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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战争所取得的胜利证明，这些极端组织完全被国际社会所孤立，就是在阿富汗国内也没有得到当地老百姓的支持。伊拉克和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局势要复杂得多，美国总统布什提出了横穿伊拉克、伊朗、朝鲜等国家的“邪恶轴心”概念，而且有意将这一轴心消灭掉。确定性小一些，但准确性和理智性大些的概念，是普京提出的“不稳定弧”。布什所说的那个地区的局势实在太复杂，而且还存在着多样性，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或者一个道德标准来理解它。
无论在近代历史，还是中世纪历史，也包括基督教历史，极端主义都不是什么新鲜事。20世纪的世界经历并战胜了全球意识形态扩张的几次轮回。我们没有依据断定，应该把本·拉登抓起来还是把他消灭掉——这样的可能以后也不会有。
20世纪初，放纵的殖民主义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动荡。首先受到伤害的就是如今生活富足的欧洲。意识形态扩张的回应波是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20世纪30～40年代，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波浪席卷世界，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是这种思潮最危险的发源地，就是这些当今很平静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以侵略者的面目出现。
苏联在20世纪50～70年代建立的社会主义，本身也包含很多全球性意识形态扩张的痕迹。但是，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那几十年里也不是普通的空想，它们也包含着危险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扩张。
我们应该客观地看问题。各种类型的穆斯林极端主义是世界新的重大威胁，但美国的霸权主义和以色列社会的某些极端主义也并非不伤人的。
很多人把现代世界的极端主义和南部或者第三世界人民群众的贫穷、绝望联系在一起。贫穷和绝望是产生狂热者、极端主义者的合适土壤，但它们不是出现这种结果的必然土壤。极端主义并非总是和贫穷联系在一起，而贫穷也不一定就是产生极端主义者的原因。
统治世界的欲望多半不会在贫穷国家出现，也不会来自被压迫民族。引发政治极端主义的根源不仅可能是反对欺辱和压榨的斗争，也可能是保护、增加不正当渠道获得的财富、特权的斗争。很富有的美国人中也有极端主义者，本·拉登就出自沙特阿拉伯最富有的一个家庭。瓦哈比作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一个派别，是沙特阿拉伯的官方宗教。从宗教要求和教条来说，瓦哈比一点也不比现代伊朗的什叶派伊斯兰教规温柔。
极端主义的思想家和那些最活跃的信徒，往往不是出自贫穷的家庭，而是一般来自中等社会阶层，他们把贫穷和无知当作依靠。宗教狂热者的目的，不是让人们生活过得更幸福，而是让人对他们绝对服从，甚至强迫他人作奴隶。所有这些，我们在阿富汗都看得很清晰。但古老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局势才是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最刺激的实例，那里的任何冲突一方都不准备妥协。这已经超出我们的红线范围，但没有超出美俄两国总统不止一次讨论的问题范围。
尽管个别地方有些不愉快，但俄罗斯2001年对外政策总的结果是积极的。一些评论家甚至认为俄罗斯当年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非常杰出的成绩。当然也有一些悲观者。全球化问题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杰利亚金在2002年初说过，俄罗斯2001年外交最出色的成绩，就是“舒舒服服地告别了国际舞台”。
米哈伊尔·杰利亚金说：“当普京集中精力在双方都很重要的领域进行合作的时候，他回避了让俄罗斯非常头疼，但又无法解决的那些问题——反导、北约和欧盟扩大。普京缓慢而从容地把俄罗斯从世界舞台转移到与其经济和地缘政治资源相适应的地区大国位置上。俄罗斯惟一保存下来的资源是核武器，但只有一种情况这个结论才能成立，即核武器的主人真的有能力使用它。因此说，在世界政治的天平上，巴基斯坦的一枚弹头要比俄罗斯的一千个弹头都有份量。普京开始辉煌地把俄罗斯从世界舞台移走，同时想保留自身现代化的资源，还想说服西方与俄罗斯合作。但是，他会理智地利用俄罗斯剩余的资源吗？”
这是错误而且带有明显偏见的评价。俄罗斯在2001年不仅没有退出世界舞台，而且明显巩固了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同时成倍增加了对外政治和经济资源。俄罗斯在完善与西方政治、经济关系时，能够明显改善自己在东方的政治、经济地位。2001年7月，普京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这次会谈的主要成果是中俄两国签订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个条约总结了中俄两国十年合作成果，是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俄中公开宣布，它们在反导问题、北约扩大问题、巴尔干问题以及两国领土完整（俄罗斯的车臣，中国的台湾、西藏和新疆）上坚持一致立场。中俄两国在中亚问题上的态度也相互吻合。
