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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车臣战争中如果不是军队给普京开辟通往权力之路的话，普京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当不上总统。确切地说，如果说有人想通过谋划这场战争来让军人恢复元气，同时使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的话，这一切似乎完全可信。”
不过，另外一些西方报纸则认为，并非军队的将军和安全部门的人、而是俄罗斯富有的金融家们或者“寡头”们将普京送上了权力顶峰。在俄罗斯，这些人不仅实质性地控制着大部分财富，而且还控制着社会舆论。2000年2月，一家德国报纸甚至认定，普京只是张“白纸”，他真正的合作伙伴和保护人别列佐夫斯基和丘拜斯可以任意在上面涂写描画。要知道，正是似乎彼此之间已达成协议的这两个人策划了在1999/ 2000年秋、冬季的所有主要事件。
德米特里·平斯克尔是《总结》杂志的总编辑，他也从别列佐夫斯基与丘拜斯争斗的角度，分析了1999年底和2000年初俄罗斯所发生的所有主要政治事件，他认为这两人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恰恰相反，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的敌意已经越来越厉害。所以，按照德·平斯克尔的观点，普京可选择的砝码并不多，因为“目前摆在弗拉基米尔·普京面前的是原则性的、非此即彼的抉择：要么他屈服于叶利钦身边人，即声名狼藉的‘家族’的压力，偿付对叶利钦的欠账，变成那些自认为创作了‘俄罗斯第二任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人手中的一个傀儡；或者，他与以前的监护人决裂，按自己的意愿与丘拜斯做交易。” 这一结论涉及了丘拜斯的特殊作用以及强大的势力。在西方支持下，丘拜斯在2001年成了俄罗斯官僚和寡头们的主要“幕后”领导人，关于这一点，甚至在2001年秋天一些作者的文章中都能够读得到。
争论这些令人感到奇怪的观点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从它们的内容来看，我们根本无法对克里姆林宫内或者寡头之间争斗的秘密阴谋进行取证并进行客观分析。在此，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可以列举出许多在过去几十或几百年中所发生的“阴谋”事件，只不过其中成功的不过几例，而失败的却比比皆是。
正如丹尼尔·派普斯 所说，那些患有“偏执狂类型”的人和历史学家都认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还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苏联和苏共的崩溃都是阴谋的结果。这些历史学家认为，正是阴谋才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而其余的力量都没有意义；所有政治事件的发生都是幕后策划而成的，能够了解全部情况的只有那些亲信们。根据这种看法，掌握世界和各个国家真正权力的都在幕后，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对于狂热于幕后“阴谋论”的人以及对阴谋说持有“偏执狂类型”的历史学家来说，叶利钦提前辞职和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都是阴谋的结果。但他们无法理解，也解释不清楚，究竟是哪个人策划了这起阴谋。
这种粗陋、刻板的阴谋理论模式，无论是对科学，还是对现实政治都是说不通的。
政治与政治权谋
“政治权谋家”干的事情和各种“政治权谋”的应用，是一种表面看起来简单，而事实上又能非常容易地获得政治成功的现代理论。
早在2000年3月26日选举前，许多报纸刊登的文章就认为“普京的支持率被人为地夸大了”，文章称一些内行的演讲顾问和形象设计专家为我们“制造”出了一位强硬领导人的形象，他是一个“年轻并充满活力，谦逊而有决断力的领导者”。
“对于我们来说，普京被形象设计师塑造成为最人性化的人。”亚历山大·戈尔茨激动地说。 鲍里斯·卡加尔利茨基认为：“政治权谋家们发明了普京。” 甚至连普京到圣彼得堡出席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葬礼，对自己老上司的遗孀表达同情和关心以及车臣恐怖分子在报纸、电视上叫嚣着要杀死代总统普京并针对此采取的安全措施等都被《新时代》杂志称为“精明的宣传活动” 。而按照《明日报》的结论，“弗拉基米尔·普京是由公关和形象设计专家塑造出来的一个政治神话”。
一一驳斥这些臆测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它们并没有事实和证据作为支撑。普京在担任总理和代总统期间所取得的成绩，并不是某种新的政治权谋的产物，他赢得如此高的支持率是他所实施的政策和国务活动被认可的结果，也是他独立决策、敢于担负全部责任的回报。
那些政治决策并不是形象设计师们做出来的，普京显露出来的真实情感是无法靠政治权谋艺术地加工出来的。普京的竞选总部曾经不无遗憾地宣布，在竞选活动的进程中，80％的决策是由代总统独立做出的，只有剩余的20％由其竞选总部提出，即使这样普京也并没有对之全盘接受。
