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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海芋花，据《本草纲目》记载，方士号为“隔河仙”，可以点铁成金。这就难怪许多人不怕其大毒，不厌其奇臭，争着“攀龙附凤”了。海芋花开后，花蕊直冲上天，蕊穗如观音像在佛光之中的样子，故俗呼为“观音莲”，《玉册》中称为羞天草。观音莲状其美，羞天草言其酷，美姿艳容，自不必言。
这还真有点像当今的许多腕儿、款儿呢！也难怪英国人莱福士把它从苏门答腊引植到伦敦植物园，宁爱其美，不惧其臭，宁可繁荣了花园，臭了左邻右舍！
海芋花臭气熏天，自然没有滋养人类的花蜜，美丽的蝴蝶和辛劳的蜜蜂都避之惟恐不及，可喜爱逐臭的苍蝇和甲虫却是如获至宝，纷纷为之传播花粉，使其不断繁衍，以免绝种。这就是物以类聚吧？
海芋花硕大无朋，人称大王花，又叫霸王花，当今若有人写百花诗，会不会赞美它呢？晋人爱菊花，“菊，花之隐逸者也”；唐人爱牡丹，“牡丹，花之富贵者也”；宋人爱莲花，“莲，花之君子者也”；今有人爱海芋的，会不会也因其臭而信口为之大唱赞歌？我想，谁也禁不了别人之口。常言道，萝卜咸菜，各有所爱。北齐的刘昼在《刘子·言苑》载：文王嗜胆，曾晰嗜枣。胆苦枣酸，圣贤甘之。记忆中，英国有这样一句谚语：即使把青蛙放在安乐椅上，它还是要跳进烂泥塘。
如此说来，逐臭也未必是不正常的。五光十色的世界，五彩缤纷的人世，即使是腐臭，一如臭豆腐，自然有人称其甘如荠；甚至象征邪恶的毒蛇巨蝎，也照例有人我见犹怜。所有这些，恍若霄壤的“两重性”，反而让人印象深刻，浮想联翩呢！而毒素则是可怕的，何况没有以毒攻毒之效的植物。
李时珍不愧是严谨的医者和学者，学识使其明白，睿智促其警醒。在“海芋”条下，他附录了“亦有大毒，误食杀人”、“如此毒草，不可不知”之句，这不啻是醒世恒言、警世明言呢！“文不如其人”
如今的人，对于孔老夫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是压根儿做不到的，对于鲁迅先生所说的“时时严于解剖自己”，恐怕也难觅这样的楷模，有嘴说别人，无嘴犯自身的主儿倒是司空见惯寻常事。其实，如今的标准也要降低一点，也不必如此严肃严格，但到一定时候深省一下个人行为，反思一些处世待人的做法，倒也是有些益处的，特别是鼓捣文字出思想的人儿。如我，也常写点自以为风雅韵致、心高气激的东西，也弄点劝人悟道、参透世间事、望穿人生路的文字，但碰到现实问题，处于生活激流，也感到本人有些精神苍老，境界苍白了。有时候，甚至有点“文不如其人”，这于我们这些做事而不屑作秀的人来说，当要警觉的。自然，还有的人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海阔洋洋，云水泱泱，但是产生的是“文章慷而激昂，做人总是猖狂”的效应，那就更伤脑筋了。
“文不如其人”者，其实不乏其人。写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李绅，一派忧国忧民的样子，但据知他却对家民亲戚甚为不屑一顾，他当了宰相后，原来被他称叔叔的乡农李元，反而要叫他叔叔了。诗人王维有个弟弟叫王缙，据说诗写得与其兄不相伯仲，但因贪小爱财，其诗句就大打折扣了。王维在杜甫笔下赢得了“高人王右丞”的美誉，王缙则少有人记得他了。谢灵运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本是王谢高门，有着难以数计的田产和荣耀，但他欲壑难填，千方百计搞田地领土扩张，竟然将别人赖以为生的湖沼霸占，决之为田，课以租税。颇似宋代诗人范成大的“近闻湖面亦收租”；犹如三十年代刘师亮的讽刺性对联：“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惟有屁无捐。”谢灵运收了众多的良田和租税，当然无温饱之虞，故能寄情山水间，吟诗作画，他曾经很自负地说，设若天下之才有“一石”，曹植有“八斗”，古今诗人占“一斗”，自有“一斗”是他的。天下之财他有八斗倒是一点都不假，有财有才都令人高兴，但因才高而蛮横夺财，那就太霸道、不地道了。
名士的风雅也有假装的，为人所避讳，似乎不足与外人道，其实不然。“竹林七贤”的王戎就是亲自拿着筹码算账，犹如今之计算器一样计较分毫。更为恶劣的是他家的李子很好，怕人买去作种子，于是他绞尽脑汁想出一招，取李核后拿到市场去卖，名之曰卖肉不卖骨。善于写悼词墓志铭的那个潘岳，做买卖也很来劲，一副唯利是图的样子。其实名干只是一代号，他们内心的肮脏鲜为人知。当然，古代的士人更多独善其身，洁身自好的。有秀才去京赶考，要过桐庐严子陵钓台，曾是“怕见先生面，夜半过钓台”。大凡要看文人之文品与人品，有一条民间约定俗成的话大可用来一试，那就是“听其言，观其行”。唐代诗人李白当年气昂昂登高一呼：“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事实上他对权贵确实表现出一股凛凛傲气的，两者可谓言行一致。“闲来写副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检点江南才子唐伯虎的行为，也绝不是文过饰非的。而疾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鲁迅，“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朱自清，那更是一言重九鼎，人品驭文品，或诗或文之中，或嬉或骂之间，全是从血管里喷涌而出的男儿热血，绝无一点掺假！
