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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还出现了不少打引号的朋友，利益放头上，信义放一旁，当面拍胸脯，事后掸屁股的且不说它，更有甚者：朋友妻不可欺本是明训，但常有老婆是别人的好，儿子是自己的好的念头冒出来，就会兔子也吃窝边草：朋友妻，不客气。
“朋友的钱最好骗”，因为借着走味的信任，披着虚伪的外衣，往往就从身边事做起，从要好人下手了。对于“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的“朋友”，温雅且有修养的人们，往往“看破不说破，依然做朋友”，这在以后自然是处处提防，时时小心了。而大多火暴刚烈的人儿，则会朋友顷刻成仇人，最起码也是“将军上马，各奔前程”，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了。
交朋友不仅要慎，还得有点前瞻性。以我对人生世事的领悟，人可以当大官发大财过荣华日子，享受比平常人更多的美好东西，但是当有一天这样的好日子像黑板上的字被擦掉，忽然想交几位朋友说说话，却发现真正的朋友没有几个，这恐怕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了。有人说晚年生活的一乐，就在于有一点老底，有一个老伴，有几位老友，则足矣！此话讲得精妙，也是人生之大悟！
破译“暗示学”
中国人聪明，不事张扬，表达思想往往委婉机巧，不屑直露，常用暗示，指东说西，指山说水，指桑骂槐，含沙射影，于弯弯绕绕中包含了一种处世艺术，即使对一件事情很有看法，但从语言表达出来中往往是拐弯抹角，需要人们去细细品味，慢慢掂量的。在这方面，古诗中“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句子，似都可作为注脚和佐证。
于是在现实生活中，评衡一个人是老成还是稚嫩，要看你是否善于破译别人的暗示，能够十分机敏地辨出何者为辞令，何者为真意。所谓听唱听声，听话听音是也！时下，去餐厅上澡堂，赞扬别人服务如何如何好，恐怕是毫无意义了。
而小姑娘、小伙计们暗示你掏出点小费来，倒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了。再比如你晚上到别人家作客，主客之间东拉西扯到一定时候，主人或感疲惫，或另有要事，或对话题感到不快，有话不投机之感，便会借口明日起早，还会把茶斟得满满的，这是一道无声的逐客令，如果你还头上顶个萝卜，那就背时了。
不过这还属于生活琐事中的“暗示学”，破译水平高低无关宏旨。倘大事，人家向你冷笑，你还当是微笑，犯了傻便会吃苦头了。宋朝时有个叫安童伯的到四川出任刺史。安童伯打听到当地有邓某家财万贯，且是善弈的款爷。安童伯召其对弈，落子迟缓，从朝到暮，又不与饭食。那时又没有今天的“康师傅”之类，可怜邓某每日饥肠辘辘，还要勉强应召。而安在自己府上有吃有喝，精神倍增。邓某不堪其苦，问计于宾朋，想弄清安大人这是何种棋风。有高人指点迷津道：安大人非为棋也，为银子也。邓某恍然大悟，封好银子敬上，这场饿腹式马拉松对弈才告终局。安大人有耐心、有心计的暗示艺术也未免太高深了。
想来中国的学科真是五花八门，博大精深，自然学、历史学自是老学科了，厚黑学、玄学之类这几年也是独辟蹊径，重出江湖。大凡形成“学”就是有了市场，成了一定的气候。在这方面，“暗示学”犹如蛰伏经年，修功多载的蛇虫，经过一番精心打扮，开始粉墨登场了，而它不甘于情场游荡，在商场出没，现今大多则在官场徘徊！一听说主动告诉你“你的工作安排组织上正在研究，但竞争这个位子的人很多”，那潜台词就是肯出血就有希望。有时突然有“好心人”向你打招呼：“你的某某事群众反映不小，尽量争取压到我这一层吧”，那弦外之音你可得听清了，应体会到“争取”两字，可得看着办了。如果有权势者建议你将一建筑工程包给某人，建议你买某地的设备，建议你使用，你也切切不要视为“随便说说，顺口讲讲”才好。我曾听说这么一件事，某位领导十分好客，往往对别人求职称、调工作之事晓以“帮过忙”、“说过话”后，常常要添上一句“有空来家里玩啊”！你道这玩能够玩得起么，又不是邀你对弈打牌，说文论诗，没有一些高级礼品，这玩就毫无意思了。
“暗示”是什么？这本是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一种隐晦的信息传递。“天人合一”，作为大自然中的颜色、气味、声音等都可以对人类构成某种暗示。而社会生活中的“暗示学”为什么能够盛行？原因就在于暗示的手段实在有“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之妙用。它既能达到以权谋私的预期目的，而又不会留下把柄，露出破绽，来无踪去无影，实是“武林高手”、“江湖老手”的绝技，使得党纪、政纪有时也奈何不得，我们没有一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本领，没有一双识人辨事、探风找源的火眼金睛，恐怕也会被暗暗迷惑的。
