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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雨敲窗 朱国良著-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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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海芋花,据《本草纲目》记载,方士号为“隔河仙”,可以点铁成金。这就难怪许多人不怕其大毒,不厌其奇臭,争着“攀龙附凤”了。海芋花开后,花蕊直冲上天,蕊穗如观音像在佛光之中的样子,故俗呼为“观音莲”,《玉册》中称为羞天草。观音莲状其美,羞天草言其酷,美姿艳容,自不必言。
  这还真有点像当今的许多腕儿、款儿呢!也难怪英国人莱福士把它从苏门答腊引植到伦敦植物园,宁爱其美,不惧其臭,宁可繁荣了花园,臭了左邻右舍!
  海芋花臭气熏天,自然没有滋养人类的花蜜,美丽的蝴蝶和辛劳的蜜蜂都避之惟恐不及,可喜爱逐臭的苍蝇和甲虫却是如获至宝,纷纷为之传播花粉,使其不断繁衍,以免绝种。这就是物以类聚吧?
  海芋花硕大无朋,人称大王花,又叫霸王花,当今若有人写百花诗,会不会赞美它呢?晋人爱菊花,“菊,花之隐逸者也”;唐人爱牡丹,“牡丹,花之富贵者也”;宋人爱莲花,“莲,花之君子者也”;今有人爱海芋的,会不会也因其臭而信口为之大唱赞歌?我想,谁也禁不了别人之口。常言道,萝卜咸菜,各有所爱。北齐的刘昼在《刘子·言苑》载:文王嗜胆,曾晰嗜枣。胆苦枣酸,圣贤甘之。记忆中,英国有这样一句谚语:即使把青蛙放在安乐椅上,它还是要跳进烂泥塘。
  如此说来,逐臭也未必是不正常的。五光十色的世界,五彩缤纷的人世,即使是腐臭,一如臭豆腐,自然有人称其甘如荠;甚至象征邪恶的毒蛇巨蝎,也照例有人我见犹怜。所有这些,恍若霄壤的“两重性”,反而让人印象深刻,浮想联翩呢!而毒素则是可怕的,何况没有以毒攻毒之效的植物。
  李时珍不愧是严谨的医者和学者,学识使其明白,睿智促其警醒。在“海芋”条下,他附录了“亦有大毒,误食杀人”、“如此毒草,不可不知”之句,这不啻是醒世恒言、警世明言呢!“文不如其人”
  如今的人,对于孔老夫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是压根儿做不到的,对于鲁迅先生所说的“时时严于解剖自己”,恐怕也难觅这样的楷模,有嘴说别人,无嘴犯自身的主儿倒是司空见惯寻常事。其实,如今的标准也要降低一点,也不必如此严肃严格,但到一定时候深省一下个人行为,反思一些处世待人的做法,倒也是有些益处的,特别是鼓捣文字出思想的人儿。如我,也常写点自以为风雅韵致、心高气激的东西,也弄点劝人悟道、参透世间事、望穿人生路的文字,但碰到现实问题,处于生活激流,也感到本人有些精神苍老,境界苍白了。有时候,甚至有点“文不如其人”,这于我们这些做事而不屑作秀的人来说,当要警觉的。自然,还有的人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海阔洋洋,云水泱泱,但是产生的是“文章慷而激昂,做人总是猖狂”的效应,那就更伤脑筋了。
  “文不如其人”者,其实不乏其人。写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李绅,一派忧国忧民的样子,但据知他却对家民亲戚甚为不屑一顾,他当了宰相后,原来被他称叔叔的乡农李元,反而要叫他叔叔了。诗人王维有个弟弟叫王缙,据说诗写得与其兄不相伯仲,但因贪小爱财,其诗句就大打折扣了。王维在杜甫笔下赢得了“高人王右丞”的美誉,王缙则少有人记得他了。谢灵运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本是王谢高门,有着难以数计的田产和荣耀,但他欲壑难填,千方百计搞田地领土扩张,竟然将别人赖以为生的湖沼霸占,决之为田,课以租税。颇似宋代诗人范成大的“近闻湖面亦收租”;犹如三十年代刘师亮的讽刺性对联:“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惟有屁无捐。”谢灵运收了众多的良田和租税,当然无温饱之虞,故能寄情山水间,吟诗作画,他曾经很自负地说,设若天下之才有“一石”,曹植有“八斗”,古今诗人占“一斗”,自有“一斗”是他的。天下之财他有八斗倒是一点都不假,有财有才都令人高兴,但因才高而蛮横夺财,那就太霸道、不地道了。
  名士的风雅也有假装的,为人所避讳,似乎不足与外人道,其实不然。“竹林七贤”的王戎就是亲自拿着筹码算账,犹如今之计算器一样计较分毫。更为恶劣的是他家的李子很好,怕人买去作种子,于是他绞尽脑汁想出一招,取李核后拿到市场去卖,名之曰卖肉不卖骨。善于写悼词墓志铭的那个潘岳,做买卖也很来劲,一副唯利是图的样子。其实名干只是一代号,他们内心的肮脏鲜为人知。当然,古代的士人更多独善其身,洁身自好的。有秀才去京赶考,要过桐庐严子陵钓台,曾是“怕见先生面,夜半过钓台”。大凡要看文人之文品与人品,有一条民间约定俗成的话大可用来一试,那就是“听其言,观其行”。唐代诗人李白当年气昂昂登高一呼:“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事实上他对权贵确实表现出一股凛凛傲气的,两者可谓言行一致。“闲来写副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检点江南才子唐伯虎的行为,也绝不是文过饰非的。而疾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鲁迅,“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朱自清,那更是一言重九鼎,人品驭文品,或诗或文之中,或嬉或骂之间,全是从血管里喷涌而出的男儿热血,绝无一点掺假!
