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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一张沙发上。他的嘴被胶布封住了，手脚都像他母亲那样被捆在一起，绳子从手连到脚，最后绑在沙发扶手上，其过程同样复杂。不知怎么回事，凯尼恩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想是因为他最容易辨认吧，他看起来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原貌，虽然枪是正对着他的脸开的。他穿着一件T恤衫和一条蓝色牛仔裤，光着脚，好像他是匆忙之中穿上衣服的，手头能抓到什么，就穿上了什么。他的头靠在一对枕头上，枕头塞在下面，好像是要使目标更容易瞄准。
“司法长官接着问道：‘这个通向哪里？’意指地下室的另一扇门。司法长官在前面走，进去后伸手不见五指，好在埃瓦尔特先生找到了电灯开关。这是一间锅炉房，里面非常暖和。这个地方的人都在家里装一个煤气炉，然后将热气送到地面上，这花不了多少钱，这就是所有的屋子都热得过分的原因。我瞧了一眼克拉特先生，就不忍再看了。我知道单单开枪是不会流那么多血的。我猜得没错。他也被枪射杀，和凯尼恩一样，是正对着面部开枪的。但是也许在被子弹击中之前，他就已经死了。或者，不管怎么说吧，快要死了。因为他的喉咙被割断了。他穿着有条纹的睡衣，除此就没穿别的了。他的嘴被胶布封住；胶布还绑住了他的头。他的膝盖捆在一起，但手没有捆住，或者说，他设法挣脱掉了，天晓得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因为愤怒，也许是因为疼痛，反正是把绑在他手上的绳子给挣断了。他四肢伸开躺在炉子前，身下是一只很大的硬纸板箱，这只箱子看来是故意放在那儿的。这是一只用来装床垫的箱子。司法长官说：‘瞧这里，温德尔。’他指着箱子上两个带血迹的脚印。带圈圈的半圆形的脚印中间有两个洞，像两只眼睛一样。我们中的一个人，也许是埃瓦尔特先生，我记不清了，指出了一件古怪的事情。这件事我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在我们头顶上有一条蒸汽管道，上面垂下来一条绳子，是杀人者用的那种绳子。很明显，克拉特先生曾被绑着双手吊在这里，然后绳子又被切断了。但是为什么呢？为了折磨他？我猜我们大概永远不会知道原因了。不会知道是谁干的，为什么干的，那天晚上这幢住宅里发生了什么。
“稍过片刻，屋子里很快就挤满了人。救护车来了，验尸官来了，卫理公会派来了牧师，警方的摄影师，州警察，电台和报纸的记者，噢，满满一屋子人。大部分人是被教堂叫来的，装做仿佛克拉特先生家的人还在。屋里非常安静，只有低声耳语。仿佛谁都不相信一样。一位警察问我在这儿是否有公干，说如果没有，我最好离开这儿。在屋外的草坪上，我看见副司法长官正在和一个人讲话，是阿尔弗雷德·斯托克莱因，农场的雇员。看起来斯托克莱因住的地方离克拉特家的房子不到一百码，两座房子之间除了一座谷仓外就没有别的建筑了。但是他说他从未听见任何声音，他说：‘我五分钟前才知道这件事，当时我的一个儿子跑回来对我说司法长官来了。我妻子和我昨天夜里连两个小时也没睡上，一直在忙上忙下的，因为我们的一个孩子病了。我们听到的唯一的声音是在大约十点半，十点三刻，我听见一辆小汽车开走了，我对妻子说，博比·鲁普走了。’我开始步行回家，大约在那条小路的半道上，我看见凯尼恩的那条老牧羊犬，那条狗吓坏了，夹着尾巴坐在那里，既不叫也不动。看见那条狗，不知怎的，又使我触景生情。我太茫然，太麻木了，竟没有感到整件事的荒谬邪恶。这痛苦，这恐怖，他们全死了，整整一家子。温和善良的人，我所认识的人，竟被谋杀了。你必须相信这是谋杀，因为这的确是真的。”
霍尔科姆每昼夜有八列直达客车匆匆开过。其中有两辆负责收发邮件，正如热心负责这一工作的人所解释的那样，办理这样的事务自有其困难之处。“是的，先生，你不得不保持警觉，这些火车打这里经过，有时时速达一百英里。光是那阵风，唉，就能把你刮倒。”当这些邮包飞出来时，真吓死人！就像橄榄球赛时抱住带球跑的球员一样：轰！轰！并不是我在抱怨，请注意。这是个好工作，是政府部门的工作，它使我保持了青春。”霍尔科姆的邮递员萨蒂·特鲁伊特太太，或者如镇上的人称她为特鲁伊特妈妈，看起来确实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她已经七十五岁了。特鲁伊特太太是一个身材矮壮、饱经风霜的寡妇，戴着三角大头巾，穿着牛仔靴（这是能穿在脚上的最舒服的东西，像潜鸟的羽毛一样柔软），她是霍尔科姆年纪最大的土著居民。