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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内外相连的灯火河流，只有城头的军灯闪烁在茫茫平原，恍若夜空稀疏的星星。
曾几何时，大梁城风华富庶独步天下，与齐国临淄、秦国咸阳、赵国邯郸并称天下四大都会。四都之中，若论真正的商贾汇聚百工云集士人流聚物流畅通，还得说以大梁居首。因为，齐国临淄毕竟僻处滨海之遥，士农工商或望而却步或鞭长莫及，诸般气象与大梁相比便稍显单薄。赵国邯郸虽为战国中期的后起大都，盛则盛矣，却多以大河之北的胡商、燕商以及天下任侠所向往，楚齐人士与治学之士则较少涉足，蓬勃之中便少了些许郁郁乎文哉的气象。时人所言质胜于文，此之谓也。秦国咸阳大出天下，自不待言，然终因与山东六国恩怨纠结，又因律法甚严，人流物流终归受了诸多限制，于是乎与邯郸类似，少了一些令人心醉的文明风华神韵。唯独这大梁，地处苍茫无垠的大平原，濒临大河而居天下腹心，水路宽阔，官道交织，车马舟步样样快捷，衣食住行件件方便，辐辏云集人物汇聚，蓬蓬勃勃而成枢纽之地。战国初期，大梁尚未成为魏国都城，已经是中原地带财货集散的工商重镇了。及至魏惠王时期筹划迁都，历经数十年营建扩展，于秦国夺取河西之地后正式迁都大梁，这座重镇遂以令人炫目的气势迅速崛起为天下第一大都会。当年苏秦对大梁的说法是：“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以异于三军之众！”也就是说，车马人流多得如同大军行进。张仪对大梁的说法是：“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陈（楚）至梁，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可见其交通便捷。但是，作为魏国都城的大梁，其特异不仅仅在于繁华便捷，而在于一种独有的神韵：她包容接纳了天下各色人物与列国滚滚财货，能够为任何行业提供最为广阔的天地，能使各色人等最为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出路，弥漫出一种战国独有的奔放张扬与自由进退精神。也就是说，特立独行地自由挥洒，绝不仅仅是一种士人精神，而是一种弥漫天下更聚结在大梁的人民风貌。时人言临淄云：“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究其实，大梁之谓也！
唯其如此，当魏惠王、魏襄王、魏昭王三代近百年，大梁始终是天下商旅百工的首选之地，是士人游学的神圣殿堂，是天下邦交角力的最大战场。历数战国名士，没有在魏国游学而能成为大家者，几如白乌鸦一般罕见。反过来，人流物流竟相汇聚，又大大地刺激了大梁的工商百业。那时的大梁，商社作坊鳞次栉比，名士学馆比比皆是，酒肆客栈遍地林立，珠宝皮毛盐铁兵器丝绸车马汪洋恣肆，天时地利人和具结交汇，大梁连仔细回味都来不及，便成了天下垂涎的首富大都。
“烁烁其华兮，煌煌大梁。”
“魏王，大梁金城汤池，秦人奈何哉！”
冷清空旷的长街上，魏王假与左丞相尸埕的对话飘荡在辚辚车声中。
午后时分，魏假正在与最心爱的几只猛犬嬉闹，太子右丞相魏炽匆匆前来，禀报了一则秘密消息：秦军王贲部已经平定了韩乱，于三日前班师回到了颍川郡的河谷驻地，有可能筹划攻魏！魏假思忖片刻，立即召来左丞相尸埕及大梁将军、河外将军会商。会商议题有两个：其一，如何就韩乱事对秦国说话？其二，秦军王贲部会不会攻魏？会商一个多时辰，大臣将军们一致认同了魏王假的两则决断：其一，韩乱之事秉承既往说法，咬定魏国从未参与支持韩国旧世族，因此，对秦不须回复，以免自召怀疑；其二，无论王贲是否攻魏，都要未雨绸缪，秘密向大梁调遣军马，并立即增强大梁城防。今夜立即巡视大梁城防，也是魏王当殿决断的。为此，大臣将军们很是赞颂了一阵魏王的深彻洞察。能如此快捷地做出决断，并得到大臣们如此拥戴，魏王假很为自己的用人之道及目下的庙堂权力框架欣然自慰：自魏武侯之后，魏国几曾有过如此同心协力之庙堂？中兴魏国，舍我其谁！
要解得魏假心绪，先得说说魏国目下的庙堂人物。
自迁都大梁，魏国国势不可阻挡地日渐衰落，与大梁都城的蓬勃风华之势形成不可思议的落差。其中奥秘，魏国人不解，天下人更不解，于是生出了种种议论评判。其中最令天下诟病者，是魏国的人才流失。自魏武侯死至目下魏假即位，魏国历经惠王五十一年、襄王二十四年、昭王二十年、安趋王三十五年、景滑王十六年，共五世一百四十余年。这一百余年中，从魏国走出的名将名相名臣名士举不胜举。尤其是秦国名相名臣，几乎有八九成来自魏国。与此形成反差的是，除了一个信陵君，魏国在百余年中没有出过一个名将一个名相。于是，天下遂有了“魏才人用”之口碑。尽管魏国几代君王都不认这个口碑，可人才依旧在流失，魏国依旧没有当国栋梁。
