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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防，上海兵营多驻上海西，妓院逐渐迁入西城。《墨余录》说：“西城一珲，曲巷幽深，妓家鳞次”，后来，李秀成率太平军攻打上海，占领了西城，妓院又纷纷搬到了法、英租界地区，因此，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上海妓院主要集中在租界地区宝善街一带，如公兴里、东化兴里、化顺里等几条弄堂，就是妓院林立的淫窟。
上海妓院也分四等。
一等妓院：称书寓、长三书寓，为妓院的最高者一般在妓院门上挂有红灯，上书×××书寓”的标志，书寓的妓女称为“词史”，为妓女中最高等者，书寓大多设在曲巷深处，嫖客入内，即有鸨母迎接，侍儿供茶，然后妓女艳装出来接待，由客挑选，如未相中该书寓妓女，只需交付“房间钿”即可告退，不会受责怪，如相中其中一位或几位妓女后，鸨母即吩咐外场张宴设席，妓女即为嫖客陪酒唱曲，称为“阁史”、“先生”的书寓的妓女，自幼择师学艺能操乐弹琵琶，善唱曲，会说书，有极高的音乐修养，多色艺俱佳，沿袭中国历代曲部教坊官妓遗制，只为客人献艺，弹唱陪酒，卖艺寓不卖身，书寓嫖价十分昂贵，非一般人可入，为防一般嫖客入寓捣乱，书寓都有权势地位者为保护人，书遇的名妓“先生”一般都有几位有地位的嫖客，先生灯上生陪宿则是常事。
“长三书遇”，“比书寓”次一点，“长三”的妓女也称“先生”，或称“馆人”，“长三书寓”之行名是因嫖客唱茶须付银洋三元，陪酒留宿也是各付三元，故有“长三”之称，“长三”的妓女仅能唱曲，不能说白，不会弹奏，唱曲须用琴师伴奏，长三的主要业务是出局，即应嫖客的召唤，前往酒馆陪酒或去戏院陪同看戏，长三和书寓的最大区别是嫖客可以留宿，但嫖客结识妓女必须有熟人介绍，或到书场点戏，此外一般不予接待，嫖客与妓相识后，以后就可常到妓院空身小坐，名“打茶围”，茶烟不花钱，打过茶围后，老鸨便会逼妓女怂恿客人定期“做花头”请客。就是让嫖客在妓院设归请自己的朋友唱酒打牌玩乐，妓院通过分工办酒宴和玩牌九订将抽头得到，嫖客想要让妓女陪宿，应非得满足老鸨的欲壑不可，嫖客嫖长三妓女也是价格昂贵，耗费极大，因为做一次“花头”动辄几百元是常事。
二等妓院：多为“么二堂子”，其得名是因到这类妓院，唱茶一元，陪酒一列，留宿一次需六元，第二次则为二元，故称“么二”，这类妓院的招牌，常带“堂字”，如“高升堂”、“双富堂”等，故又称“么二堂子”，上海的“么二堂子”大多设在法租界，如爱多利亚路南京大戏（现上海音乐厅）旁鸿云坊内的“鸿香院”、“东新桥街”（现浙江路）的“蕊香院”等，“么二堂子”的妓女一般有色无艺，鲜有能唱者，嫖客进这类妓院不需熟人介绍，入门就会受到热情接待，在妓女中任意挑选意中人，首次入院，就可留宿过夜，这类妓院以接待应酬、卖淫为主，出局为辅。
三等妓院：主要有“咸肉庄”、“开门堂子”、“花烟间”等类属下等妓院。
咸肉庄：因最早开设的人姓韩，又名韩庄，此类妓院，妓女有如菜市场出售的咸肉，价格低廉，任人宰割，咸肉庄在旧上海法租界盛极一时，一类咸肉庄妓女是到屋雨居的“坐庄货”，挂有照片，由嫖客任意挑选，嫖客上门“斩咸肉”一次花费仅三元、五元，庄主抽一半以上，一个妓女一晚上接客三五次，拿不到五元钱，生了性病，还得借“印子钱”治病，另一类咸肉庄妓女是庄主从外面叫来的，称为“一家人”，多是无照的野鸡，出入这类下等妓院的多是黑社会地痞、流氓、土匪一类社会渣滓。
花烟间：是妓女侍候嫖客吸毒、陪宿的下等妓院，清同治末年，上海南北两市鸦片盛行，烟馆林立，有的烟馆雇用女子为嫖客装烟，以广招徕，名叫“女子烟间”烟客费银一二角，就可为所欲为，光绪末年，厉行禁烟，女子烟间也遭到查禁。流氓、老鸨又罗致装烟女子迁到租界另辟门户，专门卖淫，仍沿用卓名“花烟间”为幌子，花烟间一般比较狭窄，房中只能摆下一张大床。
碰和台子：为不挂牌子的住家妓女，也可称为“半开门”、“私窝子”一般也开了房间，名义上供人打牌，其实可以叫局、吃酒、住宿。也有两类，一类是必须由熟客引进，不经引见单独闯进去，妓女可以翻脸自称住家公馆，把人轰出去。另一类叫“台花”，到外面招揽生意。
四等妓院：有“钉棚”、“老虫窠”等。
钉棚：类似花烟间，但地位更低一筹，这类“钉棚”，都是开在“棚户”里面的，集中在闸北天通庵路一带，虹口的虹桥也有一些，这类棚户妓女，一般都老丑不堪，一无姿色，二不打扮，面目憔悴，衣衫褴褛，白天不敢公开接客，晚上接客也不点灯，嫖客多为车夫、店小二及苦力等下层劳动者，嫖客的目的就是泄欲只要付几角钱便要交易，速度极快赛过打钉，故称“钉棚”。
