多万股给体改委集体，其余与人瓜分，自己得了80万股，一上市就变成1000多万元，这可是“合法收入”，他“买”原始股每股是花了1元钱的。后来不让分股票了，就来现金交易，还有钻石、珠宝、“摇钱树”什么都来了。由于上上下下层层部门关卡太多，每一个部门都要摆平若干关键要害人物，投入上千万元也只是天女散花，引不起“注意”。
第三道工序是想方设法赢得终审批准上市权。主攻的方向是地方证管办和北京的证监会及相关部门。一张名单——指路图就要30万元，还不包括请客送礼。人家为啥要高价买名单？无非是要去做发审委成员——裁判们的“工作”。其成本肯定会远远高过一张指路图的价码。何况不是要做一个“裁判”的工作，还有与“裁判”有关的人的“工作”也得去做。“成本”之巨，可想而知。
还有其他辅助工序。比如委托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推荐券商等。这不用你操心，各路权力人物早给指定了一大堆，谁也得罪不起，只有掂分量轻重。那些写条子的，谁都可以捏着你一脉，平衡起来费思量，最后只好听权最重和“现管”着的，不行就来几家券商联合推荐。律师代理费、会计师事务所代理费和券商费用，人家要几百万你就得给几百万元（人家也要去给打招呼的人做“工作”呀）。成都一家上市公司前老总亲口对笔者说，公司在申办上市的过程中，券商的一个小办事员，开口敢向他要400万法人股，他没敢给。
一个公司上市，涉及的关卡人物上百，个个都得“做工作”。别说老总累得要死，那“成本”也够惊人的，不花上千万元，休想上得了市。成本这么高，还排队挤破脑袋。人家也算过账，虽说花了上千万元，但只要一上市，可以卖全世界最高价的股票，三十几倍、五十倍的市盈率卖，瞬间可以“圈”回几亿、几十亿元，与之相比，那点“成本”算得了什么？无论对于公司还是对高管、内部职工，都是合算的。向权力“投资”的部分，可以加倍从股民身上榨取回来。更不用说高管还有优先股、可以通过内幕交易牟取暴利等诸多油水。
几十上百个“卡子”，是审批制的产物。每一个审批环节，甚至每一个审批环节的每一个过目文件的人，都可能变为“卡子”，无利不开卡，以卡牟利，以卡生财。公司要想上市就只有不厌其烦不厌其贪地一个一个去攻克这些“卡子”。随着权力的“搞活”与觉醒，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