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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不只是战争本身，因为战争可能按照不同的方式发生，并为新总理和俄罗斯的命运带来不同的结果。问题在于并非简单地使用武力，而是如何有效地使用武力，此为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是普京敢于对使用武力宣布承担直接的和主要的责任（在1994～1996年，无论是叶利钦还是切尔诺梅尔金都没能做到这一点）。那时强力部门的部长们在车臣行动中也是各行其是，互不配合。普京开始解决新战争中的所有主要问题。这样一来，军队的战果也就成了他的成绩。对于那些普京的支持者和他本人而言，车臣成为一个杠杆，整个俄罗斯的形势通过它开始扭转。
普京的批评者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们希望俄罗斯军队和爱国者在车臣遭受失败，而且是决定性的失败。例如由古辛斯基苦心经营的《今日报》就预言：“在冬天的行动中，普京的支持率可能会在鲜血中急剧下降，也就是说，除了战争之外，普京什么也不会干。克里姆林宫不是委任他主要抓经济吗？他能胜任吗？除他之外有人能干！” 《总结》杂志主编谢尔盖·帕尔霍缅科更为尖锐和公开地写道：“普京的奇迹和凯旋出现了：在轰炸和扫射中大量无辜者死去，而匪徒们却在山上的营地里安安静静地安装设备；在印古什的集中营里，忍饥挨饿的难民遭受嘲笑，而恐怖分子却以连、营为单位出现在通往巴库、第比利斯和伊斯坦布尔道路上的餐馆和饭店里。普京取得成就的基础还包括冷血政策，他利用了社会意识的阴暗面，如民族主义、盲从性、残酷性和极端复仇心理。这种仇恨式的狂欢只有在飞机里满是军人的棺木、联邦军队遭受重大挫折时才会停止。”
让人纳闷的是，在帕尔霍缅科这篇充满憎恨的文章中，居然将车臣武装分子称为恐怖分子和匪徒。相似的看法在许多西方观察家的文章中也经常出现。1999年9月，美国《洛杉矶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正在崩溃帝国的杂音”的文章。作者将20世纪末俄罗斯局势与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做了比较，那时就连尼古拉二世也称后者为“欧洲病夫”。M．瑞恩多尔茨认为，不只车臣，整个北高加索这8年来都处于起义状态，俄罗斯无法改变这一局面，否则将导致自我毁灭。最终的结论是这样的：“西方应当准备为俄罗斯送葬，而不是在手术之后等待它的康复和振兴。”
对于我们来说，很幸运，这种希望没能成为现实，尽管事件曾经朝糟糕方向发展的危险性很大。
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
在这里没有必要详细地叙述1999年夏、秋在北高加索所发生事件的全部过程。与车臣相邻地区局势曾经非常紧张，从1999年春天开始这种状况更加恶化。但是在对待车臣和达吉斯坦瓦哈比武装分子的态度问题上，斯捷帕申政府继续奉行和平政策。
早在8月1日，第一批车臣武装分子就潜入位于达吉斯坦山区的楚马金区，但这不过是一次预演。在8月8日这个星期天的夜晚，武装分子的主力渗透到相邻的波特利赫区。从本质上说，这次侵略蓄谋已久。当然，瓦哈比分子对达吉斯坦的进攻非常冒险，他们得到了达吉斯坦山区村庄居民的款待和帮助。尽管这样，应当说这还是一次胆大妄为的冒险，因为反击行动紧接着就开始了。受叶利钦委任解决所有与侵略俄罗斯领土有关问题的新总理普京很快领导了反击行动。普京不是单纯解决军事问题，而是更有效地解决了这里出现的政治、经济、干部和财政问题。根据普京的指示，参加战斗的军官和士兵的津贴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到8月底时，哈塔卜和巴萨耶夫领导的武装遭受重大损失退回车臣，但人数已达1万多人的俄罗斯军队并没有到车臣领土上乘胜追击。这个时候，普京通过了一项最重要的决定，即摧毁达吉斯坦瓦哈比分子在卡达尔地区建立的基地，因为它会成为伊斯兰狂热宗教信徒向里海地区输出信仰的军事基地。
早在8月底时，普京就在白宫召集车臣问题会议，同时邀请了所有的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基里延科、普里马科夫和斯捷帕申参加。这时，达吉斯坦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但这几位前总理认为将军事行动的战场转移到车臣境内是不现实的。他们坚持采取的军事行动应当有所限制，要保证居民的安全，并最大限度地保证减少俄罗斯士兵的伤亡。国家军事领导层的意见与此相反，尽管这些将军中也存在意见分歧。最终的决定由弗拉基米尔·普京做出——我们今天已经清楚，这个决定是什么。在达吉斯坦战斗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莫斯科和伏尔加顿斯克的3栋居民楼先后发生爆炸，几百名和平的居民在睡梦中惨死。在第一起爆炸事件发生之后没几天就已经查清，这几起凶残行动的线索均指向位于车臣境内的瓦哈比分子营地。调查还需要很长时间，愤怒而恐惧的居民要求政府采取果断行动，他们已经无法强迫自己再等待下去。不仅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大城市的内务机关、联邦安全局、民防以及由居民自愿组成的纠察队对所有的交通工具、空置的场所、地下室以及顶层阁楼进行了详细的、拉网式排查。这些措施避免了在某些居民楼里已经准备好的爆炸行为，并找出了很多与可怕的恐怖袭击组织者有关的新线索。