魏假即位，很为这一口碑懊恼，决意搜求贤才中兴魏国。魏假聪敏好学，冥思苦想地归总出了魏国衰落的两则弊端：其一，用人不当。虽然魏假很不情愿承认这个弊端，但终归是天下公议，魏假还是认了。后来，魏假的这一胸襟很是被大臣们颂扬了一阵子。其二，权臣太重，使魏国庙堂不能有效决策，魏王决断每每受阻。魏假熟悉国史，认定君权受压的最大前车之鉴，是曾祖父魏昭王的少子信陵君权势过重的恶例。山东六国都对这个信陵君赞颂崇敬有加，自认学问有成的魏假却以为：信陵君盗窃兵符、击杀大将、擅自调动大军救援赵国，这是三桩等同于叛乱的大罪，在任何邦国都是不能不严刑处置的，可在魏国，居然能重新接纳信陵君返国并再次当权领政，祖父安釐王当真不可思议，天下人因此而抨击魏国不纳人才，同样不可思议。基于此等深思熟虑，魏假认定了一个不可动摇的根本：无论多大的贤才，都不能对魏王的权位构成胁迫，否则，不是真正的贤才。为此，必得谨慎遴选贤才，必得妥善构架庙堂权力。
庙堂权力，除了国君，第一个位置自然是丞相。
战国官制，各国虽略有不同，然到战国末期，事实上已经是大同小异了。就其趋同之势的根源而言，魏国可说是战国新官制的发端者。在文侯武侯及魏惠王前期，魏国在李悝变法邦国富庶之后，又确立了国君、丞相、上将军三权同领国政的庙堂权力体制，简洁明确，决策及施行效率大增，魏国迅速由富而强。魏文侯之世，李悝为相，乐羊为将，其时之黄金组合也。魏武侯之世，田文为相，吴起为将，又一次黄金组合也。魏惠王前期，公叔痤为相，庞涓为将，也算得颇具实力的庙堂架构了。魏国开创的三权制之所以有实效，根本点在于丞相开府制。开府者，丞相建立独立官署（府）而统辖百官处置政务，大体类似于后世的总理内阁制。上将军虽然也是开府，但只限于处置日常军务与战场统辖权，而成军权与调兵权则归君主，所以其开府不能与丞相开府相比。而君主的权力，则通过原发性军权（成军权、调兵权、任将权）与用人权、赏罚权等等实现总体控制。从总体上说，虽然君权依然是最大权力，但开府相权与开府将权也具有很大的独立性，比后世的层层叠叠制约要简洁明快得多。这种极具实效的官制很是符合大战连绵的战国，所以迅速为天下所仿效。商鞅的秦国变法，便在秦国建立了以魏国官制为底本的新官制，轴心便是丞相开府。其余各国变法所建立的官制，也都大体靠近魏国范式。因此，到战国末期，各国的丞相都是总领国事而居百官之首，成为最重要的庙堂首席大臣。
唯其如此，魏假不能不对丞相权力慎之又慎。
魏假思谋出了一个颇具新意的丞相方略：丞相职两分，设右左两丞相；依魏国尚右传统，右丞相居首，左丞相辅之；如此相权两分，对君权很难构成威慑，可谓两全其美。然魏假还是意犹未尽，又一番思虑，一个新方略又陡然闪现——以太子为右丞相，可谓万全！太子是自己的儿子，是法定的国家储君，兼领丞相既能使大权不旁落，又能使太子锤炼政务之能，岂非天衣无缝哉！思谋一定，魏假大感舒畅，立即下书朝野：魏王天下求贤，期盼相才中兴大魏，臣民人人得举荐，名士人人可自荐。之所以如此，是魏假已经谋定了行事方略：只有在选定左丞相之后，才能宣布太子任右丞相，否则，魏王求贤之名会大打折扣。
王书颁下之初，魏国朝野很是振奋了一阵。臣民们都以为这个魏王是个中兴明君，颂扬之余纷纷举荐人才。大梁原本物华天宝之地，纵然气象大不如前，毕竟还是天下士人荟萃地之一。于是，半年之内臣民三千余件上书，举荐自荐各色人物三百余。开始，魏假还耐着性子以当年魏惠王接见孟子的隆重礼仪为范式，在王城大殿先后十几次召见了二十六个名士，其中不乏法儒墨道各大家的著名弟子。然则，这些名士不是大谈变法强国，便是大谈整肃吏治。除此之外，这些名士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明确提出，要魏王“复初魏相权，复先王开府之制，用才毋疑”。魏假顿时心下冰凉，深觉时下士子们不识时务——方今秦国独大泰山压顶，不言保国而侈谈变法强国，还要拥有先王时的相权，这不是明明白白要做权臣么？岂有此理！
于是，魏假不再见任何一个士子，只秘密下书太子掌管的招贤馆：举凡入朝士子，但有资质者一律任为博士，赐其高车骏马并一座三进府邸，不任实职。不想如此一来，半年之间，魏国庙堂便有了一百多个峨冠博带的博士。博士者，当年魏惠王为对付孟子等博学大师与各学派人才而设置的一种官职也。博士的职责规定是：“掌通古今，备顾问。”就实说，是没有任何实际职掌的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