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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误区则是把“和谐”等同于“爱情”。由于夫妻双方共同的目标是“过好日子”，所以中国大多数家庭中夫妻双方都能“互助合作”。丈夫往往主动承担家庭建设的主要责任，从盖房子到打家具，从挣工资到捞外块，都责无旁贷地视为己任，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妻子则往往主动承担家庭管理的主要责任，从做家务到带孩子，从搞后勤到搞外交，都一律总揽，成为丈夫事业上的“贤内助”。这样的夫妻，就会被社会公认为“模范夫妻”；这样的家庭，就会被社会公认为“幸福家庭”。但是请问，这样的关系，是更像“两口子”呢，还是更像“互助组”、“合作社”呢？如果结婚的目的只是建立一种“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的互助合作关系，那么有生产队就行，要夫妻关系干什么呢？
既然最“模范”的夫妻和最“幸福”的家庭亦不过如此，则其他也就无庸赘言了。
其实，夫妻之间感情淡漠，在中国传统社会，不但相当普遍，而且也相当正常。在许多家庭中，夫妻之间往往没有什么话说，一同出门也各走各的。没有话说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婚前并不认识，婚后又各有职司（男耕女织）；既无共同兴趣，又无共同事业，甚至没有共同关心的问题，又哪来的共同言语，哪来的话说？礼法规定：“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阃（kun）就是门限。男人的事业在门外，女人的事业在门内，男人的事不能告诉妻子，女人的事不能告诉丈夫，则夫妻之间能够说的话，大概只有“吃了没”和“睡觉不”这几句了。
语言是情感交流最主要的工具之一。夫妻之间，如果连话都没有什么可说的，那还有什么感情可言？所以，不少中国的旧式夫妻，其关系是连办公室里的同事都不如的。同事们除办公外，多少还有点闲话可说，出门办事也不妨同行同止。然而直到今天，在中国许多农村，夫妻一同上路，都必须丈夫走在前面，妻子跟在后面，保持一段距离。如果有说有笑地并肩而行，便会被乡人耻笑，视为“不要脸”。这实在很虚伪，因为在要求他们制造人口时，却并不规定他们必须保持身体距离。也许在传统道德看来，夫妻之间，只有在“配种”时才可以“苟且”，其他时候则仍需“设男女之大防”吧！
由此可见，传统社会至少是不赞成甚至很忌讳夫妻之间有爱情的。比如，据《国语．鲁语》记载，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公父文伯去世时，他的母亲便特别告诫他的妻妾，说是回头祭奠的时候，请你们几个委曲一下，不要容毁骨瘠，不要吞声饮泣，不要捶胸顿足，不要愁苦忧伤，丧服减一等，安安静静守在灵前就好了。我可不愿意人家说我的儿子是个疼爱老婆的人！丈夫去世，妻子悲痛欲绝，本是人之常情，也在禁止之列，还侈谈什么“爱情”？按照公父文伯之母她老人家的逻辑，丈夫死了以后，妻子们最好安之若素，装得没事人似，才是“模范夫妻”，或者他那个死去的儿子，才因为“不爱老婆”而特别地“有面子”了？
夫妻之间有感情会“丢份”，没感情则“有派”，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实在荒唐可笑；然而在传统礼教看来，却理所当然。道理也很简单：夫妻之间感情淡漠，说明他们能做到“谨夫妇，正人伦”，“止乎礼义”，是合理的，也是正常的。相反，夫妻之间如果感情浓烈，则是不正常的，因为传统礼数从来没有规定过婚姻中要有爱情，也没有创造过这方面的条件，那么他们的感情又从何而来？岂但“来路不明”，而且“出格越轨”。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出了结缘和继统，或者生儿子和过日子的“公务”，居然有了“私情”。私情既然沾了一个“私”字，那就不仅是“不正常”，而且是“不正当”了。所以，便应受到批判，斥为“淫邪”；或应受到嘲笑，视为“丑事”；甚至应该告到皇帝那里去，让皇上给个不大不小的处分。
西汉宣帝时的京兆尹（首都市长）张敞就被人告过。张敞的妻子很漂亮，张敞也很爱她，常在家里为她画眉毛。这件事被当做花边新闻传出去后，便有人上奏宣帝。宣帝听了，觉得这个张敞身为首都的市长，居然干这种丢人的事，真是太不像话，便把张敞叫来责问。张敞的回答也很巧妙，说：“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汉宣帝自己是结过婚的人，自然知道夫妻之间比画眉“过分”得多的事还多得很，也就一笑了之。张敞给老婆画眉毛算什么事呢？也要闹到皇帝那里去，还差点掉了乌纱帽，可见传统礼教对夫妻之间的情爱，忌讳到了什么地步。
当然，即便在古代，也有不信邪的人。比如晋人王戎（安丰）之妻就是。王戎夫妻感情很好，妻子便常用“卿”来称呼王戎。“卿”这个称呼，是一种爱称，但只用于君对臣，后来也用于夫对妻。不过君对臣多称“爱卿”，夫对妻多称“卿卿”，而臣对君、妻对夫就不能这样称呼。王戎妻称王戎为“卿”，既违背了“男尊女卑”的原则，又违背了“夫妇有别”的原则，是双重的“不礼”。所以王戎便对他妻子说，你这样叫，“于礼为不敬”，再别这样了。谁知他妻子回答说：“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也就是说，亲热你（卿），喜爱你（卿），才用“卿”来称呼你（卿）。我不用“卿”来称呼你（卿），谁又有资格用“卿”来称呼你（卿）？王戎没有话说，只好随她去。
