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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吉尼亚穿着新买的蓝裙子写日记，踌躇满志，以为工作的价值是为工作者带来愉快。她和先生早上写作，中午出门遛狗，然后回家喝下午茶，有时朋友来访。下午，去城里的图书馆阅读或找资料，听点音乐会之类，然后就回家写信，等等。
战争继续进行。不久，维吉尼亚精神病就发作了，她需要安定而宁静的生活。
到底，最后，她还是缓慢而坚决地走进河里，衣服口袋装满石头，以确信她永远不必再回头！
剩下的，依然是活着的困惑，死亡从来就不是答案。生活继续有战争、罪恶和不义。
香港
这里人擅长筑天桥。从码头到地铁有天桥，从市政府到艺术中心有天桥，两个大楼之间有天桥，天桥无所不在，摩登而现代，穿西装的男人趾高气昂地走着，女人的高跟鞋一路咯咯作响。
这里的人也长于钻地道，粉紫色的，像绵延的梦境。遗失的时光隧道，走到尽头就是百货公司，一个光彩夺目的荣华世界，所有的欲望和虚荣都在这里得到挑逗和满足。
出门别忘了信用卡，从地道通到另一头的购物天堂，快乐地采购，分分秒秒。
他们还有世界上最长的人行电梯道，从皇后大道中穿过威灵顿街、荷里活道，经苏活区的酒吧餐饮区，抵达半山干德道，过了左边的回教清真寺，上去罗便臣道的右手边山坡，有一棵树，长在悬崖峭壁上，绞错的根紧紧盘爬在岩石上，暴露在外的筋骨脉络，吸收空气和雨水便可以长得如此壮大，多像香港人的吃苦耐劳，韧力与坚强。一种移民、难民、殖民，蛋民的筚路蓝缕，什么环境都必须生存的刻苦与坚毅。
在楼与楼之间狭窄的空隙里，没有泥土，树木悬空生长壮大如魔术，梦幻的超现实。
植物园到艺穗俱乐部，我下山的秘密走道。从那里去中环市区，经已连拿利道，立体回旋的空间，高架天桥飞跨在山涧溪水之上，贯串高楼与树林，走下绕过高架公路的悬空天桥，听桥下水声潺潺，头顶飞车呼啸，汽车如飞龙穿梭在林木与高楼之间。漫步腾架山间的走道，如穿梭立体时空，行走云端，岩壁上有涂鸦，巨石上坐着以手机煲电话粥的菲佣，壮大英俊的狗仔倚着石缝撒尿，请勿让你的狗仔任意大小便，违者罚款五千。
那一路上的每一处坡都编着号码，这坡很陡，我善走也习于游泳踢水的膝盖失去了自信，一路下坡我的膝盖危危颤颤，每一个步伐拘谨畏缩，就怕一不小心支撑不住滑跌下去。那里有一种需要调适的角度是走惯了坡地的当地人身体自动能调动配合的，因此下坡时他们放开脚步，压低重心，双手随步伐摇摆，身体上耸下动，有节奏富韵律，看起来轻松自如，不像我那胆小怕摔挺不直又放不下的膝盖。你就知道我是惯于在平地上行走的人。山路还放肆地挑战我、嘲弄我，是在磨损自己的膝盖还是练健腿肌？
夜里的景色，一窗窗方形的灯光，魔术的城市，架高的马路如飞龙穿梭回绕在山腰谷间与建筑之中，犹如FritzLang在Metropolis里的立体都市，耸入云端，如此接近天国的想像，神话的国度。四十层高楼，天上人间，云雾飘渺；自然的伟大，人工的壮观，相得益彰。相较之下，纽约相对说是水平面上的钻石珠宝，香港更多了层次，因而诡谲。
对这城市过去未曾动容，如今另眼相看。
侯孝贤导演说他初识张曼玉，觉得她随和，听话用心，很有见解，但是整个人非常西式。我便想到那样的一种独特港味；那个城市一度飞黄腾达，自恃国际都会，他们和西方人一样有了些社会礼节，讲究起隐私，筑起中国人情里所不习惯的距离。借口是尊重一个人的独立空间，我们都不习惯的疏离。我们仍然喜欢称兄道弟，卿卿我我。
他们像外国人那样腔怪调怪地说普通话，和从前都不一样。听起来不习惯，不时还要闹笑话。
半山这里住着许多埃及人士，你怎么也看不到那些浓眉黑眼的埃及人，最后才明白是所谓的“外籍人士”；“德辅道”听起来是豆腐道，难不成还有香蕉道？
我是三个人，说的是“我是香港人”。
台北
选举的月份，遇见的人都问：回不回去投票？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中）流离（4）
是有成群结队的台湾朋友集体购买航空公司的选举特价票，满腔热情。
我跟国民党没什么过不去，跟民进党也没交情。腼腆对政治，缺乏热情与又不理解，还有二十年时空疏离，说来说去就是那一句：相信民意，事实是缺乏主见。
回来做什么？即使平常日子，见面的朋友总是这样问。好像回家总该有个理由。
其实，只是很久没有回家，而家，总是要回；燕鸟南飞、流水东向，家早在我出生之前已经定向，我没有选择。
看不懂报纸的新词语，理不清那里的政治，回到生长的地方，再不明白那里的事，偶然读报纸，感觉饥渴，仓惶、焦虑，之后自卑。
