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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偏偏就发生了变化。
当时,身为“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的夏鼐负责发掘的具体技术指导,便让其学生、后任首都博物馆馆长的赵其昌作前期调研。当时去长陵时正好下大雪,赵其昌带着探工赵同海,在长陵转了两三天,也没有找到可供发掘线索。在向夏鼐和最先提出发掘长陵的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人汇报后,几经商讨,决定先试掘朱棣的大儿子朱高炽的献陵,积累经验再发掘长陵。
朱高炽是大器晚成,与他的后辈朱翊钧等小皇帝不同,他一直到47岁才继承大位,年号洪熙。大概是没有帝王命,仅当了10个月皇帝就死了,谥庙号仁宗,宝地名献陵。由于在位时间太短,其陵也不可能太大,由长陵的规制简化而来,仅有基本的建筑,可以说是长陵的“精减版”。
献陵宝城前地势逼仄,当时为保证不破龙脉不伤风水,将祾恩殿缩小,陵宫因小山间隔分前后两院。所以,现在大家到十三陵旅游会发现,与他老子的长陵相比,真的太寒酸了,过去《昌平山水记》上仅称献陵所在的玉案山为“土冈”,可见当年献陵选址的仓促或说不严谨。
就在考古人员一心准备试掘献陵的时候,吴晗和夏鼐又改了主意。认为,献陵意思不大,即使开启了献陵,也不可能给长陵的发掘带来多少有价值的参考,吴先是提议试掘嘉靖皇帝的永陵,遭夏鼎强烈反对,理由是这与挖长陵无异;试掘末帝朱由检的思陵,吴晗觉得没有意思,太小了,是妃子墓改建的。后来吴、夏才把目光移到了定陵上。
朱翊钧是陈奉盗墓的“幕后策划”
朱翊钧(1573年-1620年),于1572年开始当皇帝,时仅10岁。到1620年病死,在位长达48年。万历是其年号,所以人称“万历皇帝”。先后有孝端和孝靖两位皇后,定陵即为他与两位皇后的合葬墓。
朱翊钧是大朝王朝的第13位皇帝。在中国古代帝王中,他并不是有作为的君主,但因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考古第一挖”,让他名声大振,成了现代人眼的著名皇帝。
朱翊钧的定陵与永陵是十三陵中的“变种”,规制源变化较大,景、裕、茂、泰、康、昭、德的规制与长陵相同,地宫设计与地面建筑齐全,只是规模、比例变小,是长陵的“简化版”。
如果从积累长陵的发掘经验来看,从上面七陵中选择最为合适。可最后阴阳差错,也可以说神差鬼使,朱翊钧的陵寑“中标”了。从1956年算起,把时空前推336年,即公元1620年之前,看看朱翊钧在世时的情况,唯心者们或许会看到某种“报应”。
这种所谓的“报应”,根由在一个叫陈奉的宦身上,陈奉是有明一朝最让人不齿的盗墓者。
在朱翊钧执政时期,从上层到民间有一种不太好的现象。现在民间流传“要想富去盗墓”的说法,那时也有人眼馋地下的宝藏。当时有不少大臣上奏,呈述陈奉盗墓恶行,希望朝廷下令禁止。然而,由于朱翊钧意在借宦官(太监)之手敛财敛物,竟然“默许”此现象的存在,以致于民间盗墓之事难禁。
从《明史》上可以发现,朱翊钧敛财有术,颇有经济头脑,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是一名“外向型”领导。开挖矿藏,征收矿税,就是他的一大发明;默许宦官掘墓盗宝,则是另一种创造。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朱翊钧派宦官陈奉去湖广一带负责采矿征税。在湖北荆州,陈奉及其手下无恶不作,私闯民宅,欺压掠劫。甚至做出把怀孕妇女肚子剖开、将小孩摁在水里溺死的事情,总之是什么事都想干,什么事都干得出,“悉发境内诸墓”,盗得宝物无数。
起初,陈奉看到呈报上来的一份告密材料,说是乡民徐鼐等人盗挖了李林甫原配杨氏的坟墓。李林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杨贵妃杨玉环老公、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的宰相。密告称盗贼从杨氏墓盗得大量陪葬品,得黄金万两。
对此事也不彻查,陈奉便责罚徐鼐等人将黄金补齐。闻报后的朱翊钧心里暗喜,下旨将这笔黄金全部上缴国库充公。陈奉从这件事中看到了一大财路,于是把荆州境内名臣富豪的坟墓都给挖了,当地官愤民愤极大,甚至有老百姓背后偷偷向陈奉扔砖头,责骂陈奉“该死”。
但陈奉并没有收心,他知道主子心里想的是什么,竟然又动起了位于今湖北省钟祥市境内的一座皇陵——显陵的主意。显陵是朱翊钧自己的曾祖父朱祐杬和曾祖母蒋氏的合葬墓,你想想,如果没有朱翊钧的意思,陈奉敢盯上显陵?恐怕有10个脑袋陈奉也不敢。史料证实,朱翊钧就是陈奉敛财的幕后策划。
朱祐杬本为“兴献王”,嘉靖皇帝朱厚熜的老子。风流皇帝、武宗朱厚照在正德十七年(1521年)病死后,无子嗣,便传位给堂兄弟朱厚熜,是为明世宗,年号嘉靖。母以子贵,父因子荣。儿子当了皇帝,老子自然有至尊地位,虽死犹荣。
于是,在中国帝王史上一场罕见的“大礼制”风波之后,朱厚熜追尊朱祐杬为恭睿献皇帝,王陵改为帝陵。《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三年(1524年)八月,太监杨保上奏,“(显)陵殿门墙规模狭小,乞照天寿山诸陵制更造”。从正德十四年(1519年)开始造陵算起,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营造改建显陵前后花去了47年的时间。
显陵在枣阳矿山旁边,陈奉便以开矿作掩护,进行盗掘。当地官员知其用心不良,不同意开采,结果都遭到了陈奉的弹劾。官有怨,民有恨,都想弄死陈奉,由此还引发了多起“民变”。朱翊钧却没有“严肃处理”陈奉,拖到最后仅是召回了事。这样的皇帝,连敢挖自己祖坟的人都放过,昏不昏?罪该万死啊!
