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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知何时始，生活中的为考证而考证的“考证术”却越来越缭人眼花，令人懵懂。诸如鲁迅爱吃风干荸荠，曹雪芹喜欢喝什么老酒，林黛玉的头发是黑是黄，那拉氏喜穿的衣服考据之深之专确实令人钦佩。只是此类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大大地诋毁了“考证学”的名声。
更叫人忧虑的是，有一种更无聊透顶的考证，简直叫你寒心。有一位德才兼备的青年，被“伯乐”相中，提上了领导岗位。实践表明，这“千里马”的确是“马作的卢飞快”，能负重担，驰涉长途的。可是这却忙坏了某些考证“专家”们，又是考证“伯乐”其人，“千里马”之特征；又是考证两者之间的什么关系，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搞博引，找旁证，考证之下，抓住蛛丝马迹，大放厥词，肆播碎语，以逞中伤之能事。
如果说这种居心叵测的“考证术”可恶可鄙，那么另一种“考证术”则又很易遮人眼目。某单位来了一位新上任的领导，便有人利用各种渠道和关系，考证起这位干部的脾气资格和“来头”，捉摸起他的个性和为人。一旦掌握了被考证的来龙去脉，就做起手脚来了。打多响的雷，下多大的雨，似乎是“七品芝麻官”就无论如何不敢审“诰命夫人”似的。这种考证，也正说明有的人做了亏心事，心里虚得很，使出这并不高明的一招。还有的人则想“考证”一点能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以便趁虚而入，其目的还是想浑水摸鱼罢了。
的确，我由衷地佩服那些“考证”在这种事上考证的严谨，有的不仅肯花力气和精力，而且还大有“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的精神，但只是用在了精于搞不正之风上，且十分卑琐和庸俗，这就有着“独怆然而涕下”的悲哀了。应该说，我们一切正直、积极的人们，值此改革之际，“多少事，从来急”，根本无暇来所谓这种“考证”，如果有必要对这种“考证术”也进行一点考证的话，我看只有洞若观火的两个字便足够了，曰：为私。无言可畏说一件近事，信不信由你。某单位有位领导，总认为自己文明、开明又精明，往往谁的意见都不听，总是我行我素自以为是。一次上面下去考查干部情况，当座谈会上征求对这位干部意见时，任凭主持会的同志怎样开导启发，大家终是缄口不语闷声不响。“于无声处”潜在着“可畏”的声音。
大凡造成“人不言”这种情况的，都有一种发展过程。开始往往是群众出于对干部的爱护，对事业的热爱，对他们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单位管理等问题提出规劝和建议，真诚地希望他们能够改弦更张，幡然改进。应该说这种“人言”，“一片冰心在玉壶”，是极其宝贵的。
可是，一见对方是“大水冲冲，石头不动”；甚至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人”那样对待的，心就“凉”了半截，话就少了许多，此举虽说有些消极，主要问题还出在有的人不欢迎挑刺、“一触即跳”这个老毛病上。对待群众真诚的“人言”反感，那还有谁愿意再咳嗽一声呢！
为什么要“广开言路”，其中的道理人人皆知。不过，好多人对此依然是表里不一。如此，就怪不得群众“只说三分话”，或者嘴上加锁了。假如一个部门，一个单位，呈现出这种局面，领导者尽可以沾沾自喜，似乎没有“反对”自己的了。而这“无声”是群众与领导者离心离德的表示，也就等于其领导者威信丧尽，自己“禁闭”了自己，还有什么比这更可畏的呢？
不忌讳地说，我们今天毕竟不是生活在《镜花缘》中描绘的君子国里。有时候要搞些改革一类的正经事，流言蜚语如风刮，污言秽语似雨下在一定的时候也在所难免。对诸如此类人言的可畏，鲁迅先生早年就借一代电影明星阮玲玉之死而进行过针砭。
然而先生他到底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他又说：“人言之中有各式各样的人言”。避开那些不负责任的瞎议论、乱指责不说，“人言”中便有可鉴之处和可喜的地方。比如说时下人们思想活跃，谈国事，议改革，讲落实，说效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在一些基层单位里，不少事情还引起争议，很有一些畅所欲言的“小气候”。这些“人言”，有的是较好的建议和意见，有的表露出对改革的渴望和热情，闻之真有如沐春风之感。对这样满怀热情、一腔热血的“人言”，我们无动于衷，甚至还横加指责，久而久之，人们自然嘴上挂锁，惜言如金，使得“无话可说”，“不想再说”
了。失去真言，失去诤言也失去群众，这不是很可怕的事么！