这两个故事可真够我们一些朋友高兴一阵子的。因为他们正希望找到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传统婚姻中，“其实也还是有爱情的”。但我以为，这两个故事帮不了他们多少忙。因为个案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正如发现一两只白乌鸦，并不能推翻“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结论一样。更何况，张敞夫妇和王戎夫妇的故事，从来就是被当做笑话讲的。他们决不是传统婚姻中的典型，更不是“模范夫妻”。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夫妻之（四）无性之恋
被传统社会称为“模范夫妻”的是东汉的梁鸿孟光夫妇。
认真说来，梁鸿孟光夫妇原本也不能算是很“模范”的，因为他们的婚配，多少带有一点自主选择的意味。据说孟光身材长相都不怎么样，“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没有什么女性魅力，但眼界却很高，而且沉得住气，一直拖到三十岁还不肯嫁人。父母问她为什么，她说，只希望能嫁一个像梁伯鸾（梁鸿）那样好的。梁鸿听说，便请媒人下聘礼，明媒正娶了孟光。
不过梁鸿孟光婚后，倒是十分地“守礼”。据说，孟光每次给梁鸿送饭，都要“举案齐眉，不敢仰视”。这便正是其之所以为“模范”的原因所在。因为传统社会设计的夫妻关系模式，恰恰正是要“燕尔新婚，如兄如弟”，“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梁鸿孟光如此“合模入范”，自然是“模范”。然而，恰恰是在这十六个字中，我们看到了传统婚姻模式的实质：只有敬，没有爱；只有礼，没有情。夫妻之间如果像兄弟，夫妻生活如果像做客，那还叫夫妻吗？如果连吃饭这样的日常生活小事，都要礼教化、程式化，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抬手一投足，都有如做戏，哪里还有什么爱情可言？我很怀疑，孟光与梁鸿做爱时，是不是也要行礼如仪，恭恭敬敬客客气气地说一声：“夫君，请了”？
这不是说笑话，而是有事实根据。据说，宋代有某教官，五十而续弦（妻死再娶）。举行婚礼那天晚上，学生们去偷看，都以为这种事情，大约用不着课堂上讲的那些什么“礼仪”了吧？谁知道，入洞房时，只见那位教官先生像上朝办公一样，顶带袍褂，冠冕堂皇地走进洞房，将双烛放在床前，扶新娘坐在床上，脱去她的衣裳，点头赞叹一番，然后后退三步，恭恭敬敬地对着新娘长揖三次，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鄙人老了，没法子，只好唐突夫人，对不起了。
如此“止乎礼仪”的夫妻生活，真不知好在哪里？
事实上，中国传统婚姻中的夫妻生活，不但没有“爱”，甚至也是没有“性”的。
所谓“无性”，不是说这些夫妻之间没有性关系或性行为，而是说它们不被重视，不被看作是夫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只被看作一种手段，即为了“继统”而必须进行“生育”的手段。既然只不过是手段，那么只要能达到目的，手段本身的情况如何是完全不必考虑的。大概在礼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看来，性作为生育的手段，乃是一种生物性的本能，可以“无师自通”，亦不必“挑肥拣瘦”，只要两个当事人“例行公事”即可，当然也就无须事前的性吸引，事中的性快感和事后的性满足。这样的性关系，与其是“有性”，毋宁说是“无性”。
事实上，不少包办婚姻，都相当地类似于“圈养牲口”。男女当事人，素不相识，毫无感情，有的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一回，稀里糊涂地被拉扯到一起，晕头转向地拜了天地，然后就被推进“洞房”。洞房这个词，从字面看，也是四周封闭，黑古隆冬有如洞穴。直到这时，才可能掀开“盖头”，在昏暗的灯光下一睹“庐山真面目”。接下来，便是吹灭灯火去上床。这样的“一面之交”，如说有性吸引，除非真是“郎才女貌”，可以“一见钟情”。就多数情况而言，则恐怕与强奸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实际上，生活中也有新娘见新郎过于丑陋而拒不从命，最后被男方家人捆起来由新郎实施强奸的。这样的性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是“禽兽不如”。因为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在交配之前也尚有性挑逗和性选择，而且决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