还有的文人，写文说教一副“钱财似粪土，仁义值千金”
的样子，钱一到手，便说钱脏，人与钱好像是冤家。尤其是读书人，还不如苏秦的嫂嫂坦白，苏秦问她为何前倨后恭，答曰：以你老三位高而多金也。南怀瑾先生曾批曰：“好一个苏大嫂，可以浮一大白。”这位苏大嫂爱钱爱财一股俗气势利相，但她俗得真实，讨了便宜不卖乖。赞扬她的南怀瑾先生也是一位坦荡坦率之人。他先生曾开玩笑说：“人是钱做出来的，没有钱不好做人。”只不过不要应验那句“钱是绳索，不是猪”的偈语，便是一位通达之人。此言甚受用。其实，文人的诗文，这是作者心灵里感情世界的流露，纵观中国历史，屈原假如没有一片忧国忧民的火热情怀，那囊括宇宙的《天问》恐怕生命力也不会如此旺盛。杜甫如果没有爱国悯民的感情，那么他的诗作怕也是苍白无力的。
中国文坛历来重视人品与文品的关系。孔子在这方面有重视德行与言语之间关系的语录；荀子也说过为文者心要纯的话。今天对我们为社会提供精神食粮的人来说，灵魂若具有真善美的德操，则给人的艺术作品才会产生更强大的震撼力。否则“文不如其人”，尽管说得“东边日出西边雨”，那也只会产生“人家读着文章，反而指点脊梁”的效应。
先生们、女士们，你们说是不是？
“道德保健”
人间四月天，时闻春消息。近来就有南北两地的两则新闻让人感到春深如海在后面呢！一则说的是深圳市开展“学史立德”行动，重倡道德文明；二是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专意开设德育课，让大学生们重温“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救人”等故事。由此，社会学家纷纷评论：对现代人进行“道德保健”十分重要，很有必要。
崇德，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立德，是中华儿女的人生境界。这补上的必要一课，实是对有的人“缺德”而出手下招的。君不见，在有些地方寻人问路也要一手交钱，一手指路了。前些时候，沪上竟有“蹲厕扒分族”：有的人占着茅坑不拉屎，一心只赚臭味钱，要让位么，且拿钱来。这铜臭也实在臭得太不可闻了。毋庸讳言，这类缺少道德的勾当现今不少，有凶神恶煞强索钱财的，有温文尔雅巧设骗局的，有挖空心思诈人钞票的，有别出心裁图谋不轨的。许多以前觉得是“天方夜谭”的，如今是见惯习惯了；不少以前为人所不齿的，如今则见怪不怪了。虽然，这些只是莺歌燕舞中的几声蚊叫蝇嗡，只是红日阳光下的几缕灰尘污垢，但却败坏世道人心，污染精神文明，有悖时代进步，实在小视不得。
大哲学家康德说过：这世界唯有两样东西能使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光，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标准。现今，崇高还有，道德还有，权威还有，可这些古代人做人处世的法宝，在一些人心目中就像四月的风筝，被越放越高，甚至最终断线。
所有这些，诚如一些社会学家呼吁的那样：现代人需要“道德保健”，想想也真是的，“保健”这两个字，这几年在我们的物质生活中何其吃香。从手里捂的杯子，口里喝的补汁，到脚下穿的鞋子，甚至山里的清泉、农家的土货，无不沾了“保健”之光。我们真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燕之窝、鳖之精，无所不采；蚁之神，参之气，无所不用，每年都有上百种新品上市，从来也没有看见过人民群众像今天这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然而，我们能不能也匀出点时间来进行“道德保健”呢？今天，历史条件完全不同了，中国人早站起来了，不但精神和体质都强了，寿命也长了，我们不再是“愚弱的国民”了。但是我们精神上的东西怎么样呢？我们灵魄中的寄托又怎么样呢？这恐怕是要问一问的。也就是说，人之道德，做人的根本，同时也包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孝敬之心，如不加以“保健”，自然养不成浩然之气、堂堂正气、勃勃生气，就会丧失人格，缺乏人品，随时随地会将道德在拍卖师的棒槌下廉价卖出，把良心掩埋在冲天而起的高楼大厦的地基之下，如此赚钱，不怕钞票烫手，财物烧心！如此做人，岂不若行尸走肉，酒囊饭袋！
“百行德为首”。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认为，所有的良好行为中，讲道德居于首位。道德修养强调“仁、义、礼、智、信、孝、悌、恭、让、俭”，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