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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发表后不久，俄罗斯的状况发生了改变，而且是根本性的改变。克里姆林宫出现了能够审时度势、把握俄罗斯潜力的领导；他们拥有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真诚愿望；克里姆林宫出现了领导人，他也得到了人民的高度信任；国内发生了转变，从玩弄权术走向了有意识的、循序渐进的国家政策。虽然在广大人民中享有威信与支持的政党与纲领还没有出现，但这一课题已经被意识到并开始成功地着手解决。
2001年之秋俄联邦与美利坚合众国（1）
2001年之秋俄罗斯联邦与美利坚合众国
世界政治中的“地壳变迁”
俄罗斯和美国关系发生实质性变化，是在2001年这一年的时间里。1～4月份还相当冷淡的俄美关系在当年夏天出现一些升温；而在“九一一”事件之后，两国关系不仅得到改善，
而且几乎达到伙伴的程度。在美国最困难的日子里，当美国社会承受着残酷无情和不知所措的复杂感觉时，是俄罗斯第一个向美国伸出支持与援助之手，没有这些支持、援助，美国和整个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对国际恐怖势力给予迅速而且有效的打击的，也不可能成功地战胜这场突如其来的国际新危机。
当然，俄罗斯也有它的政治战略、战术考虑，但俄罗斯所关心的不仅是它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且也是整个文明世界的利益。当有人问起俄罗斯提供支持的价格时，普京认为在此问题上讨价还价不合时宜：“灾难已经来临，我们能做的就是提供帮助。” 俄罗斯的同情是诚心诚意的，遗憾的是，却不是俄罗斯国内和西方所有人都能理解，并能给俄罗斯领袖的高尚行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2001年秋冬季节，世界形势以及俄罗斯和西方关系变化幅度之大，使某些政治评论家把这种变化称作世界政治中的“地壳变迁”。俄美之间的新型关系没有通过什么协议加以巩固，它在当年12月就遇到了严峻考验。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仔细研究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在2001年的关系变化，都是非常重要的。
俄罗斯与美国， 2001年寒冷的春天
2001年1月，美国新政府上台。人们预料到，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在此之后会发生明显变化，但绝不是往好的方向发展。在总统竞选高潮的时候，小布什对比尔·克林顿总统和阿尔伯特·戈尔副总统的对俄政策做了非常严厉的批评。按照布什和他顾问班子的看法，布什和戈尔是想把俄罗斯转变成朋友，如果成不了朋友，至少应是一个驯服的小伙伴，但他们的企图最终彻底破灭了。布什等人得出这种结论的根据，不仅是由于叶利钦的不可预测和变化无常，而且也是叶利钦周围的腐败以及俄罗斯政府总理和副总理的频繁更换。
北约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明显加剧了俄罗斯社会的反美情绪，同时也加剧了美国精英中的反俄情绪。俄罗斯处在双重压力之下：来自西方的北约军事力量和来自南方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以及这种极端势力的军事组成部分——国际恐怖主义。但这些威胁却成了促成普京上台的主要因素。
在布什周围，认为俄罗斯还要继续衰败的观点占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俄罗斯并不算小的核潜力以及它针对中国、伊朗、叙利亚、朝鲜、伊拉克、古巴所奉行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又让美国感到担心。据推断，只有布什才有能力终止俄美之间的各种游戏，他不会向俄罗斯做出任何让步——不管是反导问题，还是北约扩大问题。
在布什最初就对外政策所作的声明中，关于俄罗斯的词句很少。布什说：“我们的对俄政策将在原则上有别于前一段时间。我们自己不会，也不鼓励别人把钱投给这种体制，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把钱用在什么地方，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钱不是用在发展市场和经济上。在俄罗斯进行经济和法律改革之前，在俄官僚体系反腐败没有明显结果以前，我们不打算改造俄罗斯了。” 这话传到克里姆林宫，接受起来非常痛苦。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向美国总统和国会上院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题为《2001年的世界威胁》，这份报告包含很多对俄罗斯的指责。按照对美利益威胁的等级划分，中东被排在第一位，第二位就是拥有核潜力的俄罗斯。特尼特最不满意的是俄罗斯增加国防预算，他用限制民主和言论自由的视角来看待俄罗斯当局与寡头的斗争。在乔治·特尼特看来，国际恐怖的危险远远小于俄罗斯与中国、印度、伊朗和伊拉克的合作。