文化小背心，副刊的标题这样写。我也要一件，再给我一顶乡土草帽，我还要一件绿色的环保夹克，一双艺术的高跟鞋，再一双资本主义的玻璃丝袜，最后装上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脑袋。我没有后现代，也不是新品种，跟不上e世代，又不是网路族；作为一个现代人，我赶不上时间，跟不上时代，积累每天读不完的书刊，拖延报税的日子，将近二十年没有校正的户口，户籍不知不觉消失；我不是失踪，也没有死亡，只是一个游移不定的存在。
你说话不一样，你口气不一样，你不是这里的人！
司机这样说的时候，带着同情、谅解和好奇。
你怎么会不知道台大旁边有个诚品书店？
当他们都风靡看足球的时候，我在伦敦城北，一条叫Warltersvill的路上，早晨七点，台北那里的下午两点，英格兰对巴西，球赛开场后第一声欢呼，把我从睡梦中吵醒，那声震云霄的狂喜叫嚣，划破整条街的宁静。
九十分钟之后，球赛输了，整条街安静下来。
世界两极同时为同一个金发男子疯狂，没有时区地域种族文化政治信仰的差别，我们的贝克汉姆。
一时模糊了自己的身世与来处。我已经没有乡愁，我只有迷惘！
这里那里
这里的天气干燥，空气里飘浮着各式尘埃，她老打喷嚏，鼻子红，眼睛肿。
那里的天气太冷，她鼻尖老是冻红。
这里的天气潮湿，梅雨不停，湿气沁透到骨髓里，关节都起了病变，况且太热，成天昏睡头疼。
春天有花粉热，夏天怕蚊子跳蚤，秋天总是忧郁，冬天又有懒病，她以为老天存心和她过不去，想尽办法从这里搬去那里。
生活尽有借口和理由。
流离
韩国杂货店里的人跟我说韩国话，日本餐厅里的人跟我说日语，到了香港，那里的人当我是大陆同胞，在我出生的家乡，没有一个年轻孩子识得我面孔，而当年读书工作的台北，已经是一个拒绝指认我的城市！
年轻的时候，总想去外面的世界，过一点不一样的生活，看一些不一样的事，之后去了北半球，西北半球，再回到赤道边缘，大陆性气候，海洋性气候，亚热带，与同种族同肤色的人在一国两制的时空里，演练另一种生活。
美国护照上要求持照人用铅笔填写姓名住址，方便更改。这年头大家搬来搬去，从一个区搬往另一个区，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从一个国到另一个国，地球村里游移的国际人士，世界上每一个大城市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外籍人士”。整个欧洲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共同体，从巴黎到布鲁塞尔，从巴塞罗纳到柏林，都在一个“境内”，不需要签证，一个人可以来去自如，结婚、工作、买房子、生孩子。已经没有所谓的永久住址。伦敦让任何在该城市居住三个月以上的人以“永久居民”身份享受公共医疗设施。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分子，犹太人以撒？柏林说要对自己的孤独感有特殊的理解，还要明白人多么需要在世界的某个地方的自在感。他说：“归属感不只是拥有土地和国家，它还需要获得别人的理解，同时，接受自己的生存状态。”
孤独也是一种遗忘，一种自在，一种颓废。
虚无是一种左右不着边际的尴尬。
我们都将长大成人，走出梦想和童年，各自去营生。
如今，我亦已经变成一个世故拘谨疲惫而且胆小的中年人了！是谁说的呢？
不再容易狂喜或激动，不论在哪里，我变得迟缓而安静。不是因为这个城市，而是年龄与心境。
旅人之轻，水过无痕，如风如云，来去自如。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中）张恨水的散文
刘绍铭（香港）
黄霑先生生前，偶然给我电传短柬谈文说艺。有一次，他问我看过张恨水（1898—1967）的散文没有。我说没有。我只读过他新派鸳鸯蝴蝶的小说《啼笑因缘》，现在还约略记得侠女关秀姑、摩登女郎何丽娜和流落风尘的弱女沈凤喜。当然也记得樊家树少爷和恶形恶相的刘将军。
张恨水的散文不坏，可以一读，黄霑说。接着他给我寄来《张恨水小品文集》，一九七四年九龙长沙湾工业大厦第一座屋地出版社编印。依张静庐写的“跋”看，单行本在一九四五年出版，但散篇是一九四四年在《新民报》成都晚刊版连载的。张恨水在序文里说：
……副刊出师表，既连载余之小说矣，同文复嘱余多撰短文以充篇幅。在余拉杂补白，虽记者生活已习惯之，而苦佳题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