后来，一些对普京不怀好意的人指控说，政府没有对9月的几起爆炸进行认真的调查。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事实上，调查非常彻底，也有效果。
但是，调查活动仅仅是一方面，政治和军事上的准备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所以，毫不奇怪，在调查结束前，普京就下达命令中断与车臣的铁路和航空运输。紧接着，经政府同意，联邦军队切断了车臣境内的能源运输和通信联络，并关闭了石油和天然气管道。车臣的主
要机场、临近格罗兹尼市不远的北方机场遭到空袭。又过了两天，俄罗斯空军大规模的轰炸和导弹打击了车臣军事基地、营地、交通枢纽、燃料库、桥梁和道路。在车臣边境大规模的联合集群部队开始组建，后方基地和所有必须的地面设施也建立了起来，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使用武力彻底消灭俄罗斯领土上的伊斯兰恐怖政权的决心在增加。
众所周知，在1994年由帕维尔·格拉乔夫将军领导的俄罗斯军队领导层曾经以压倒性的优势认为，借助于军队在车臣恢复俄罗斯宪法秩序将是非常轻松的任务。格拉乔夫非常认真地说，在几天时间内，用几个空降团就可以完成任务。根据格拉乔夫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提交的计划，车臣的整个军事行动可以在1个月内完成，其中3～4天就可以歼灭位于格罗兹尼的杜达耶夫分子。
但是，俄罗斯军队在1995～1996年遭到严重损失之后，在俄罗斯政治圈和部分军事领导人当中占上风的意见是，在车臣进行的任何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都必定失败，而车臣恐怖分子和战斗人员也强化了俄罗斯某些政治家的这种观点。被匪徒们绑架的俄罗斯公民接近2000人，并且这一数目正在增加，这些“奴隶贩子”感到逍遥法外和拥有无限权力是正常的事。谢尔盖·斯捷帕申后来承认，无论是他还是他领导的政府都没有制定在车臣领土上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任何计划，他在许多方面都不赞同新总理普京的指示和命令。最坚决地反对在车臣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行动的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和斯捷帕申组成了政治联盟。尤里·卢日科夫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呼吁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建议有限度地使用特种行动并围绕车臣周围建立“隔离区”。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主席伊戈尔·斯特罗耶夫公开宣布，俄罗斯不应当急于开展地面行动。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罗曼·波波科维奇9月中旬也称：“可以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当前却不合时宜。”面对有关车臣进行地面军事行动可能性的问题时，萨拉托夫州州长康斯坦丁·季托夫回答：“对俄罗斯来说，这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还会是一场灾难。”
当时，有关保卫俄罗斯领土、使其免受车臣武装分子侵犯的最激进提议也仅仅是俄军推进到捷列克河左岸——这可以实质性地缩小“隔离区”的宽度。在9月初，甚至连那位在第一次车臣战争和在达吉斯坦地区作战行动中表现突出、而且思想也比较激进的弗拉基米尔·沙马诺夫将军，在被任命为驻扎在靠近车臣行政边界地区的第58集团军司令时也宣布：“军队将不会进入车臣共和国境内。”沙马诺夫坚信自己的实力，但却怀疑俄罗斯政治家们是否靠得住。
所有车臣首领，其中包括马斯哈多夫、巴萨耶夫和哈塔卜，显然都很害怕俄罗斯的军队开进车臣共和国。正因如此，莫斯科那些所有亲车臣和西方的报纸、广播和电视台在9月份开始加足马力、大肆宣传。但是，在车臣和俄军驻扎地区，记者们的工作程序发生了决定性改变，进入叛乱的车臣共和国内的只有个别西方记者，并且还是靠非法的手段。已遭解散的“士兵母亲”组织的代表们不被允许进入车臣共和国内。能够证明战争正在日益迫近的迹象还有，当时不仅许多西方报纸和杂志，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俄罗斯大众传媒上都充斥着大量谎言和虚假信息。
摩夫拉特·乌杜格达互联网站上开始散布有关俄罗斯特工部门曾与巴萨耶夫和哈塔卜的部队相勾结进攻达吉斯坦、并与莫斯科居民楼爆炸有关等恶意诽谤性的消息，一些报刊则纷纷转载、传播。俄罗斯《新报》、《说法》以及英国《独立报》等报道了一些离奇的侦探故事，说克里姆林宫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和寡头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早在1999年夏天就乘坐私人飞机和土耳其快艇秘密抵达法国的蓝色海岸。在阿拉伯亿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