2001年2月，曾经有人企图取消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内的单独对俄机构。美国当局的某些高层人士解释说：“对我们来说，俄罗斯今后不过是个二级优先方向，没有必要赋予俄罗斯什么特别的意义。美国要和俄罗斯一对一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少了。如果美国觉得俄罗斯提出的倡议还算理智，那就会准备研究研究这些倡议，但美国不会主动向俄罗斯提出建议。”类似这样的声明和言论不止一个。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两个对俄罗斯非常不友好的决议：一是涉及俄罗斯的车臣政策，二是俄罗斯对古巴的政策。
2001年3月，美国突然宣布要驱逐50名俄罗斯外交官。莫斯科马上发表声明，声称俄罗斯在此情况下也要驱逐50名美国外交官。“间谍丑闻”就好像新的冷战开始。在此之后不久，俄美双方相互驱逐了4个使馆工作人员，媒体对该事件的追踪、评论持续了很久。布什总统4月1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尊重俄罗斯。如果俄罗斯人能够等待下去，他们自己会体会到这一点的。但我们不希望看到，签订反导条约的1972年成为我们相互关系的计时点，就让2001年成为俄美关系的计时点吧！” 对俄罗斯来说，布什这种观点是不可接受的，因为1972年是苏联和美国关系缓和的开始，在接下来的25年里，两国签署了30多份重要协议，其中很多协议都和反导条约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布什的国家安全问题顾问康多莉扎·赖斯精通俄语，她的言论往往是非常奇怪的混合物。她一方面说要尊重俄罗斯的文化，另一方面却坚信美国在经济、智力和精神上的优势。赖斯在一次记者采访中说：“谁也没想把俄罗斯挤到边缘。如果有谁认为，虚弱的俄罗斯对美国有好处，他可就犯了错误。但是，强大的俄罗斯暂时只是幻想……俄罗斯把普希金、陀思妥托耶夫斯基、马列维奇、拉赫曼尼诺夫和肖斯塔科维奇献给了世界。有那么一天，新俄罗斯天才会重新让我们大吃一惊的。美国将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对俄罗斯也如此。我们可
以尽量让俄罗斯相信，我们欢迎俄罗斯存在于世界重要国家的行列中，尽管这是有条件的。俄罗斯自己的行为举止也必须得当。我们可以给他们指出一条道路，告诉他们如何才能到达终点。但这需要的不是敌意，而是顽强的、创造性的外交。”
在美国新政府中，不太了解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的那些人，对俄罗斯的藐视程度就更深了。布什的一个顾问大喊道：“这是一场什么样的冷战？一方是一个自信强大的美国，它所依靠的是历史上最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是孤独虚弱的俄罗斯，社会精英已经迷失方向，它的经济一年前才停止持续10年的下降。”
2001年4月底，乔治·布什在他就任总统100天的时候发表讲话，但在讲话中，即使在国际政治这部分也只字未提俄罗斯。布什列举了三组国际问题：中东问题、对华和台湾关系、北约问题。布什在解释反导计划时强调，美国应该把自己的立场明确告知欧洲盟友，但闭口不提莫斯科对此计划的反对态度。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年4月进行的国情咨文中，既没有说反导问题，也没有提到美国。在当年7月热那亚“八国峰会”之前，俄美两国总统没有安排任何会晤的计划。
历史学家指出，几乎所有美国总统在入主白宫第一年，都很少过问对外政策问题，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到国内问题上，但反导问题却不仅仅是美国的国内问题。美国政治家们决定不理睬中国的反对声音，也很藐视俄罗斯的反对态度，尽管俄罗斯声称，如果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俄罗斯将要废除所有限制核武器的条约，并将军费开支增加一倍。但是，美国不能藐视欧洲盟友的态度，欧洲盟友无法接受美国只关心自身安全的自私想法。与此同时，欧洲的政治家和专家们也不太相信美国超级反导系统的有效性。
法国《快报》刊登了一篇讽刺意味很浓的文章：“布什在五角大楼主帅拉姆斯菲尔德的支持下，打算在美国的天空部署一个雷达、探测器、反导导弹、卫星杀手相互连结的防护网络，这个方案造价 600亿美元。按照布什的观点，克林顿在任时对反导问题过于谨慎。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还可以对它进行研究。但今天这个计划却已经破坏了世界上的战略平衡。从里根时代开始，‘星球大战’所赋予的作用就是共和党的一个神话。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布什奉行的实用主义和他在反导问题上的‘唯意志’做法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对比。美国国会先前推动反导问题，华盛顿的权势集团热烈鼓掌。比尔·克林顿时代不太受宠的军人们看到了重新从国家手里获得武器订购资金的希望，武器生产企业欢呼雀跃。与此同时，美国的决策者周围也掀起一场激烈的争论，一些著名的智囊团不仅批评这个计划的高额成本，而且还指出它的技术风险，因为反导的技术可靠性远远没有得到完全证实，上一年进行的两次试验都已失败，接下来的试验又不止一次被推迟。”
让美国战略家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俄罗斯就反导问题得出的结论赢得了欧洲国家越来越多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