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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监狱会在释放犯人时替他们照相。”
“我不知道丹尼莫拉监狱是不是这么做，我会去查一查。”
“他们把他关哪儿？丹尼莫拉吗？”
“那儿是他最后服刑的监狱。一开始他是在阿提加监狱，不过几年之后，他们就把他转监了。”
“阿提加就是那个发生暴动的监狱是吧？不过那是发生在他入狱前。时间好像一年过得比一年快，不是吗？”
我们去他前晚推荐的意大利餐馆吃饭。食物相当不错，不过装潢太过民族风味，以致令人觉得仿佛置身于电影《教父》的场景之中。汤姆谢绝了服务生建议搭配的葡萄酒或鸡尾酒，他对我说：“我是不太喝酒的，不过你尽管点没关系。”
我说现在时间还太早。接着他又向我道歉，不好意思昨天离开医院之后竟让我独自一人。“希望你没有感到太无聊。”他说。我说我终于找到时间看报纸，然后又在镇上逛了逛。“我昨天应该先跟你说，”他说，“我们这儿有一个职业美式足球名人堂，就在坎顿区的七十七街上，如果你刚好是美式足球迷，可千万别错过。”
就这样，我们整顿饭的话题全转到美式足球上。一直谈到饭后喝咖啡和吃甜点奶酪蛋糕时。他说马西隆就好比南北战争时代的堪萨斯市，一旦碰上布朗队和孟加拉队对峙，兄弟之间也是会翻脸的。今年两队的阵容都不错，而且如果高萨尔保持最佳的体能状况，两队不打到最后是分不出输赢的，到时候整个镇上将会沸腾。这两队从来没有在超级杯交手过，从来没有同时出现在一个擂台上，这一次他们就要争夺冠军盟主宝位，岂不令人兴奋。
“今年我们那儿可真是消沉。”我说，“大都会队和扬基队，结果大都会队竟在终点时输了，而扬基队最后也输得一塌糊涂。”
“我真希望有时间去看棒球，”他说，“可惜实在没办法。而美式足球，我星期天都可以看，而且还能看星期一的晚场比赛呢。”
喝过咖啡，我们又转回正题。“我之所以问你照片的事，”他说，“是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给我足够的东西，让我能够重新开案。我们必须等待克利夫兰布斯纪念医院的检验结果。如果他们确实可以证明那精液是来自其他人，或许就能改变我们的立场。但是现在，我们所有的只是一封从纽约邮局递送的信件，而这些对于我在马西隆的上司而言，实在没有多大意义。”
“我了解。”
“现在先让我们假设你的推论没错，你的嫌犯就是凶手。这场凶杀案发生在整整一星期前，我猜他必须提前几天就进城来，说不定一星期前就来了。理论上他当然有可能当天来就干下这桩惨案，不过我觉得他比较可能先花一点时间观察情势。”
“我也这么认为。他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而且他还有十二年的时间酝酿计谋，他一定知道必须小心行事，慢慢进行。”
“而且他离开这里时，还带着星期四的晚报，所以当此事成为头条新闻那天下午，他一定还在本地。城中心有个书报摊，大约在下午四点就可以拿到晚报，不过大部分的人都得在五、六点左右才能买到晚报。所以他必须在镇上待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他还留下来过夜。那邮戳是什么时候的？”
“星期六。”
“这么说来他星期四在马西隆剪下晚报，星期六在纽约寄出，然后你们星期一收到？”
“星期二。”
“噢，还不错嘛。有时候信件得花一个星期才能收到，你知道邮局和弗洛斯海姆鞋店有何共同之处吗？”我表示不知道。“有无数的懒人①不想要偷懒，但没人理他们。我之所以问邮戳的事，是因为他如果在星期五寄信，我们就几乎可以断定他是搭飞机从这儿飞到纽约。当然这也不是百分之百，因为要是勉强赶路，他还是有可能开车，在十个小时内回到纽约。你知不知道他是否有车？”
我摇头，“我连他住在哪里、出狱后干了些什么事都不知道。”
“我在想，我们可以去查查航空公司，看他的名字是否在旅客名单上。你猜他会用真名吗？”
“不会，我觉得他会付现金用假名。”
“或是用偷来的信用卡付钱，上面也不会是他的名字。他在这儿时可能会住在旅馆之类的地方，不过我想我们在任何房客登记薄上都查不到詹姆斯·利奥·莫特利这个名字。所以如果我们有他的相片可以给人家看，说不定会有人能认出他来。”
“这我会想办法找找看。”
“如果是坐飞机，他还是需要一辆车代步。当然他可以搭乘公车从克利夫兰来，不过他在马西隆这里还是需要车子，而租车一定要有驾照和信用卡。”
“他可以去偷一辆车。”
