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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2月，《共青团真理报》刊登了帕维尔·沃夏诺夫的一篇长文，硕大的标题是“作为俄罗斯腐败镜子的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在其中，几乎收集了选举期间有关索布恰克的所有言辞。索布恰克再次向法院起诉沃夏诺夫和《共青团真理报》，但这没有能够吓唬住其他报刊发表此类文章。内务部和检察院领导人先后发表了几份声明，宣布将在国家政权机关中开展反腐败斗争。令人惊讶的是，在由内务部、联邦安全局和检察院等组成的调查部门内部对“索布恰克案”本身也存在分歧。结果，任何有关索布恰克“大规模侵吞”和受贿的证据都没有，最终，“索布恰克案”只涉及几套小公寓。
的确，当上市长以后，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从一个离城很远的小区搬到了另外一座离市中心很近的居民楼中，新公寓由市政府出钱做了改造和装修。但是，这对于俄罗斯特大城市市长来说，是很自然的一步。在1991年，住房还没有实现商业化。后来，通过给隔壁公寓住户分配另外一套住房的办法，索布恰克扩大了自己的住房面积。但这并没有违反法律，一切都是公开的。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公有住房分配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与其他政治家，像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伊万·雷布金、伊戈尔·盖达尔、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以及总检察长尤里·斯库拉托夫等拥有的富丽堂皇的豪宅相比，索布恰克的公寓住房和郊外别墅无论怎么说都不算太大。
这个名单可以再列上几页，所有人都清楚，以部长或是议员们的工资收入购买这样的公寓和别墅简直就是不可能的。
从1997年春天开始，阿纳托利·索布恰克被圣彼得堡检察院传唤，当时是为审理他的远亲、从塔什干来到圣彼得堡的玛莉娜·库京娜的住房问题案。传票通过邮局邮寄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圣彼得堡办事处（索布恰克继续领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该市的工作）。但索布恰克拒绝签收这些传票。不过，传票仍然会定期寄来，一个月有2～3次。根据检察院的资料，他们一共给索布恰克发去了12张传票。这些行动都是按照检察院内部制定的方案进行的：先让索布恰克以证人身份出庭应诉，然后向他宣布预先准备好的指控书，宣布逮捕并将他关押到圣彼得堡闻名的“科列斯特”监狱。
1997年10月3日上午11点，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区中心大楼出来，走向停在柴可夫斯基大街上自己的汽车。他感到有些不舒服，打算去看医生—— ． ．纳卡吉斯教授。头一天晚上，纳卡吉斯在自己家里为索布恰克检查过，情况很不乐观，是血管梗塞前的症状。纳卡吉斯强烈建议他去医院。
在街上，内务部的一个行动小组逮捕了索布恰克，强行将他带到了俄罗斯总检察院驻圣彼得堡代表处。他被允许打电话给妻子，她能够到索布恰克接受审讯的地点。她走进了斯莫尔尼大街的那幢大楼，然后进入审讯人员和丈夫所在的办公室；她有国家杜马议员的身份，这可以帮她很多忙。
负责案件调查的官员没能审讯索布恰克。索布恰克感到身体很不舒服，差一点儿就失去知觉。柳德米拉·纳鲁索娃同调查人员大吵大闹一阵以后，他们不得不打电话叫急救车。在给索布恰克打了一针、并做了心电图后，年轻的医生坚持要求将他送往急救中心。索布恰克被人用担架抬出了检察院大楼，一个小时后，他住在了№122医疗康复部。第二天，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一些报纸指责前市长装病。很遗憾，事情的真相并不是这样。在第一次检查时，医生非常惊奇，索布恰克怎么会病得这样严重。
索布恰克给许多朋友和下属的印象是非常健康、强壮和坚忍不拔。青年时代，他痴迷于登山运动，喜欢骑自行车远足，并且定期地去游泳。在1995年举行的国际友好运动会上，索布恰克还曾经参加了一场比赛。应当说，所有民主派在90年代的时候都掩藏了自己的病史。鲍里斯·叶利钦在第三次心肌梗塞之后，仍然继续参加网球比赛；而尤里·卢日科夫率领莫斯科市政府足球队对阵俄罗斯联邦政府队。疾病和政治是相伴而生的，索布恰克也掩盖了自己身体有病、但却又并不十分严重的事实。有证据表明，索布恰克第一次梗塞还是在他成为苏联人民代表之前。他克服了疾病，并且几乎很快就忘了自己曾经得过病。第二次梗塞发生在1991年秋天，8月19～21日政变后不久。
索布恰克最近的一次医疗检查是1993年在美国。医生建议他将主动脉分路，索布恰克拒绝了：这对于俄罗斯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年，而那时外界盛传他最可能成为鲍里斯·叶利钦的接班人。
