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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往我的肩上一栽……我知道他去了。然后我把车开下高速公路，给警方打了电话……
“这两年哈里森的记忆力显见的不行了，演讲时常常突然停顿下来，接不上下面的话，过去他可不是这样。还有一次我梦见到森林里去，他突然不见了，我到处找他，后来来到一片空地，可是我只能听见他喊我的声音，却看不见他的人，那个梦可怕极了。”
怪不得我有一年没收到哈里森的信了，我还有些奇怪呢。九二年他知道母亲去世后，特地给我打了一个国际长途电话，在得知我患丙型肝炎后，连续写了三封信来安慰我。
“哈里森已经火化，当我们把他的骨灰撒在我们家后面那座小山上的时候，正好来了一阵风，风把他的骨灰吹了回来，孙子们说'噢，他不愿意离开我们'。我们在后山上为哈里森立了一个碑，明年春天，我们还要在碑前种些树……”
我们谁也无法说话，只听她一个人在说，是啊，她得讲话！
“我还得活下去……”她看上去足够坚强地说。可是饭后，当她茫然地站在饭店过道上寻找一束花的时候，我看出她的挣扎。
我常常与他今生的最后一张照片相对，想：还有谁会记得他为这个世界所做的贡献？
第15节：多少人无缘再见
八十年代，由于多个西方国家翻译出版了我的书，因此也给了我多次周游欧洲的机会。
接受过多少记者的采访？已经记不得了，印象最深的是英国《观察家》杂志和西德（那时东西德还没有统一）《明镜》周刊的几位记者。
而印象最深的记者招待会，当属1989年十月在意大利接受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时的新闻发布会。
我也算是身经百战。在列国接受过不下一百次采访，唯独这次感到了压力。
也许现在的人们不再记得一九八九年那个草木皆兵的敏感时期，而且在场的七十多名意大利本土和周边国家的记者，个个身手了得，别指望用时尚、八卦那些鸡零狗碎，就能将他们打发。
面对一百四十多只火眼金睛，如何开场？让我颇费思量，只得先发制人。说：“我是个诚实的人，也是一定要回国的，所以希望你们不要提问那些我回答之后，让我回不了国的问题。”没有想到这个切断某些“新闻”后路的声明，却赢得了靠新闻吃饭的记者们经久不息的掌声，场上气氛也立时转换。
《观察家》杂志的记者之所以难忘，是弥漫在他周身的悲观情绪。如其说那是一次采访不如说是一次对话，记得他谈到有关爱情婚姻问题，我的回答非常愚蠢，他慢慢悠悠说出自己的观点，最后绝非赞美地说：“。。。。。。看来，你还相当乐观。”我当时的感觉就像一枚针头，刺进了一个极为膨胀的气球。此后二十多年，我不时想起他说的那些话，而他的绝望，也渐渐变成我的信仰。
第16节：最重要的客人？
接受《明镜》周刊采访之前，德国朋友告诫我，《明镜》周刊是联邦德国最大的杂志，地位相当于美国的《时代周刊》，面向全世界发行，发行量为一百万份。惟其大，所以傲慢至极。一般来说，他们只采访政界要人，很少采访文艺界人士，什么人物都见识过，即便总统也不放在眼里，偏偏提问让采访者难堪的问题。
带着这样的印象与《明镜》周刊会面，我的心理准备肯定不够正常，甚至可以说是进入战备状态。
翻译施迪安先生和我在《明镜》周刊的办公楼前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处停车的地方，就在我迈出汽车的时候，主编玛耶先生正好出现在办公楼门前，我猜他一准在大楼的玻璃窗后，看我们那辆普通的汽车，如何在那些豪华汽车中间，找一块停泊地来着。
他亲自到大楼门口接我，真是无可挑剔的客气，但这客气冰冷异常，寒气袭人。
过了门卫，他手势不明地一指，我走错了通向电梯的方向，翻译及时叫住了我。
电梯里，玛耶先生一言不发，眼睛从我的头顶望过去，好像在忍受某种极其难以忍受的事物。我把我那很多人看不惯的下巴，翘得更高了，心里狠狠地想，是你把我请来的，先生，你只好受着了。
房间里还有三位六十开外的绅士在等着我，全是一付大记者的派头。他们打量着我，我也打量着他们，像是在暗暗估量彼此的实力。
四比一，我想。
满头白发的莱因哈特（Herinhard）先生身材很高，像所有身材过高的人那样，稍稍有些驼背，浑身透着一种熟透了的潇洒。他先向我介绍：“这间房子，我们一向用来接待最重要的客人。”一派世界事务权威发言人的口气。
最重要的客人？
我已经三过汉堡，从我一踏上欧洲的土地，他们可能就在观察、掂量：值不值得？