“有可能。有很多事情必须查，不过我实在不知道能从中查出什么线索，而且我也不知道局里能够拨出多少人力来查这个案子。如果布斯纪念医院传回来有力的证据，那么也许我们真的能做点事，否则我们能做的实在有限。”
“我明白。”
“当你只有这些人力可用，”他说，“这个案子又似乎简单明了，可以在案发后半个小时之内就结案，那么你也看得出来，为什么大家不肯急着再重新开案。”
后来他又把去坎顿名人堂的路线详细告诉我。我心不在焉听着，我相信球赛一定很精彩，不过我实在没有心情去那儿，隔着平板玻璃观赏布龙科·纳克尔斯基的旧运动衫，或是锡德·勒克曼的皮革头盔。更何况我必须把租来的车开回克利夫兰去还，否则赫兹租车公司会多算我一天租金。
《到坟场的车票》 第二部分还有剩余的时间
我把车子退还之后竟然还有剩余的时间。结果我那班飞机的机票卖超了，登机前航空公司征求愿意改搭较晚班次的志愿者，他们将赠送飞往国内任何地区的免费机票。我实在想不出来有任何地方想去。不过显然有许多人想得出来，所以航空公司不一会儿就找到足够的志愿放弃者。我系上安全带，翻开书，开始阅读马库斯·奥雷柳斯的文章，没多久我就睡着了，书本搁在腿上。飞机即将降落在拉瓜迪亚机场时我才醒来。
坐我隔壁的女士，戴了一副老祖母眼镜，身穿西部印第安保留区的运动衫，她指着我的书问那是不是超觉静坐之类的书。我回答说，有点类似。
“我想这本书一定很有用，”她羡慕地说，“你刚才好像真的神游九霄云外去了。”
我搭乘公车和地下铁回到曼哈顿，因为那个时间正是交通最繁忙的高峰期，这样会比坐出租车快，而且还便宜了二十元。我直接回旅馆，查看信件和留言，不过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我上楼去洗澡，打电话给伊莱恩，将最新消息转述给她，我们说了会儿话。下楼吃过东西后，我便去圣保罗教堂参加聚会。
今天的演讲者是协会的长期会员，戒酒已经多年，今晚他并没有演说情节动人的酗酒故事，而是报告他最近所经历的事情。他在工作上遇到困境，而且他的一个孩子竟同时嗑药又酗酒，他转而讨论一些“接纳”的问题。最后这个问题就成为聚会的非正式主题。我想到马库斯·奥雷柳斯那些跟这个主题相关的智慧哲语，他所说的万事发生皆如其所应当发展的方向，我在讨论会中原本打算提出他的观念，还想提到发生在俄亥俄州马西隆市那个风景如画的郊区发生的事。不过在我还没来得及举手发言之前聚会就结束了。
到了早上，我打电话到可靠侦探社，告诉他们我今天无法去办公室上班，顺便替昨天也请了假。接听电话的人要我稍等一下，然后由我的上司接听。
“我今、明两天都有工作要给你做，你明天会来吗？”他说。
“我不确定，可能不会。”
“可能不会？怎么了，你这会儿自己有案子处理吗？”
“只是一点私事。”
“私事？那么星期一怎么样？”我还在犹豫，他又开口说：“你知道的，外头还有一堆人可以胜任这份工作，而且人家都抢着要做。”
“我知道。”
“这虽然不是固定时间上班的工作，你也不是领薪水的，不过都是一样的，我需要的是有案子时能指靠得上的人。”
“我明白，”我说，“不过我想最近这一阵子，你可能最好不要指望我了。”
“最近这一阵子？多久？”
“我不知道，那得看事情进展如何。”
电话那头沉寂许久，然后突然爆出一阵狂笑，他说：“你又在喝酒了，对吧？老天爷，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老实说。等你摆脱恶梦之后再打电话来，到时候我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做。”
我心中涌上一股愤怒，无法抑止的暴怒，不过我还是忍住，等他挂掉电话之后，我才摔下话筒。我跺脚离开电话机。遭受这种污辱，我全身的血都因为强烈的愤怒而沸腾，脑中涌出一堆话回他。第一，不，我要先去他办公室掀了他的桌子，把椅子扔出窗外。然后，我再告诉他，他可以把我每日津贴全部换成硬币，吞下肚去。然后……
不过，我只做了一件事，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吉姆·费伯。他认出我的声音，取笑我的遭遇。“你要知道，”他理智分析，“如果不是因为你以前曾经是酒鬼，听了这话根本就不会当一回事。”
“他没有资格认为我喝醉酒。”
“他怎么想关你什么事？”
“你的意思是说我没有权利生气？”
“我是说你生不起这气。你差点就又拿起酒杯了吧？”
“我不会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