第三次梗塞发生在1997年10月3日，在检察院大楼内。№122医疗康复部没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几天后，索布恰克转院到了由尤里·舍甫琴科上将领导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康复部。舍甫琴科当时是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心脏外科首席专家，还领导着 ．库普里亚诺夫心血管研究所，有极佳的声誉。在圣彼得堡市，还没有人能在心脏病治疗领域超过他。
这个军事医学院就索布恰克的病情先后进行了三次会诊，参加者都是一些最有经验的医生。结论并不十分令人宽慰。由于有一个动脉瘤，这一局部突出造成心肌侧壁变薄，导致患者的梗塞情况变得复杂起来。根据这种诊断，任何一位心脏外科医生都不会建议匆忙做手术。为保证将来的手术顺利进行，索布恰克需要充分休息，并进行一些特殊治疗。他需要保持平静的情绪，医生甚至都不能将诊断结果通知患者本人，否则很可能导致病人过分激动和不安。尽管索布恰克极力掩饰，但看得出来他非常痛苦。索布恰克入院以后，一些报纸扩大了诽谤、中伤的范围，不仅继续针对索布恰克，而且还捎带上了治疗医生，特别是舍甫琴科教授。这其中表现得最起劲的是《独立报》和《新报》。这些报刊大肆喧嚣，称医生们不诚实，说索布恰克曾为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医疗康复部提供过一大笔信贷，至今还没有归还市政府。他们还在文章中写道，柳德米拉·纳鲁索娃与舍甫琴科交从过密，医生可以根据她的要求做出任何诊断结果……事实是，索布恰克没有做手术，结果这成了舍甫琴科教授滥用医疗权力的证据。记者鲍·维什涅夫斯基宣称，需要做一个“独立的、社会性的鉴定”。这完全是不道德和有伤大雅的政治伎俩，在这场阴谋中索布恰克及他的妻子，还有治疗医生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还有人提出对索布恰克进行电视采访，并现场直播。可怕的是，索布恰克和医生们竟然同意接受采访。电视摄像师和记者进入了医院，于是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躺在医院病床上的索布恰克在用虚弱的声音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尽管如此，“迫害”索布恰克的人还在不停地催促。播出这段医院“电视访谈”后，帕·沃夏诺夫写道：“索布恰克在竭力夸大自己所患疾病的严重程度，以换取同胞们同情的眼泪，这是一出政治骗局。这个人不止一次以自己的随机应变能力让人们感到吃惊。他在病床上，穿着白衬裤接受采访，而调查者却每天穿着制服寻找他肮脏行为的证据。这样，他变成了一个受苦受难的人，而他们都是秘密警察。这场矛盾的内幕很简单：如果他是一个普通公民的话，那就很好办了，可惜他是索布恰克。当然在法律面前，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但事实上，对那些掌握政权的人来说却并非如此。这就是‘窃铢者贼，窃国者王侯’。”
这些东西是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前新闻秘书写的，他应该很了解内幕：俄罗斯数以亿计的美元是如何流出的？流到了哪里？
丘拜斯、涅姆佐夫、尤马舍夫以及其他一些民主派的头面人物找到叶利钦，请求他保护索布恰克。叶利钦把这些说情转给了斯库拉托夫。弗拉基米尔·普京没有去找叶利钦，也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向莫斯科的任何人透露，他决定单独采取行动。
出走
1997年3月，普京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监察总局局长。他与鲍里斯·叶利钦见过几次面。总统向普京详细地询问了索布恰克的情况，并且几次表达了自己对这位前圣彼得堡市市长的不满，但普京却没有附和。
1997年11月3日或者是4日，普京秘密来到圣彼得堡。有关他此次到访的消息只有几个他最信任的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联邦安全局以及打击有组织犯罪局的官员才知道。在行政长官选举结束之后，圣彼得堡市强力部门的人员几乎没有什么变动，普京在这里有不少私交很好的朋友，他们准备像帮助普京一样来帮助索布恰克。
普京首先会见了舍甫琴科教授，向他说明了对前市长构成威胁的所有细节。普京还和索布恰克本人以及柳德米拉·纳鲁索娃谈过话。决定只有一个，应当立即将病人从圣彼得堡转移到国外去。但具体该如何操作呢？舍甫琴科教授没有任何好主意，普京决定动用自己的力量，启用他的联络渠道。在后来描述自己从圣彼得堡顺利逃脱的经历时，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特别强调自己妻子出乎意料之外的掩护才能和上帝的帮助。但是他应该知道除了妻子和上帝之外，这次非同寻常的行动还仰仗了自己的一位知己——弗拉基米尔·普京。
11月6日，阿纳托利·索布恰克通知舍甫琴科教授，说他打算离开这家医院到巴黎的美国医院里去接受治疗。柳德米拉·纳鲁索娃于10月7日早上5点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