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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华盛顿将军说过几句话，对于我们无异为一种警告，是不容我们忽视的，他说：在一个自由共和的政府，你决不能限制群众的言论。每一个人都要把他所想的讲出来，或者更适当地说，他根本就未经思想，是故他往往判断了它们的结果，却未顾及到它们的原因。
这句话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如果我们怀有启迪舆论的具体目标，那么我们至少应该把我们一句古老的箴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奉为国家的座右铭，在拉丁方面，我们发现一句更为简赅的格言，可以和它比拟，是即“人民的呼声，就是上帝的呼声”（UoxPopuli，UoxDei）。
假使我们容许民众的呼声仅为一种毫无意义的声音，我们不独无所收获，抑且有损。
一方面，私人间的彼此攻讦和破坏性的批评，忌妒乃至仇言，不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一经发现，即应加以制止，俾放纵和谩骂不致冒渎自由的真谛——乃至滥用自由之美名。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极力设法形成舆论，以便它的明确表示能够感召人们，在公职方面或私人生活方面，有意识地和基于良心地，发挥他们品格中最优秀的德性，以处理种种事务。
在建立优美的爱国情感，和巩固忠诚、服务以及合作等理念的途径之上，这将是第一个步骤，舍此，则任何国家均无法兴隆或长治久安。同时，为了使中国能够达成“我将再起”这句预言的启示，必须勇敢的下定决心，那么这种舆论的培养亦将能确使这种决心得以具体实现。
第六部分我将再起——抗战的教育中心
开明舆论之所以必要是有两大显著的理由的。其一是使令抗战成为全国人民一律参加的基本国家目标之所必需。其二是肇始国家重建大业之紧急需要与切合时宜。
为了在广大民众中间启发舆论，并将他们的精力导上国家生产的途径，现在亟需像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才干和能力。
对于有关问题的解决，有两个主要的途径。其一是由大中学校的学生和一般人民作私人的接触。其二则依仗成年民众的教育制度。也许还可以发现和采用其他许多次要的方法，但这些姑且留待以后再加以探讨。
目前我要把注意力仅限于大中小学校，因为它们对于国家的服务有着无与伦比的机会。这些学府对于下一代易于感受的头脑，最先接近，因此一事实，遂赋予了大学教授及中小学教员以极为庄严的责任。由于他们向学生传授基本教诲和学习的方式，并于他们自己的行为，他们将决定我们未来公民的品质之良窳，以及我们国家的地位和性质。
教师们应永远牢记在心，为了国家的利益并创造我民族的前途计，我们必须要向可塑性的青年头脑，灌输适当的知识，使其认识人生爱国的目的。我们要用丰富的服务观念来激励他们；我们要鼓舞他们丈夫气概，让他们知道他们之所以受教育，主要是用来谋求改善他们同胞的福利。如果这个作得有成效，那么各大学便可很容易地将日见蓬勃的知识界导入正轨，在成熟的毕业生中，并将自动地对于国家的服务，产生一种不厌其多的要求。最小那该是他们的目标。
如果我们以坚决的努力，教导学生按照有利于国家的建设性路线去思想和行动，那么在造就有价值的公民方面，必能获致成功，这些公民能将他们之所学以及灌输给他们的一切主义，一一传授给人民。这种有益的精神，是可趁学期中间，向住在校园附近的人民作实地有系统的服务，以获得实际经验，而加以培养。在假期中，则可将此项工作扩展到学生家庭附近的邻居。在他们的青春岁月中，男女青年学生便可如是根据他们私人的接触，从他们对于比较不幸的同胞的实际的服务，而充分体味到其中的乐趣。此外，他们之所以能够体验那种乐趣，是来自一种认识，那就是他们由于学校的教育而获得一些好处，现在他们用一种实际的方式来报答人民，因为那些学校都是用公帑创办和经营的。
这种实地参加对人民的服务，由南京革命子弟学校的学生证明为实际可行。中学生们课余之后，贡献他们下午的时间，在他们自己所创办的学校中，去教导农民的子女。他们牺牲他们的周末在附近的村庄中，去作个人的帮忙——教导卫生知识，爱国思想，优良的农作方法，以及他们在课室中所学习的其他学科。举办诊所以便利农民；安排有益的节目，让他们娱乐。现在这些男学生们大多数都在努力工作着，以帮助战争的胜利。许多人在战场上活跃地协助士兵作战，另外一些人则在前线的后方作着实际的工作。当时那些男学生们所作的，现在在学的学生们也能够作。
