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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有孟子的权宜之计，也还是有不少人死于“男女之大防”。元代有个姓马的寡妇，乳房生疮，不治则死，人们便劝她去看医生。她说，我是杨家的媳妇，宁愿死，也不能让男人看病。结果真的不治而亡。当然，她死后便被尊为“节妇”，被树碑立传，流“芳”千古。
真不知制礼者闻之，又有何感想！
应该承认，“设男女之大防”，至少对于那些“意志薄弱者”，还是很有一些作用的。
我们知道，一男一女两个人，要发生性关系，也并不那么容易。首先，他们得见面，才可能产生性吸引。产生性吸引后，还要调情，然后是肌肤的接触，最后才可能进入实质性阶段。现在，男人和女人既不能见面，又不能说话，更不可能有身体的接触，如何“淫”得起来？这样的防范措施，真可谓堵泉眼、刨树根，一开始就把可能发生的事端捏死在摇篮中，让怀春者无春可怀，好色者无色可好，比事后去追究和惩罚，“高明”得多了。
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道学家和一般“良善人家”，对于“男女之防”，都看得很重。不但严格执行《曲礼》的规定，后来还增加了一些条款，比如不共厕所、不共浴室、不共井水等等。不共厕所、浴室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条件，亦不妨多盖几间厕所、浴室，以免男男女女衣冠不整地从里面走出来，双方见了面“不好意思”。然而不共井水，便匪夷所思。一井之水，各用各的，又有什么关系呢？更何况，地下水都连成一气，虽从不同的井里打出来，其实还是一回事。幸亏持此主张的司马光先生不是现代人。否则，他就该主张建两个自来水厂，一个男水厂，一个女水厂了。
但不管怎么说，“男女授受不亲”的观点，在中国是相当地深入人心。记得直到我上小学的时候，还认为和女孩子说话是相当可耻的事情，而老师也要经常进行“打破男女界限”的教育，并强制性地实行男女同学同桌同坐的制度。事实上，直到现在，中国人男女之间的交往，也还相当矜持，不可太随便，否则便会有人说“闲话”。这种男女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界限的态度，已经成为一种民族心理习惯，无法加以简单地评说了。我们还将在后面的篇章里，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从“生殖崇拜”到“男女设防”，这就是中国古代两性关系发展史大体上的一个走向。从总体上讲，这是一个两性关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也是一个对人的自然属性进行压抑的过程。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文明原本就是对野蛮的镇压。既然是镇压，那就会产生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在镇压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同时毁灭了一些可贵的东西，比如原始时代两性关系中那种热情奔放的生命活力，也随同其野蛮形式而一同消失了；另一种是由于对镇压的反抗而产生另一种不文明的东西，比如嫖妓和同性恋。同性恋是一种性变态，它实际上是一种“文明病”，因为动物可是只有异性关系，没有什么“同性恋”的。这些问题，我们以后也还要再讨论。
总之，在中国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后，我们民族曾经下大力气对两性关系进行了一系列规范，以至于使性变成了一种谈虎色变的东西。但性本身并未因此而消亡，也不会因此而消亡，而只不过被局限于一个很小的范围罢了。
这个为社会公认许可的范围，就是夫妻关系。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夫妻之（一）形式与内容
夫妻，是所有男女关系中最正当的一种。
人类的性关系，除夫妻外，还有其他形式，如纳妾、宿妓、偷情、通奸、苟合、强暴等。这些形式，历史上有，现在也并未完全消亡。但是这些形式都不正当，法律不允许，道德也不支持。所以，这些形式，有的要受限制（如纳妾），有的要受鄙视（如苟合），有的要受批判（如私通），有的要受制裁（如强奸）。其中，除纳妾因其是一种“准夫妻关系”而曾被容许，宿妓因其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曾被默许外，其他方式，都只能是地下活动，或半公开半地下，不大见得了人，只能偷偷摸摸，遮遮掩掩，鬼鬼祟祟。只有夫妻，才是光明正大的男女关系。中国如此，外国如此，世界如此。