有人拉开落地的百叶窗，汉堡城尽收眼底。莱因哈特先生简略地介绍着这个城市：绞死最后一批海盗的老码头；二战中被毁去大半的老教堂。。。。。。然后转身向我介绍其他两位绅士，一位是速记兼录音，一位是摄影记者。“这是联邦德国最著名的摄影记者，丹赫盖尔先生。他住在波恩，不住在汉堡。只在重要人物接受采访时，我们才把他请来。”
第17节：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这样的意思您刚才已经表示过了。”我说。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好吧。”
尽管善良的基督徒我们的翻译施迪安先生，努力软化着我们的语言（我甚至觉得我的某些话他根本没有翻译），仍然能感到剑拔弩张的气氛。
玛耶和莱因哈特先生不歇气地交相提问，生怕留给我半点喘息的时间，似乎想用闪电战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我击垮。
丹赫盖尔先生的摄影机，不停地“咔嚓”着，是不是希望抓到一个我在狼狈逃窜的场面？
录音机上的大磁带盘，带着一份不便说的期待，缓缓地转悠着。
我的声音，像从一根铁制的声带上发出。我那一张一合的嘴唇，如两片相击的石头。我的回答，锋利得足以切断任何一条喉舌。。。。。。
尽管我大获全胜，尽管四位绅士变傲慢（真的是傲慢吗）为倾慕，但我并不快乐，甚至觉得这样的胜利不要也罢。可我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我不快乐。
如果换到现在，一切都会有所不同。至少我不会说那许多假话；至少我的回答会充满个性的魅力对此我深信不疑；至少我会更加可亲可爱；至少我不会那样狭窄、多疑；至少我不会那样虚张声势；至少我不会把他们的一切言行，解释为别有用心。。。。。。
可是，有多少事可以重来？正像人们常说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
不知道从哪句话、哪个问题开始，或者根本不是因为哪句话、哪个问题，横在我们之间的那堵冰墙开始融化。采访不是按原计划两个小时结束，而是进行了将近三个半小时。到休息时，双方的情绪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刚进来的时候，你们像四条老狼一样，随时准备把我吃掉。不过我也是一条老狗了，无数次被他人咬过，为了自卫也咬过别人。”
“不，我们不是狼。”玛耶先生一再声明。
“这只是文学语言。”
“是狼有什么不好？它们团结，又有奋斗精神。”莱因哈特并不忌讳做一只狼。
第18节：你是一位少见的老练记者
送我下楼的时候，我对莱因哈特说：“你是一位少见的老练记者。”
“何以见得？”
“对你想要捕捉的猎物，机敏、警觉、抓子也很锐利。”
“你这样说，我都不好意思了。”
“不过，你认为你抓到我了吗？”
这里说的不是输赢，而是问他是否知道，刚才与他血战不休的那个人并不是我，至于那个真正的我，他究竟知道多少？
他沉思不语，我莞尔一笑。
此时，我们像竞技场上两名角逐后的击剑手，各自脱下头上的面罩和身上的盔甲，有些新奇地审视着对手的真实面目，终因有所发现而感到些许的欢愉。
他们例外地把我一直送到停车场，在我打开车门之后，又在敞开的车门旁与我谈了很久，好像还有很多没有说完的话。
尽管有些依依，最后还是说：“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我们还是下决心在这里告别吧。”
“与你相识非常高兴，我们很快还会见面的。”他们说。
但我希望与再见时，不要再谈什么政治、经济、改革。。。。。。这些题目，完全可以从《人民日报》上得到标准的答案，我宁愿和你们谈谈狼和狗，玛耶，莱因哈特。
回国后不久，我即收到一个从联邦德国寄来的巨型木箱，打开一看，原来是一盏古董煤油灯。三个玻璃罩和一个铸铜灯座，完好无损地包裹在一层又一层细如发丝的刨花中。
后来得知，我走后玛耶和莱因哈特问我们的首席翻译施迪安先生，我在汉堡期间最喜欢干的是什么。施迪安先生说，我最喜欢逛古董店。
“她看上什么了吗？”
“她看上一个老煤油灯。可是那个灯太大、太重，又有三个玻璃罩子，很难带回中国。”
玛耶和莱因哈特寄给我的，正是那盏我看中而又无法带回的老煤油灯。
1998年再访德国，向《明镜》周刊打探莱因哈特的消息，我被告知，他已退休，并且无人知道他的下落。
这时候，我体会到了中国档案制度的好处，即便某个人化为骨灰，也会知道他的骨灰盒子安放在何处。
第19节：费城故事不太多
西方人大大地保留并尊重彼此的“自我空间”，最后却常常落得魂归何处无人知晓。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