不知道当年吴晗、夏鼐决意发掘定陵有无想到朱翊钧这个“罪过”。《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杨仕、岳南合著)认为,吴、夏打定定陵主意的原因有二个,“第一,定陵是十三陵中营建年代较晚的一个,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容易些。第二,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会多一些。”由于当事人均已过世,吴、夏当年到底是怎么想的,没有人说得清,也成了历史之谜。
当时风水师认为定陵“龙穴非真”
定陵三百年后遭掘,还有一说,就是风水不好。
当年择地建陵之初,就发现了不吉之兆,预示以后要出大祸。
朱翊钧是明穆宗朱载垕,即隆庆皇帝的三儿子,他10岁登基继承大位。择地建陵是首辅大臣张居正病逝,并被朱翊钧治罪后的事情,继任首辅、内阁大学士张四维的建议。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当时朱翊钧只有21岁,还是位有理想有抱负雄心尚契的“愤青”天子,便借去天寿山春祭之机,动起了择选万年吉壤的念头。
当时钦天监难他择选了几处陵址,朱翊钧都没有看好,风水不佳。如有一处在石门沟,坐北朝南,方向不宜,且堂局狭窄。而其它几处要么位次参差,要么砂水倾倒。但另有两处在风水师看来却都是上佳的风水宝地,一处是形龙山,风水师的评价是主峰高耸,诸山拱抱,河水绕脚,众水来贺,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风阁,明堂开亮,辅弼森严,堪称至尊至贵之地;另一处是小峪山,十分符合风水宝地格局,山脉主势尊严,水星行龙,金星站穴,左右四辅,拱顾周旋,明堂端正,砂水有情。
朱翊钧在当年九月九日借秋祭之名,亲自去看了形龙山和小峪山两地,现场初定小峪山,请求两宫皇太后之后才能正式敲定。第二年九月(1584年),奉两宫皇太后之命,朱翊钧再借秋祭陵之机,正式定下了小峪山,即现在的定陵陵址,并易小峪山为现名大峪山。
当年十一月六日定陵动土,至万历十八年建成。
但在开挖地宫时却出现了不祥,风水师定下的将来置放棺椁的地方出现了意外,挖出了一块大石头,宝床下无土,这严重犯了风水大忌。出了这么大的风水漏子,也算当时的“政治事件”了,当初推荐陵址的大臣吓死了。名叫梁子琦的大臣借机上疏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辅臣申时行等人的“罪过”,梁子琦当初也推荐过陵址,但徐学谟、申时行认定大峪山才是真龙穴。
梁子琦建议,为了大明的万年江山,赶紧择地重建。当时一心事佛、十分迷信的朱翊钧似乎不信邪,一反常态,竟然作出了让大臣破感意外的决定,称祖宗山陵既卜于天寿山,圣子神孙,千秋万岁,皆当归葬于此山。并下诏,劝大臣不要再争论了,寿宫吉地就是大峪山。不少说大峪山不吉利的大臣,因此还遭受了处罚。
朱翊钧嘴上虽然不信邪,说得好听,心里还是打不到底,觉得疑惑的,“出事”次年曾带人悄悄看过几处地方,仍不是很理想而作罢,彻底死了易地建寿宫的念头。但在6年的建陵过程中,官场和民间关于定陵风水不吉利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息过。巧合的是,在三百年后,决定是否发掘明陵,也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一场争论。
史载,万历二十三年,定陵已建成五年了,当年开国功臣、风水大师刘伯温的十一世孙刘世廷,仍上疏奏称,“大峪山寿宫龙穴非真”。要知道朱元璋建在南京的孝陵就是刘伯温给选的址,刘世廷的风水理论应该是祖传之术。果然在24年后,李成自攻破了大明的京城,稍后又让关外满人夺走了江山。
明亡清兴,就此又是三百年,这是后话了。而更巧合更神奇的是,在三百年后,刘世廷的话再次应验——定陵被考古发掘后,还有意外。朱翊钧在大陆“文化大革命”中,竟然“遇到”了红卫兵。这群“革命小将”同样不信邪,将朱翊钧和皇后的尸骨拖出了地宫,批斗一番后“破除迷信”——焚烧……
从当初选址,到三百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