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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就叫“出妻”或“休妻”。
“七出”之条大约在周代就已经有了。依据《大戴礼记．本命》和《仪礼．丧服》贾公彦疏，丈夫们可以随便把有错或无辜的妻子打发出门的七条所谓“正当理由”是：不事舅姑（公婆）、无子、淫佚、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不事舅姑就是不孝敬公婆。其实，事实上未必是“不孝敬”，只要公婆“不喜欢”，也要休妻的，如古诗中焦仲卿之妻和宋代大诗人陆游前妻唐琬之被休即是。因为“不事舅姑”即为不孝，而不孝乃罪莫大焉。同样，无子也是不孝，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淫有两种，一种是“淫乱”，即与丈夫以外的其他男人（包括家族成员）发生性关系，当然是“失德”；另一种是“淫佚”，即性欲旺盛，无休止地与丈夫做爱，结果弄得丈夫元气大亏，肾虚体弱，当然也是“失德”。这两种情况，也都无耻，理应休去。妒忌是不容丈夫与别的女子交往，或在自己“无出”的情况下不容丈夫纳妾，也算“不过妇德”。口舌（又叫“多言”）有三种：一是在公婆面前多嘴，是“不恭”；二是在丈夫面前唠叨，是“不顺”；三是在姑嫂妯娌之间倒闲话，是“不和”。三种情况都会影响家庭的安定团结，因此也必须休去。盗窃一说，有点莫名其妙。因为夫妻俱为一体，哪有自家偷自家的？大约是指偷了婆家的东西送到娘家。恶疾一说更无道理。做妻子的生了病，理应由丈夫出资治疗，岂有反被赶出家门之理？
由此可见，“七出”之条，对女性极不公平。不但不公平，也很苛刻。做妻子的稍有不慎，便会有被休的可能。比如孔子的学生曾参，仅仅因为妻子做了一顿夹生饭，便把她休了，简直岂有此理。正因为丈夫休妻如此便当，可以成为“正当理由”的条件又那么多，所以，一旦发生离婚案，人们就有可能作出截然相反的两种判断，一种是条件反射般地立即想到准是那女的有了什么“问题”，另一种则是条件反射般地立即想到没准是那男的“没安好心”。
事实上，许多男人的出妻、休妻、弃妻，根本就不是做妻子的有什么错误，而是他们自己嫌贫爱富、厌旧喜新。比如魏的平虏将军刘勋，娶妻宋氏，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后来刘勋看上了山阳司马女，就以“无子”为理由，把宋氏休了。结婚二十多年不提无子的事，一见山阳司马女就想起“继统大事”了，其真实原因可想而知。汉代王肃的休妻，更是连理由也没有，只因皇帝要把公主嫁给他。附马爷当然是“乘龙快婿”，王肃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休妻。
大约礼教的制定者也料定了会有这种事情，因此又作出了“三不出”的规定，以为休妻的限制。所以“三不出”，依《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何休注，即是：“尝更三年丧不去，不忘恩也；贱娶贵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无所归不去，不穷穷也。”一个女子，如果出嫁时娘家有人，现在娘家无人（一般指父母双亡，则“娘家”已不复存在），就不能休弃，因为这会使她无家可归。在旧时，女子是不能独立成“家”的。儿时以父母为家，婚后以丈夫为家，所以出嫁叫“归”，离异后回娘家也叫“归”，又叫“离异归宗”。娘家不存，自然无家可“归”，这是极不人道的，因此社会不予允许。另外，归通馈，娶能取，有取无馈，也是不道德的，因此“有所娶无所归不去”。“尝更三年丧”是指做儿媳妇的已为公婆守“三年之丧”，义同“未嫁女”，与丈夫有了兄妹情分，如若休去，便是忘恩负义。“贱娶贵不出”，则是指丈夫娶妻时，夫家尚贫贱，现在富贵了，倘若休妻，便是势利、背德、没良心。
“三不出”中，最深入人心的是“贱娶贵不出”。一个男人，如果违背了这一原则，便难免会有人说闲话，甚至受到公开的舆论谴责。中国人历来崇尚的，是“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反对的是见利忘义、喜新厌旧、另攀高枝。如果有人胆敢如此，舆论一般都不会轻饶；如果这时女方起来反戈一击，大家则多半会拍手称快。这样的事，历史上也曾有过。比如后汉有个叫黄允的，当时曾“以隽才知名”，但看来“德”却不怎么样。司徒（一种地位极高的官）袁隗想为自己的侄女求偶，看到黄允英俊潇洒，便赞叹说：“得婿如是，足矣！”黄允一听，立马回家闹离婚。黄允的妻子夏侯氏，并没有如常见的那样，呼天抢地，寻死觅活，痛不欲生，而是平静地对婆婆说，如今我被休弃了，即将与黄家长辞，希望能一会亲属，略叙离别之情。于是，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夏侯氏稳坐正中，举起手来，历数黄允不可告人的隐私丑闻，共十五件。说完，便登上车子，扬长而去。
这下子可就轮到黄允被别人大讲闲话了，而且被讲的内容，显然还不止于离婚一件。
离婚者的闲话多，再婚者的闲话也不少。