这是组成历史上著名的“美国―中国―俄罗斯战略三角”的重要一步，当然是在另外基础之上。这也是建立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步，俄罗斯在里面扮演的角色远不止于地区大国。俄罗斯不急于在国际舞台上占据领袖地位，但也不打算退出国际舞台。俄罗斯在这个舞台上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担当西方和东方的桥梁以及协调很多复杂冲突的中间人。
我们应该尽自己所有能力，避免新世纪的危险和威胁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这次战争一旦爆发，将是整个世界的最后一场战争。
再问：“普京是什么样的人？”
2000年1月底，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的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经济观，而是首先关系到他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总统选举中的主要竞选伙伴——根纳季·久加诺夫、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和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均明确代表着某个政党和某种意识形态倾向（他们分别是共产党、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
，与他们不同的是，弗拉基米尔·普京不是某个政党或联盟的候选人。他对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表达得不够清晰。
这一情况在2000年3月却给普京创造了很大优势，他不仅得到了同情中央选民的选票，而且赢得了大部分右翼和左翼选民的支持。在竞选过程中，普京并不是完全没有阐明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他讲到了爱国主义和强大的国家，讲到了拥护民主和法制、维护俄罗斯安全和提高俄罗斯公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同样的话，许多其他政治家也都说起过，尽管侧重点各不相同。
虽然鲍里斯·叶利钦偶尔表示过建立新政党的意愿，并且愿意在其中工作，但他从未投靠过任何一个俄罗斯大党。即便如此，叶利钦的政治面目还是要比他的继承人普京更鲜明一些。早在1985年，叶利钦就已投身于公众政治世界，他是从苏联共产党的高层进入民主运动的，这就要求他必须不断声明自己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立场。有人说，普京反对共产主义，因为他把民族传统放在首位。政论作家阿·齐普科认为：“普京在苏维埃时代更可能是一个隐蔽的‘白卫军’。当了国家元首以后，普京前往巴黎向白色俄侨的墓地致敬。” 这是十分大胆的举动。普京在苏联的对外情报部门工作了16个年头，他曾经工作的所有岗位都不需要声明政治倾向，而是要展示高超的职业水平、完成任务的能力和勇气。普京曾是苏联共产党党员，谁也没有怀疑过他对党和党的政治纲领的忠诚。后来在谈到自己在七、八十年代的观点时，弗拉基米尔·普京亲口承认：“我曾是一个正常的苏联人。”
就是在当选并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之后，弗拉基米尔·普京也没有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这引起了人们的不少猜测，或者毫无根据地企图将其划入这个或那个政治派别。有人将普京定义为“西欧派，对独特的俄罗斯道路思想漠不关心”（阿·齐普科）；也有人说他 “加速了俄罗斯历史的新转折，是反西欧主义者”（阿·纳戈尔内）。穆尔塔扎·拉希莫夫声称：“普京是毫无疑问的民主主义者。”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则表示反对：“不，普京更是个保守主义者，而不是民主派，他主张强权。”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认为：“普京是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者。”伊戈尔·沙布杜拉苏洛夫则不赞同这一观点：“不对，普京是个实用主义者，他的立场无法用意识形态的刻板公式来确定。”来自《消息报》的普·阿科波夫激动地感叹道：“普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西欧派，还是斯拉夫派？他赞成把俄罗斯纳入‘世界文明’，还是忠实于‘独特的俄罗斯道路’？这个问题甚至普京本人也无法回答。普京上校在危机深重的俄罗斯偶然获得了最高政权，他确实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也不知道该向何处去。这一情况之所以难以察觉，只是因为与20世纪初领导俄罗斯的另一位上校——尼古拉·罗曼诺夫——相比，普京更加果断，也不会对自己的每个行动做知识分子式的反思。事实是，俄罗斯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像100年前一样，它的发展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位并不完全适合在变革时代领导伟大国家的上校。”
《新时代》杂志的拉·楚卡诺娃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相同的思想：“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阶层对待总统的态度相当神经质。总统做的事，知识分子大多不满意；而总统说的话，却大都能够博得知识分子的欢心。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考验，因为口头表达的现实在他们看来丝毫不逊于真正的现实。于是在很多出版物中，尤其是印刷出版物中，存在着一种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