人们经常将鲍里斯·叶利钦与那位以在火炉上酣睡、在战场上英勇无畏而著称的勇士伊里亚·穆罗梅茨相提并论。但无论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还是戈尔巴乔夫时期，普京都不是一个英勇的持不同政见者，同时也没有成为叶利钦时代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不止一次地称自己是军人和官员，无论是担任政府总理，还是后来成为联邦代理总统，他都会把克里姆林宫所定的决策视作命令一样服从。但自1999年秋季、尤其是1999年12月31日之后，为形势所迫，普京必须本人决定拟定并颁布命令。他没有逃避这一责任，并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位能力出众的最高层领导者，随后又成了一位公众政治家。普京不仅与文件打交道，而且还踏实地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以此证明自己是一位努力履行职责的实干家。
应当说，普京的活动并非根据某种明确的目标而事先计划好的。1999年9月和10月份，他不得不应对突然出现的困难局面。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表现也可圈可点。所有的政治家都很在意自己是否有吸引力以及受欢迎的程度，因此，他们不可能不考虑专家的帮助和建议。在民主机制下，这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但远不是主要工作内容。归根结底，普京并不是叶利钦班子里第一个仕途出人意料地窜升的幸运者，但是，为什么叶利钦的其他候选接班人没有从“政治权谋”中获益并取得成功呢？
众所周知，人们经常将戏剧与政治相提并论，谈论舞台、假面具、角色和提示台词者、导演、木偶等，这并非毫无根据。在许多方面，这种政治戏剧的构思与更为现代的政治权谋概念十分相似。
出于对普京所获得的成绩的惊奇和愤恨，《新报》编辑鲍里斯·卡加尔利茨基曾试图将普京代总统描绘成一位简单肤浅而又糟糕的演员。对于普京本人来说，他只是一位突然出现在政治大舞台之上的演员，既不了解自己的角色，也对自己要表演的剧本一无所知，甚至都不明白自己在众多的提示人面前究竟该选择哪一位的去听。 与此相反，导演安德烈·日京金则赞赏普京竞选总部的工作，他们这些人似乎严格规定了普京的举止、服饰、所有独白、手势、微笑等各个细节。安·日京金认为，普京恰恰是准确地遵循了“导演的最高任务”，才得以在“政治戏剧”里取得成功 。谈到普京在2000年3月26日总统大选的成绩，电影导演格奥尔吉·达涅利亚认为这应当是导演和剧作家的功劳，而绝非普京自己。他认为，普京只是一个尽力使自己“不超出形象范围”的人。 另一位电影导演叶夫根尼·马特维耶夫则认为，不应当只将成绩归功于导演，其中也有主角的功劳。他说：“虽然他只是个舞台新人，但演得非常棒。他表演得不温不火，恰到好处，而不是像叶利钦那样在舞台上卖弄自己。那个人实在有太多的停顿，在舞台上像个命运悲惨的外省演员那样故作姿态。”
而心理学家列昂尼德·克罗尔却认为，普京几乎不需要导演，他本人就是导演，甚至还是这部剧本的作者和具备全新的、不寻常风格的天才演员。克罗尔对此充满了溢美之词：“普京在舞台上走动起来，似乎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动作。他能同时兼备芭蕾舞舞者的急速和作战艺术大师的步伐。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自身找出稍稍异样的面目以及不同于以往的观点。在他身上，人们可以发现那种神话英雄所具有的‘随心所愿，心想事成’的魔力。明确同意去干某种或许不大可能做到的事情，沉默一段时间，强迫自己多等待一下——任务完成后，他又出现了。这时，人们一点儿也看不出他很骄傲，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又接着去做新的事情。普京是一个少有的、同时具备不显山露水和不可替代两种品格的人。他的幽默感令人感到惊奇，他同时也是一位善于准确和出乎意料地进行比照的大师。普京是一名本色英雄，是位摒弃浮华、拒绝装腔作势、没有刻板模式的英雄。”
尽管其中不乏夸张之处，但我认为克罗尔的看法比较接近事实。在戏剧演出中，人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剧院演出大厅里已经坐满了观众，可是这时一位主要演员却突然生病，无法登台演出。为了不使演出中断，导演及其助手们不得不紧急给并没有什么名气的预备演员化装，让他来扮演主要角色。但是，令导演和观众们感到惊奇的是，预备演员所扮演的难度很大的角色甚至比那位病倒的主演还好，于是，他很快就成为了著名演员。对于好莱坞音乐剧来说，这幅场景经常可以看到，但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这似乎还是第一次碰到。
上面这些对俄罗斯政治舞台与戏剧进行的比较很有趣，但它们的这些相似性只是表面的，无法解释俄罗斯最近两年发生的主要事件。
在政治中，永远存在戏剧性，而随着电视机的出现，这一因素作为政治成就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