一般地说，中国社会并不反对再婚。鳏夫的续弦一直受到鼓励，寡妇的再醮也只在一段时间内被视为“失节”，但这并不意味着再婚是多么光荣和体面的事。事实上，不少的再婚仍是难免要招来物议的。比如说，童男娶寡妇，处女嫁鳏夫，就很没有面子。因为前者是“捡别人剩下的货”，“吃别人啃过的馍”，如果不是神经病，那么便多半是没本事的；后者则是嫁了个“二婚头”，是去做“填房”，那便多半是“嫁不出去”，不得已而出此下策。所以，这一类的婚姻，当事人的心理障碍往往都很大，要有很大的决心才行。
另一类极易招惹闲话的再婚，是当事人双方都有子女者。有子女的再婚，原本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其中牵涉到如何与对方前夫或前妻子女相处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不过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此，而在于中国传统的观念，是把生儿育女看作为婚姻的目的。既然结婚的目的，本在生儿育女，那么，现在你们已有子女了，还再结什么婚？好好领着你们的子女过日子，把他们抚养成人，不就行了？
显然，已经完成了生育任务却还要婚嫁，只能有一个解释，而这个可能有的解释在许多人看来，又是很“可耻”的事。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性只有以生育为目的才合法，才道德，非生育的性事则应视为“淫欲”，这就难免让人说闲话。如果双方当事人年龄较大，便闲话很多：“一大把年纪了，居然还不安分！”如果是老夫娶了少妻，则闲话也不少：老的固然是“老不正经”（否则娶那么年轻的女人干什么），女的自然也未必是什么“好东西”。因为“自古嫦娥爱少年”，哪有年轻貌美的女子甘愿嫁给老头子的？如果不是“早已失身”，无法嫁给童男，便是“另有图谋”，八成是在打那老家伙遗产的主意。而且，说不定还早已暗中养了个“小白脸”，让那老头傻呵呵地戴绿帽子。显然，这样的闲话，不但当事人受不了，便是他们的子女，也会感到压力，并因此而极力反对他们父母的再婚。中国老年人再婚的困难，一多半原因往往在此。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闲话之（五）“窃不如说”
看来，不但荤话和风话是性的闲话，且是关于婚姻的闲话，实际上也有不少是围绕着性这个话题的。似乎可以这么说，闲话，也是一种性宣泄的方式。或者说，也是中国人处理男女关系问题的一种方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把“闲话”，也列入本书讨论的范围之中。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闲话，尤其是爱说关于男女关系的闲话呢？
在我看来，这里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如前所述，性不仅是一种“让人去做的事情”，而且也是一种“让人来说的东西”。外国人说，中国人也说；做的人说，不做的人也说；做过的人说，没做过的人也说；想做又做不成的人说，想做又做得成的人也说；甚至刚刚做过而且已然得到了满足的人，也会说，而且可能比做不成的人说得还多，还厉害。这就不能把“说”归结为性压抑的宣泄，而只能归结为“性原本就是一种必须转换为话语的东西”。
事实上，性一直就是一个“做”与“说”的交替过程；做了说，说了做；越说越想做，越做越想说。所以，世界各民族，差不多都既有性行为（做），也有性艺术、性文学、性科学和性教育（说）。如果说性科学和性教育主要是为了“做”，那么，性文学和性艺术，则应该说主要是为了“说”。许多性文学和性艺术作品，根本就没有科学研究和道德教育的内容，或者只是把它们作为幌子，真正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说”。似乎只有把它说出来，心里才不会“憋得慌”。至于说出来以后社会效益如何，则全看说的人自身修养了。修养高的，也许会产生高雅的艺术作品；修养差的，便只不过是“下流话”。但雅也好，俗也好，在“必须说”这一点上，并无二致。
然而，性这个话题在中国，又恰恰是不可说的。“中媾之言，不可逆也，言之羞也。”性毕竟是一件必须隐秘的事，岂能堂而皇之地公开讨论？更何况，“万恶淫为首，”如果不是为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迫不得已”，原本是连性本身，也最好予以禁止和消灭的，又岂容大说特说？说，决不仅仅只是“说说而已”。“言为心声”，想说就想做。倘若不想，说它做什么呢？所以，有秽言，则必有淫心。可见，即便为了杜绝淫心，也必须禁止谈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性又不可说。
其次，性不仅不可说，而且也不可随便做。前已说过，只有夫妻关系，才是“正当”的男女关系。但即便是夫妻，过多的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