那么，为什么只有夫妻关系才是最正当的男女关系呢？因为人不是动物。动物是自然的存在物，而人是文化的存在物。作为自然的存在物，动物的性关系不必规范，无须管理，也不存在文明与野蛮之别。人则不然，作为文化的存在物，他的性关系和性行为必须规范和管理，也必须从野蛮走向文明。夫妻就是人类两性关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成果。这种文明形式的形成，无疑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无疑也有着极其深刻的道理。作为人类两性关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成果，夫妻关系不仅是人类最正当的两性关系，也是人类最常规的两性关系，因而对男女性别角色的塑造，影响也最大。因为作为矛盾对立的双方，男性和女性都只能在对方那里得到确证，也只能在对方那里得到生成。有男人才有女人，有女人才有男人。女人是男人的一半，男人也是女人的一半。有什么样的男人，就有什么样的女人，而有什么样的女人，也就有什么样的男人。也就是说，男人和女人，都只有在一定的男女关系中，才能作为男人和女人而存在。夫妻关系既然是最正当也最常规的男女关系，则其对于男性和女性这两个性别角色的生成，也就必然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这一点，对于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而言，就尤为突出。因为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因囿于“男女之大防”，男女之间，交往极少。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夫妻关系，几乎是唯一的男女关系。而且，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大多早婚。男孩子和女孩子，往往刚刚成人，便已婚配。也就是说，当他们刚刚进入性别角色状态时，便已或为人夫，或为人妻。这样，夫妻关系，对于他们性别角色的塑造和生成，就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讨论中国人的两性关系时，便不能不首先讨论夫妻关系。
把一男一女两个人结为夫妻的是婚姻。
婚姻是中国人的大事。
正因为是大事，所以不敢马虎。在中国传统社会，婚姻大事的具体操作，大体是要经过和履行下列法定或约定的程序：第一步叫“纳采”，近代俗称“说媒”，即先由媒人往女方家中陈述男家求婚之意，询问待字之女的年岁与生肖，然后由男家请术士“合婚”，卜算生肖是否相和，婚姻是否吉利，双方同意了，男方就送一只雁给女方，作为“献纳采择”之礼，所以又叫“委禽”。宋代以后用羊、酒、彩缎为礼，叫“敲门”。第二步叫“问名”，近代俗称“定婚”，即双方正式交换庚帖，甚至详至两到三代及主婚人的姓名、荣衔、里居等。第三步叫“纳吉”，近代俗称“小聘”，即男家向宗庙问卜于祖先，如得吉卜就往告女家，并致送定婚礼品（一般为女子衣饰），女家也致答礼（一般为冠履及文房四宝），婚约即告成立。第四步叫“纳征”，近代俗称“聘礼”，即于迎娶前几日，男方将议定之聘金，并布帛、衣服、首饰、礼饼等物，如数以盛大仪仗送之女家。女家收受后，分赠亲友邻里，以示女儿出嫁有期。第五步叫“请期”，近代俗称“择吉”，即由男家择定迎娶之吉日，并通知女方。第六步叫“亲迎”，即在喜结良缘之日，新郎躬率鼓乐、仪仗、彩舆（俗称花轿），到女家以礼迎娶新娘，并一同归家。此节为以上六项程序中最隆重最重要者，通常所谓“婚礼”即从此开始。远自先秦，近至当代，上至品官，下至庶民，新婚之日，无不亲迎，唯皇帝因至尊而例外。同时，它也是传统社会中一个女子一生中所能享受的最高荣宠，因此也历来为女性所看重，倘无花轿，决不嫁人。以上六大程序，合起来就叫“六礼”。依六礼而婚娶者，就叫“明媒正娶”，有着不可动摇的合法性。
然而，正是在这庄重、认真、严谨到近乎繁琐的仪节中，我们看不到男女双方当事人的任何主观能动性。而且，除新娘有权要求新郎新迎（这往往也是女方家族的要求），新郎有义务亲率鼓乐仪仗彩舆迎娶外，我们也看不到他们都有什么权利和义务。
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反倒好像是别人的事情。选择、决定和操作，都由别人代劳并承包，男女双方当事人则有如提线木偶，任人摆布，这真是咄咄怪事！更奇怪的是，几千年来，绝大多数人的婚姻，其程序都大体如此，居然基本上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妥，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中国人的结婚，其目的和原因究竟是什么？换言之，结婚，究竟是谁的大事？
其实，中国传统婚姻的目的是很明确的。这个目的，用《礼记．昏（婚）义》上的话来说，便是“合二性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也就是说，婚姻的目的无非两条：一是为两个异性家族缔结“亲缘”，二是为其中男方家族继承“血统”。要言之，也就是“继统”与“结缘”。
先说“继统”。
继统包括两个内容，即“上以事宗庙”和“下以继后世”。依照这个说法，男女两人结为夫妻，首先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甚至也首先不是为了他们的父母，而是为了让男方的家族，在祖宗面前有个交代。因为祖宗开创了这个宗族，是很希望子孙后代，能够繁荣昌盛，延绵不绝的。至少，也希望子孙后代，不至于太不成器。现在，宗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