老虫窠：为变相的“花烟间”，踏进窠要就有女子招待，花二角廿文，就可开灯兼泄欲，“老虫窠”的排场很特别，单间门面的房屋，当门口放一张狭小的楼梯，妓女们分坐在楼梯旁边，门口挂着一盏黄包车上用的小油灯，当招牌，妓女们嘴里不住唱着“十杯酒”等小曲，见有人上前，便叫一声：“来啥！”如来人站定了回头一看，她们立即一拥而上，把来人像俘虏般擒拥上楼。
“淌排”（也称“淌牌”）：是无定踪的流妓，自从上海有了游戏场，到游戏场拉号的无照会野鸡特别多，因为她们淌来淌去，像无定河边的木排，可任人捞取，因此叫她们“淌排”，“淌牌”装扮得像“人家人”一般，有的老鸨在一旁监视，开了房间，老鸨定要等候在旅馆里，拿到了夜度资方肯回去。
咸水妹：在当时的美租界虹口一带，北四马路上亦有，门首隔着竹帘，她们坐在堂屋里一张大菜桌旁边界，桌上放着几瓶啤酒，一架留声机，见有客至，掀帘招接，此辈皆外国人游之所，巡捕房特准营业，然管理甚严，每周必去检验下体，如有梅毒，勒令停止接客。
台基：为介绍妇女幽会之所，著名人物为薛大块头，招蜂引蝶，有如鸨母，当时一般“名公、巨卿”都走其门路可算是“人肉市场”的经纪人之祖。此后接跃而起者甚多。
除了以上妓院以外，上海还有不少未向工部局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又无固定妓舍，而在马路上拉客的私娼，名为“野鸡”，为逃避巡捕抓钱上海野鸡一般集中在英法租界相交的租界边缘。野鸡也有“住家”和普通的两类，住家的即住在野鸡窝中接客，地位较普遍野鸡略高，普通野鸡则多到热闹马路拉客，野鸡旨行拉客叫做“跳老虫”。
第三章 急入花花世界，堂子店前卖补药一、钱色双收，当上鸭子又卖手艺（3）
旧上海在解放前公开的妓院就有800多家，妓女人数仅据1919年上海公共租界二部局设立的特别委员会——“淫风调查会”的统计：甲等为2135人，乙等400人，丙等以及私娼4500人，广东妓女200人，共计7235人，外国娼妓、台基以及其他半公开的娼妓等还不包括在内，1935年上海娼妓人数猛增，成为全国之冠，当时上海全市总人口约360万人，女性为150万人左右，娼妓人数达6…10万人，平均每20名中有一名娼妓，就公娼人数和总人口比例看，在当时世界八大都市（伦敦、柏林、巴黎、芝加哥、名古屋、北平）也居首位。
妓院是军阀政客、豪富巨商寻欢作乐、纵情声色的场所，旧中国许多军阀、政客、豪富巨商都去妓院寻花问柳，他们把剥削、榨取的百姓血汗钱大肆挥霍，一掷千金，妓院是他们的“销金窝”，是他们腐朽丑恶本质的大暴露。
军阀张宗昌坐镇山东，是个无恶不作的土皇帝，人说他有三不知：一不知兵有多少，二不知钱有多少，三不知姨太太有多少，他荒淫成性，在山东娶有多房姨太太还不满足，知道上海名妓多，山东局势一稳定，他便到上海嫖妓，上海大流氓杜月笙一听说他来沪，便知其意，为了巴结他，便在富春楼妓院为他安排盛大的欢迎场面，找富春楼的名妓“老六”侍候他，他恬不知耻地说：“上海很新鲜，很刺激，妓院多，名妓多，俺打了十几年的仗，出生入死图个啥，不就图个乐吗？”
奉系军阀张作霖、张景惠都是大色鬼，他们进了北京，就到北京八大胡同妓院嫖妓，张作霖无耻赞扬北京妓女说：“北京不愧是文化城，连妓女都有很深教养，举止仪态床上功夫都很好，比咱们奉天妓女强百倍，”张景惠到北京也大肆嫖妓。
北洋水师丁汝昌对上海名妓胡宝玉十分赏识，到上海之后，便到胡宝玉住所张筵摆酒，邀客痛饮，酒宴结束，丁汝昌拿出100两银子作为酒资，上海高等妓院规矩，酒宴结束先付赏金是赏给仆佣的，丁汝昌不知，但宝玉说：“你们不要小家子气，这是大脸赏你们的，你们就收下吧。”第二天，丁汝昌又送300两以偿酒资。胡宝玉在上海红极一时，争相捧场光顾的都是豪商巨贾，浙江巨富、上海富豪蔡萧卿、李颁等都是胡宝玉的常客，宁波有个富翁，在风月场中不惜挥霍，胡宝玉去访，此富皆盛情招待，宝玉别时，富翁出手就相赠3000金。
再从天津南京的妓院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派势力和台上台下的官僚政客，不少人都是南京妓院的上宾，用她们搜刮的民脂民膏，在妓院大肆挥霍。
天宝班开设在南京广兴里，掌班的老鸨子姓曹，娘家姓李，人呼为“小李妈”，尊称“李大奶奶”，天津南郊人，因和吉林督军孟恩远同乡，为人精明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