爱国工作的范围极大，所在皆是——在村民中间，乃至在难民中间。每一城市，都在呼吁协助，以共同引导人民向赢取伟大胜利的途径上迈进，并启迪人民在他们协力重建和改进我们国家的事功上，具备必要的知识与判断力。
大学的教职员们决不可忘怀的是，他们的机关乃是工具或器皿，期望由他们那里，直接给人民涌现出最后的希望。否则便没有理由耗费公帑来维持它们，为了抗战的目的，是多么迫切地需要那笔款啊！凡与这些教育机关有关的人士，在国难当前的今天，如果还想保存他们以作为个人生计的工具，那也是非常可耻的。
日本人为了辩解他们的轰炸大学校系属正当之举，便硬说我们大中学校乃是抵抗的中心。那种议论现已证明所有教育机关，在实践此一任务上，确属正当。他们应该是抵抗的中心；尤其在事实上，它们应该空虚无人，因为学生都离开学校，在战线上为他们的国家作战去了。别的国家的大学亦是如此。例如，我知道英国大学，当一九一四年大战爆发时，因所有学生均适于服役，学校便因而空无一人。那些英勇的学生关于他们的活动范围应在何方，或者他们对国家应尽何种义务，都毫无疑问。他们毫不犹豫地放下书本，拿起来福枪，前往作战，以尽他们的义务，他们多数人都为国捐躯了。虽然，由于目前我们的军队充分庞大，我们无须从学校征兵，我国的学生，应该用其他方式向国家恪尽义务。
我们大学图书馆已被日本人所摧毁，请问牛津大学何以拼力来补充我们大学图书馆中许多有价值的书呢？那并不是为了大学本身，而绝对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了唤醒我们人民的智慧，和改进他们的生活状况。这也应该作为我们大学的特殊目标。
在危难时期较之升平时期，作为启迪、教育和服务的中心的大学，尤应具有它们确切的职责。它们负有一种道义责任，即应将一切努力指向一个目标——胜利的争取，和国家的重建。假使他们能按照本分所应做的而建成那个目标——这正是全国注视和期望他们去做的——那么他们就颇足自豪，因为他们的受着欺凌的国家求生存和求进步的决心，已为它们所实现，它们的贡献是太大了。
第六部分我将再起——七大痼疾观察
像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国家的历史，应该从我们还是一个原始民族时的简单生活起，到过去五千年间所演进的复杂文化止，对于它的发展过程中的若干决定性因素，具有一种周密的看法。可是，为求对于当前觅致一种切合实际的评价，俾早日促成我们的胜利，以便我们在国家重建的健全基础之上，由现在的战争得以崭露头角，我们必须对于那些阻碍着我们向目标前进的痼疾，加以致密的研究。这样对于我们国家有害、横梗着我们去路的那些废物，便可一一加以铲除。
这次战争业已很明显地显示出我们许多的缺点。现在这正是我们矫正它们的合乎逻辑和合乎心理的时机。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每当战争的阴影迫近的时候，均发现有在政治上立即发动改组和革新的必要；负责的官员们也立即起而采取行动，以估计在战争方面，力量不足的种种可能后果，并准备必要的肃清措施，以应付一切紧急情势。现在战争已降临中国，我们应该同样办理，我们在行动上必须敏捷和过度，而在言论上则不妨迟缓和吝啬，俾免招来外人对我们有松懈和漠不关心的指责。
我在前面提到，由于自私自利者的愚昧，使我们的国家经济生活停滞不前，暮气沉沉。就我看来，自私自利乃是几种痼疾中最坏的一种，这几种痼疾为简单起见，可归纳为“七大痼疾”。它们是：（一）自私自利，（二）面子，（三）朋党，（四）失败主义（没有法子），（五）不求正确（差不多），（六）缺乏律己性，（七）规避责任。很久以前，它们结合起来延缓了我们崭露为一等世界列强的机会，而如今在此一战争中，它们又来延宕我们的胜利。尤其是更为真实的，有些人甚至冒着继续使人民贫困的危险，利用他们的地位，在爱国主义的庞大外衣之下隐饰他们的罪恶，以便自肥。发国难财乃是自私自利的另一种形式，或称揩油，这是全世界各地一切战争都具有的特性。然而，此一事实并不能使它的罪恶程度为之减少，我们应该猛烈地加以责斥。
在中国的重建大业中，我们必须记住，任何事业，不论大小，它的成功端赖参与其事的人能否放弃个人利益的思想或偏见，和能否从共同利益的客观立场来看全体。除非我们甘愿遵守这样的一种政策，否则每一个人都想任意而为，那么必将拖向各种不同的方向。结果将是活动虽然可能很多，却并非朝着一个方向前进，而是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