人们常说，作文要曲，做人要直。爽直是使人痛快的，但许多时候，往往是在说的一方，听的一方则就不舒服了。而曲曲折折的“暗示”，的确是让人吃力的，但一些人已习惯了这种“玄学”。因此中国历史上“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的事儿也见怪不怪了。确乎，“暗示学”是繁琐的。但如今，不清纯是因为山色飘烟、水色受污、杂色纷呈；想简单奈何是情场复杂、商场险恶、官场迷离。当然，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个古训显然主要是对官场而言的，这中间的门槛需要察于目而熟于心，非是我辈可以说三道四的。至于对那些种种“暗示”，为官者无论是心领神会，还是装聋卖傻；是心照不宣，还是浑然不觉，亦非是这篇小文可以做足的事。但是有一点似应引起我们警觉：那就是廉政风暴席卷神州大地，老虎式的霸，豺狼般的贪，恐会有所收敛，但狐狸式的笑，鳄鱼般的哭可能会更阴险和狡诈。对于那些更巧妙、更伪善、更刁钻的贪，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才是！
解读“送礼学”
我国号称礼义之邦，讲礼送礼，蔚成风气。“不学礼，无以行”。时至今日，孔老夫子说的话还是有些许道理的。其实每逢佳节，生辰寿诞，客来来，人往往，祝个贺，道个喜，本在情理之中。访故友，看病人，捎些水果，买只花篮，也是极自然，蛮正常的。
但是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人开始研究起“送礼学”来了，他们把某个有权有势的人物的生辰八字记得牢牢，甚至还把其合家大大小小、三亲六戚的一些喜日也背得死死的，至于春节中秋，端午元旦，这些日子，更是当作万万不可错过的“随风潜入夜”的好机会。自然，那“礼”也在看涨，一条烟么，那是“小儿科”，几瓶酒吗，那是“吝啬鬼”。反正这送礼还蛮有学问的，决计不会送给没有权力的老百姓的！对这种庸庸俗俗的做法，不仅一般没法子的群众在搞，有的党员干部也各有目的热衷此道。当然，这送礼也决不会平白无故的，仅仅是讨好一下，现在差不多人还不会费精力，花财力地这么犯傻，如今人讲究实惠，送礼者，有求也！有求调动的，有求谋个好职位的，有求做笔大生意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难怪被收下礼品，破费了几个月工资，有的人还“阿Ｑ”似的感到有了眉目，破了财而欢欣鼓舞呢！
应该说送礼者这种败坏风气、腐蚀人心的做法，是该“打”的。对这种不正常的礼，就该有点勇气和骨气不送，留着自己吃，放着自己用，正正派派，堂堂正正。记得在旧社会里就有这种硬骨头的人。北洋军阀吴佩孚做５０大寿，许多同僚、部属争送厚礼，唯恐后至。冯玉祥将军却讥讽地送去了清水一坛。明朝时，宦官王振专权，百官进见要孝敬白银百两，但身任山西、河南巡抚的于谦，却什么也不带，只带去了“两袖清风”和一首好诗：“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但是在送礼方面重要的还取决于接受者的态度上。如果贪吃贪拿，有的甚至还以廉掩贪：“不要不要，而是嫌少”，那么自然使这送礼成了肮脏的交易，成了腐蚀人心的毒剂。
反之，面对花花绿绿的礼品，不仅做到“我自岿然不动”，不但不笑脸相迎，反而驱逐，羞辱甚至“棒打送礼的”，做出了牌子，较真出样子，那么谁还敢趁夜色笼罩来进行鸡鸣狗盗的勾当呢！在这里，“以史为镜，可知得失”，明朝的两个小故事就很说明问题。一是周新任按察使时，有人给他送来烧得鲜嫩的鹅肉，周新将其悬于室后。以后凡有送礼的，便领他仰视悬鹅，此后就再也没有敢给他送礼了。二是永乐年间，吴讷巡视贵州，有人送他百两黄金。吴讷根本不启封，只是在礼盒上题诗一首：“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最险滩，若有赃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间”。来人只好携黄金悻悻而退。
纵观一些党员干部不廉却贪，由此而违规犯法的事实，在如何对待送礼上看来是很重要的一关。今天我们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要过前途最险滩”，就应该加强廉政建设，在思想上筑起一座拒贿的万里长城。“以不贪为宝”，就是我们铭入肺腑的座右铭吧！“奸臣心理”
这些年，在社会上“厚黑”一词曾出了一阵子风头，各种教唆的书本也一出再出。要说起来，李宗吾先生一本《厚黑学》恐是始作俑者。这“厚黑”两字，简言之，即做人脸皮要厚，做事心肠要黑，这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秀”。君不知倘若不如此，要想在世上走一遭且混出个名堂，怕是难的。这里，我不由得想到了历史上屡屡罹人诟骂的奸臣。依我看，奸臣们往往与“厚黑”一词保持着一种“亲密接触”。
翻一翻《二十四史》，上面记载着形形色色的奸臣巨贪，不难看出他们之间的共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