改革需要一个和谐的舆论环境。这个环境的创造并非只是杜绝流言蜚语而已，还需要议论纷纷，也就是大家都来关心改革，关注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关爱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西汉刘向的《新序》里记载，郑国的子产为国相时，乡校的人每每议论朝政，有人建议毁掉乡校，子产却认为“其所善者，吾将行之；其所恶者，吾将改之”。从这方面来说，良好的舆论环境也需要改革者来创造，也就是应该在种种“人言”中听出一些“雨打芭蕉”，“空谷传音”的声音，况且不少都是群众满腔热情的心声，是他们“为你好”，“为事业好”的肺腑之言，我们虚怀若谷地听一听，真心实意地记一记，真抓实干地改一改，这有多好！从而或作借鉴，或作改进，如此而为，这种“人言”岂不变得可鉴、可取、可喜了！变色龙·画皮·假廉《人与自然》是我爱看的一个电视栏目。一次，看到一则“变色龙”的趣闻。这“变色龙”，又名“石龙子”，可随着季节和植物颜色的变化而变化，真是神妙极了。
当然，这类动物的“保护色”，是为了不被强敌果腹，如此伪装，实是一种生存手段。但是有些人特别是贪官在生活中的“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伎俩，倒是值得我们警惕的，请看实例
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每年到岳父母家探望都轻车简从，再忙也要坚持在茅屋草舍里住上一宿。甚至还走进满是鸡粪的村民家里，抱起浑身泥土的乡下娃娃亲脸，和农民们一样对腐败现象义愤填膺而恰恰就在这段时期，他口袋里的非法收入以每个月３３万元的惊人速度飞涨。
原盐城市人大主任祁崇岳，在人们眼里只是一个经常穿着洗得发白的旧风衣，以一碟咸菜佐餐的平易近人的老头。然而，也正是这个老头，却信奉“钱多办大事、钱少办小事、没钱不办事”的信条，竟将处心积虑弄来的１００多万元钱放了高利贷。
被判十年徒刑的原安阳市市长杨善修，又是一名“装廉”高手。他的办公室中，有他同一位农民在田间的合影，借以体现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风范。杨的家里最惹人注目的是客厅正前方的一对条幅：“贤者灵怀与竹同，世间清品至兰极”。这位贪官竟把自己比为刚正清直的竹兰，简直是欺世盗名的表演。当他将大把大把的钞票装入腰包时，脸上的表情一定是妓女卖春后职业性的微笑，抑或是骗子成功后才有的忘形得意。
“装得老实模样，却是蛇蝎心肠”。看看这些淋漓尽致的“装廉”表演，我脑海中旋即跳出这句民谣。当然，如此“变色”的“装廉”高手，还为数不少。这类贪官使我又想起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所写的《画皮》故事：一个面目狰狞的吸血鬼幻化成貌若天仙的美女，专以其美貌媚人，一旦谁上当就会吸干其精血，使之气绝身亡。后一得道高人降伏此妖，善良的人们看到的仅是留在地上的一张美女人皮而已。感谢“写人写妖高人一等”的蒲公，为我们留下了警世醒人的“前车之鉴”。
其实此类谬种不独今日才有。宋朝时，夏英公到安陆选拔合格的“第二梯队”，有人推荐王某，因其粗衣淡食，行为绝对廉慎，他的马瘦得只能移步。因此他在英公的粗粗考察之下，穿着草鞋子上了任。一上任就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亲人告诫他，他说：我善伪装，必无败露。然而王某的下场并不妙。翻翻中国历史，“举秀才，不知书”的虚伪，“举孝廉，父别居”的假冒，不在少数。但总是得逞一时，不能得意一世。
现今的贪官们暗地大肆贪污受贿，明里又争做廉洁奉公的“好干部”，可谓是装廉掩腐，假作正经，“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也许他们没有想到鲁迅先生一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但有限”；也许他们忘了陈毅元帅一名言：“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但无论骗术有多高超，伪装有多巧妙，“变色”何其迷人，“画皮”何等绚烂，正如一副对联所揭示的那样：“得权即称霸，哪记真理灼灼？假公而济私，须知法网恢恢”，干坏事，做恶事，终究要露出“麒麟皮下的马脚”。
“舟必漏而后入水，土必湿而后苔生”。一个入只有摒弃贪欲、邪欲，才能永葆清白之身，才是人间正道，才有康庄大道。自以为得计，惯用“假面具”，装出老实样，采用瞒天过海之法，施用偷梁换柱之计，运用李代桃僵之术，终不能得逞一世。“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这是一条永恒的真理，也是我们惩治腐败的钢铁手段，如若谓之不信，敢请拭目以待。
末了，感到还要饶舌一句：我们不是常说“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么！这固然是对的，可君不见腐败分子的手法也在高明、巧妙起来么！作为好猎手也要常常研究狐狸日益伪装的伎俩才是。说话多了，也不知偏题了没有，打住罢！
“小黄鱼”现象
报上说每周吃点海鲜对身体有好处。现在生活好了，条件有了，对于我这类“短短长长，写些凑凑拼拼文句，多多少少，挣点零零碎碎稿酬”的人来说，还是可以做到的。海货之中，我偏爱黄鱼，记得小时候，那真不是奢侈的东西，比肉还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