  还有的文人,写文说教一副“钱财似粪土,仁义值千金”
  的样子,钱一到手,便说钱脏,人与钱好像是冤家。尤其是读书人,还不如苏秦的嫂嫂坦白,苏秦问她为何前倨后恭,答曰:以你老三位高而多金也。南怀瑾先生曾批曰:“好一个苏大嫂,可以浮一大白。”这位苏大嫂爱钱爱财一股俗气势利相,但她俗得真实,讨了便宜不卖乖。赞扬她的南怀瑾先生也是一位坦荡坦率之人。他先生曾开玩笑说:“人是钱做出来的,没有钱不好做人。”只不过不要应验那句“钱是绳索,不是猪”的偈语,便是一位通达之人。此言甚受用。其实,文人的诗文,这是作者心灵里感情世界的流露,纵观中国历史,屈原假如没有一片忧国忧民的火热情怀,那囊括宇宙的《天问》恐怕生命力也不会如此旺盛。杜甫如果没有爱国悯民的感情,那么他的诗作怕也是苍白无力的。
  中国文坛历来重视人品与文品的关系。孔子在这方面有重视德行与言语之间关系的语录;荀子也说过为文者心要纯的话。今天对我们为社会提供精神食粮的人来说,灵魂若具有真善美的德操,则给人的艺术作品才会产生更强大的震撼力。否则“文不如其人”,尽管说得“东边日出西边雨”,那也只会产生“人家读着文章,反而指点脊梁”的效应。
  先生们、女士们,你们说是不是?

  “道德保健”
  人间四月天,时闻春消息。近来就有南北两地的两则新闻让人感到春深如海在后面呢!一则说的是深圳市开展“学史立德”行动,重倡道德文明;二是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专意开设德育课,让大学生们重温“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救人”等故事。由此,社会学家纷纷评论:对现代人进行“道德保健”十分重要,很有必要。
  崇德,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立德,是中华儿女的人生境界。这补上的必要一课,实是对有的人“缺德”而出手下招的。君不见,在有些地方寻人问路也要一手交钱,一手指路了。前些时候,沪上竟有“蹲厕扒分族”:有的人占着茅坑不拉屎,一心只赚臭味钱,要让位么,且拿钱来。这铜臭也实在臭得太不可闻了。毋庸讳言,这类缺少道德的勾当现今不少,有凶神恶煞强索钱财的,有温文尔雅巧设骗局的,有挖空心思诈人钞票的,有别出心裁图谋不轨的。许多以前觉得是“天方夜谭”的,如今是见惯习惯了;不少以前为人所不齿的,如今则见怪不怪了。虽然,这些只是莺歌燕舞中的几声蚊叫蝇嗡,只是红日阳光下的几缕灰尘污垢,但却败坏世道人心,污染精神文明,有悖时代进步,实在小视不得。
  大哲学家康德说过:这世界唯有两样东西能使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光,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标准。现今,崇高还有,道德还有,权威还有,可这些古代人做人处世的法宝,在一些人心目中就像四月的风筝,被越放越高,甚至最终断线。
  所有这些,诚如一些社会学家呼吁的那样:现代人需要“道德保健”,想想也真是的,“保健”这两个字,这几年在我们的物质生活中何其吃香。从手里捂的杯子,口里喝的补汁,到脚下穿的鞋子,甚至山里的清泉、农家的土货,无不沾了“保健”之光。我们真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燕之窝、鳖之精,无所不采;蚁之神,参之气,无所不用,每年都有上百种新品上市,从来也没有看见过人民群众像今天这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然而,我们能不能也匀出点时间来进行“道德保健”呢?今天,历史条件完全不同了,中国人早站起来了,不但精神和体质都强了,寿命也长了,我们不再是“愚弱的国民”了。但是我们精神上的东西怎么样呢?我们灵魄中的寄托又怎么样呢?这恐怕是要问一问的。也就是说,人之道德,做人的根本,同时也包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孝敬之心,如不加以“保健”,自然养不成浩然之气、堂堂正气、勃勃生气,就会丧失人格,缺乏人品,随时随地会将道德在拍卖师的棒槌下廉价卖出,把良心掩埋在冲天而起的高楼大厦的地基之下,如此赚钱,不怕钞票烫手,财物烧心!如此做人,岂不若行尸走肉,酒囊饭袋!
  “百行德为首”。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认为,所有的良好行为中,讲道德居于首位。道德修养强调“仁、义、礼、智、信、孝、悌、恭、让、俭”,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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