“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人都和我有或多或少的亲属关系，那时我们管这个地方叫舍洛克。后来来了个名字叫霍尔科姆的陌生人。他是个养猪的，发了财，认为应该用他的名字命名这个小镇。他做了什么呢？很快就揭晓了，他背叛了我们，搬到了加利福尼亚。不是我们背叛他。我是在这儿出生的，我的孩子也是在这儿出生的。因此！我们！永远！在这里！”她的女儿默尔特·克莱尔，碰巧是当地的女邮政局长。“只是你不要认为这是我获得这个政府职位的原因。默尔特甚至不想让我来呢。这份工作你要竭力争取才能得到。谁投标最低就归谁；而我总是喊得最低，低到连毛毛虫都不屑一顾。哈哈！这肯定激怒了小伙子们。不错，先生，许多小伙子喜欢当邮递员。但是，当大雪积得有普里莫卡内拉老先生那么高，风刮得呼呼直响，而一袋袋邮包还得送时，我真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喜欢邮递员这差事啊！是吧！”
在特鲁伊特的工作中，星期天和其他日子一样是工作日。十一月十五日那天，正当她等着十点三十二分的西去列车时，她吃惊地发现两辆救护车穿过铁道，向克拉特家驶去。这件不寻常的事使她做出了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擅离职守。就让邮件随便放下吧，这件新闻是默尔特必须立刻知道的。
霍尔科姆人都称他们的邮局是“联邦大厦”，授予一座透风的、满是灰尘的小屋以这样的美称似乎名过其实。天花板裂开了缝，地板也颤抖了，信箱门关不上，灯泡坏了，钟也不走了。“是的，这很丢脸，”这位说话尖刻、多少有点独到见解、令人印象深刻的女负责人承认，“但邮票还是起作用的，不是吗？不管怎样，关我什么事？我只干我自己的事，自得其乐。我有一把摇椅，一只不错的炉子，一把咖啡壶，还有许多书报杂志可以读。”
《冷血》 第一部分第三章（6）
克莱尔太太在芬尼县是个著名人物。她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她目前的工作，而是她以前的职业，舞厅女老板，这个身份从她外表可是看不出来的。她面容憔悴，脸色蜡黄，穿着裤子，羊毛衫，牛仔靴，看不出年龄的大小（“我是知道的，你得猜一猜”），但心里藏不住话，大多数情况下说起话来嗓门又高又尖，活像公鸡打鸣。她和已故的丈夫经营霍尔科姆舞厅，一直到1955年才停业。由于本地区只有这么一家舞厅，方圆一百英里内的酒鬼和喜欢跳踢踏舞的人都被吸引过来。他们的举止有时引起了司法长官的注意。“我们的日子很艰难，确实如此，”克莱尔太太回忆说，“有些罗圈腿的乡巴佬，你给他们一点烈酒，他们就像印第安人一样，想把眼前看到的一切都一扫而光。当然，我们只出售混有威士忌酒的汽水，从不卖走私烈性酒，即使是合法的，我们也不会出售。我丈夫霍莫尔·克莱尔不赞成，我也一样。有一天，霍莫尔·克莱尔，在俄勒冈州动了五个小时的手术后去世了，距今已七个月零十二天，他对我说：‘默尔特，我们一辈子都生活在地狱里，现在我们死后要进天堂了。’第二天，我们就关闭了舞厅。对此我从不后悔。哦，起初我失去了夜生活，觉得怪寂寞的，想念那些曲调，那些欢乐。但现在，霍莫尔已经一去不返了，我很高兴能在联邦大厦里做着自己的工作。坐一阵子，喝点咖啡。”
事实上，那个星期天早晨，克莱尔太太正从壶里给自己倒上一杯新煮的咖啡，突然特鲁伊特老妈妈回来了。
“默尔特！”她喊了一声就再也讲不话来，直到喘过气来才接着说，“默尔特，有两辆救护车往克拉特家去了。”
她女儿说：“十点三十二分的那辆列车呢？”
“救护车，去克拉特家———”
“哎，怎么回事？肯定是邦妮。她又发病了。十点三十二分的列车在哪儿？”
特鲁伊特老妈妈平静了下来；像往常一样，默尔特知道答案，她最后一句话说到了她的心坎上。但不久她想起了一件事。“不过，默尔特，如果只是邦妮生病了，为什么会来两辆救护车呢？”
默尔特太太凡事讲究逻辑，虽然解释得有点糊里糊涂，但她承认这是一个明智的问题。她说她会给赫尔姆太太打个电话。“梅布尔会知道的。”她说。
和赫尔姆太太的谈话持续了几分钟，特鲁伊特老妈妈很扫兴，除了女儿含含糊糊的几个单音节的回答之外，什么也没听到。更糟的是，当克莱尔挂断电话的时候，她并未试图消除这位老妇人的好奇心；相反，她平静地喝着咖啡，走到桌子前，开始给一堆信件盖邮戳。
“默尔特，”特鲁伊特老妈妈说道，“看在上帝的份上，梅布尔说了些什么？”
“我不吃惊，”克莱尔太太说，“你想想吧，赫伯·克拉特是怎样在匆忙中度过了一生；急匆匆奔到这里取走邮件，从来舍不得停留一分钟说声早上好和谢谢你，像只到处乱跑的无头小鸡，加入俱乐部，管理每件事情，获得也许别人想得到的工作。可是看看现在，这一切都与他同去了。唉，他再也不用急匆匆地奔来奔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