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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地延续下去。这没有什么不好。除了家庭、后代、健康、心灵安宁和福利等传统价值，不同俄罗斯公民对其他甚至是最为基本的价值的认识也有本质区别。
对于“您认为哪种意识形态在俄罗斯最可行？”这个问题，在2003年3月的时候，28％的俄罗斯公民回答的是爱国主义，23％回答民主，11％回答民族独特性，10％回答强国理念，10％回答社会主义，8％回答共产主义，3％回答资本主义，3％回答宗教性，9％的公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里需要突出的是一种最主要的思想，而不是思想的组合，比如，社会主义思想与民主思想的组合。即使是在今天的俄罗斯，在各种社会调查中还会有50％～60％的公民自称是信仰宗教的人，其中80％又将自己界定为东正教信徒，但只有10％的俄罗斯公民经常去教堂，坚持用自己的语言或教堂的祈祷词祈祷的人更少一些。 在评价西方价值和俄罗斯传统价值的时候，只有15％的公民宣称，俄罗斯应当完全或者部分地参照西方价值。超过50％的公民坚信必须以俄罗斯的传统价值为准。 8％的公民自称是积极的共产主义者，还有15％左右的人宣布他们不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认为它是社会的主要价值之一。40％以上的俄罗斯公民坚持认为苏联的所有主要成就和苏维埃价值是举足轻重的，并且为其中许多价值的丧失而深感惋惜。
俄罗斯公民重视俄罗斯和苏联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和历史人物，但评价却大相径庭。无论是对个别公民、全社会，还是社会中的各民族——在俄罗斯首先是俄罗斯族——而言，这些评价都是民族和历史认同的极其重要的部分。众所周知，民族是一种历史形成的，体现在领土、语言、文化、宗教、心理和生理特征、传统和习俗、还有历史命运等方面的共同性。然而在今天，不同的俄罗斯公民对这个命运的定义并不相同。在各种社会调查中，超过50％的俄罗斯公民正面评价彼得大帝及其改革；在2000年，只有30％左右的公民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正面的，到了2003年，已经有40％的受调查人赞成斯大林的活动了 ；正面评价列宁的俄罗斯公民要略少一些，然而在2000年的十位最卓著的社会活动家、俄罗斯的“世纪人物”排名中，居于首位的是列宁，第二位是斯大林，位于名单第六位和第九位的分别是 ．萨哈罗夫和亚·索尔仁尼琴。
说明俄罗斯公民的价值标准千差万别的类似事例不胜枚举。这令许多意识形态学家和政治家感到不快和惊讶。这些差别还只是部分地证明了俄罗斯公民的茫然无着。在1917～1918年和1991～1992年间，俄罗斯社会基础的精神和意识形态价值遭到过于粗暴和急剧的摧毁。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众声喧哗中，除了各种概念的位移和混淆，还可以看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这对于复杂的俄罗斯社会来说，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苏联的思想一元化时代结束了，无论是久加诺夫、普京，还是亚夫林斯基，都不能、也不应该尝试使国家返回到某种新基础上的思想一元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凝聚俄罗斯、使它作为政体和国体不发生分裂的是什么呢？仅仅是宪法吗？
显然，仅有宪法和其他法律是不够的，仅有宗教也同样不够。凝聚俄罗斯的是俄罗斯人民期望共同生活的总体意志、它的历史和传统、它的语言和文化以及它的经济一体性。俄罗斯人民只是部分带有民族特征，更多的是人们的文化历史共同性，是生活在历史形成的特定
领土上的超民族。这正是形成和支撑任何大国的连接物。
公民社会的必要性
俄罗斯公民需要的不是制定统一的新意识形态，而是建立被称作公民社会的统一的社会环境。这样的公民社会和独立的社会舆论在俄罗斯刚刚产生，我们应当加快和扶植这一进程。我们应当巩固和加强俄罗斯的国家机构和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后者以国家公民的主权、独立自主和自由选择为基础。
公民社会是擅长自我组织和具有主动精神的社会，它不忽视来自上层的信号，同时又能够发动自下而上的运动。公民社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独立于“上层”存在，能够自主解决内部事务，并对权力活动实施必要监督。在苏联时代没有公民社会，有的只是“螺丝钉”和其他零件与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统一管理之间的复杂组合。公民社会是复杂得多的组织，这里有公民做主的若干中心，权力得到现实的划分。公民社会中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不是“传动带”，不应将某一种意识形态奉若圭臬，从而殊途同归地将社会成员引向同一个“伟大”目标，而是应当允许有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目标的存在。
不过，公民社会在新俄罗斯尚处于起步阶段。总的来说，可以同意《专家》杂志法捷耶夫的观点。他认为，“俄罗斯的社会结构暂时还很原始，缺少发展动力。无产主义者不时以罢工矿工的形象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农民——甚至包括曾在80年代末期遍布各地的农场主——就像根本不存在。工会早已被驯化，谁也记不住其领导人的名字。知识分子就更不用提了，在最近十年他们什么也没弄明白，什么也没学会。大型企业倒还可圈可点，但又缺乏团结协作，代表的利益不明确。政府官员部分通过权力政党的形式团结起来了，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官员代表的是局部的、战术的利益，只求维持现状，不求发展。中产阶级目前在经济领域里已经成为现实的社会推动力，但又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
这幅图画并不十分令人欢欣鼓舞，但总的来说却是符合事实的。今天的俄罗斯社会远没有20世纪初前十年的独立性强。70年的一党专政使社会变得消极被动。俄罗斯必须扭转这种局面，尽管非常艰难。当然了，应当巩固国家，因为轻视国家机构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轻视公民社会的健康同样危险。这一情况需要得到珍视俄罗斯的每一个人的关注。叶夫根耶夫认为，“只要总统想为了社会的利益改变什么的话，国家事务就一定会发生变化。” 这引起了来自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管理层的 ．马尔加尔的合理质疑：“但为什么只是总统呢？难道我们俄罗斯公民就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行动起来吗？为什么我们不能迫使掌权者接受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政策、从而影响我们的共同命运呢？俄罗斯人民是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只有人民自己才是福利和繁荣的源泉，或是造成自己不幸的原因。俄罗斯人都需要明白这一点，首当其冲的是接受教育的社会成员——知识分子。”
上述两位作者的看法均有道理。当前的情况是，如果总统希望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快速进步，而不是只关心个人权力的稳固，人民就应当支持总统，而总统则应当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当然，公民社会不可能“从上往下”建设，而要自然成长。这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聪明的政权能够、也应当为发展公民社会创造条件，之后再以其为依托。
公民社会的发展以文化、职业、慈善、老战士、青年、妇女、体育等众多组织的活动为前提，然而它的核心和主体则是目前在俄罗斯尚不存在的成熟的政党。正是政党表现出对意识形态的需求，但这个意识形态不是统一的、独一无二的“俄罗斯思想”，而是世界上相当闻名的一些意识形态在俄罗斯的具体体现。
政党的产生有各种模式：政党可以由工会建立，以便实现更加可靠的政治代表性；可以根据受欢迎的著名领袖的倡议组建政党；议会党团、宗教运动、革命团体、自然保护组织也可以建立政党。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的政党以不同的社会集团为依托，有时也有不符合这一规则的特殊情况。
议会活动和各个层面的选举斗争是产生和形成政党的最佳土壤。
不过，政党的产生也可以不通过议会，甚至索性在地下活动。政党可以不登记成员的个人情况，可以没有我们通过苏联共产党所熟知的许多其他表征，例如特殊的仪式和对待党证的虔诚态度。但是政党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在这个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和经济纲领。
在90年代的俄罗斯出现了许多千差万别的政党，这正是俄罗斯社会政治不够成熟的表现之一。在1991～1993年的时候，可以在专门的手册里找到100多个俄罗斯政党的信息，而在1992年12月出版的《俄罗斯的新政党和组织辞典》里，则列有400多个词条！这本辞典的作者普里贝洛夫斯基同时收入了一些宗教党派 。当时，政党像雨后春笋般产生，不过又同样迅速地解散和消失了。即使如此，还是有100多个政党参加了1999年的议会选举，组成了30个左右的竞选联盟。其中的大部分政党没能承受住选举中的失利，然后又被新的党派取而代之。
俄罗斯尚处于形成政治民主的初级阶段，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国家政治生活涣散的情形应在未来予以克服。如果有10个、甚至20个政党同时以一个社会团体的名义去面对人民和政权，那么保护和代表某个社会团体的利益就根本无从谈起！
早在2000年2月底，弗拉基米尔·普京就在出席“统一党”成立大会时发表的致与会代表欢迎词中讲到，对俄罗斯来说，三四个政党构成的体系是比较“正常的”。换言之，应该是
三四个建设性的政党取代2000年初之前注册的150个党派和团体。国家的竞选体系和国家对大党的财政支持应刺激这三四个政党的产生。有一些政治学家认为两三个大党的体系对俄罗斯来说是最佳选择。（我本人认为，在俄罗斯具有形成五六个政党的社会、经济、政治土壤和需求。）
2001年6月国家杜马通过了新的政党法。根据这一法律，司法部只能把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