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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后来由于许广平捷足先登，执着追求，又有才气，她在占据了鲁迅以后，曾骄傲地说过这样的话： “淡漠寡情的疯子（按： 指鲁迅）时时板起脸孔，呼呼地乱叫起来，是深山的虎声，还是狮吼呢？胆小而抖擞者，个个都躲避开了。”这里所说的“胆小而抖擞者”是否包括许羡苏，笔者不想妄测，但在当时女师大的学生中，的确有那么几个“躲避开了”的一度和鲁迅接触亲密的“胆小而抖擞者”，这一点大约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部分由“陪着牺牲”到“我可以爱”（5）
看来，鲁迅舍弃包办婚姻是在许广平的推动下实现的。为什么鲁迅没有与许羡苏结合，而是与许广平结合了？孙福园的解释是鲁迅爱才，许广平比许羡苏更有才气，所以鲁迅最终选择了许广平。笔者以为，这样考证，太理性化了。许广平所说的胆量问题才是事情的关键。不过是因为许广平大胆泼辣，积极主动，鲁迅的自由恋爱才有了一个结局。否则事情可能拖得更久，甚至没有结局。鲁迅的《伤逝》、《腊叶》反映了鲁迅对于自由恋爱前途的忧虑。许广平说其他人“胆小”，正说中了鲁迅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顾虑太多。这是鲁迅的特点。但也是鲁迅出于对于朱安的人道主义考虑的表现。在《两地书》中许广平一再鼓励鲁迅舍掉包办婚姻这一遗产。许羡苏的信没有留下来，无从作比较，只好阙如。想必不如许广平直率。鲁迅的犹豫除了有对于朱安的顾虑以外，似乎也有对于其他人的顾虑。这些都表明了鲁迅为他人考虑是很深入细致的。鲁迅对于朱安的顾虑特别感人，可惜不是被人故意掩盖，就是被扭曲理解。对于鲁迅和朱安，这都是不公平的，岂不冤哉！林贤治说：
在女师大，他遭遇过一位年轻的女性许羡苏。大约他们是亲密的罢，所以曹聚仁在一部关于他的评传里，称她为他的“爱人”。因为她，他写了《头发的故事》；她对他的生活——其实是生命的相当重要的部分——表现过女性特有的关怀；在他逃难期间，也是看望最殷的一个。后来，他偕同另一位女性，她的同学许广平离京南下，每到一处，必有明信片报告行止；除了通过她报告母亲，其间，想必还受了一种近于赎罪的心情的支配的罢？
但无论如何，他已经决定同后者比翼南飞了。
感情这东西是无法分析的。他所以最终选择了后者，自然有着种种的因由；但是，可以肯定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 她是一匹烈性的“害马”。
“害马”以身相许，在给他带来无比的欣慰的同时，也带来了无穷的忧虑。
从为“害马”剪去鬃毛的那天夜里开始，他就紧张地思考着面临的问题： 是同“害马”结合呢，抑或做一个婚姻形式主义者，继续过一种独身生活？他同时写了两个小说： 《孤独者》和《伤逝》，可见过分焦虑的灼痕。如果拒绝“害马”，自己将要成为魏连殳，最后弄到无人送殓的地步；如果生活在一起，则势必不但连累“害马”做牺牲，而且自己也会像涓生似地变得一无所有，惟存永生的悔恨与悲哀。
“剪去鬃毛”，犹“放风筝”。都是出于鲁迅私典的隐语。鲁迅在《作文秘诀》一文中已讲过，一要含糊；二要难懂的秘诀。现身说法之处甚多，不胜枚举。对于鲁迅这些难懂的文章，不少论者也照样含糊着，或者竟弄得更难懂了。
离京前，他曾将司马相如的《大人赋》书赠川岛，结句是： “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仙乡是不足留恋的，他决心走出禁欲主义的境地。即使时已至此，他仍然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在厦门和广州之间，两地传书，也还有过将近一个月的关于“牺牲”的讨论。
爱一个人是艰难的。对于爱情，他原来便很自卑，由于年龄和健康的缘故，怕因此“辱没了对手”；再者，是对于地位的考虑，在他看来，这同经济生活是颇有些关联的；最后便是“遗产”问题了。其实，所有这些，都经不住“害马”的一一冲决。“不要认真，”她告诉他说，“而且，你敢说天下间就没有一个人矢忠尽诚对你吗？有一个人，你说可以自慰了……”在他摸索异日的道路而需要“一条光”时，她给了他“一条光”。
即使鲁迅已经与许广平确立了恋爱关系，他仍然有疑虑。在广州时，鲁迅自称： “一卷行李一个人”，“一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冒火，而无人浇一杯冷水”，“我看凡有夫人的人，在这里都比别人和气些”。（鲁迅致川岛信，1926。11。12）鲁迅常常自我解剖，所以对于自己的潜意识也就有所认识了。由此看来，萨特说潜意识是自欺，也很有道理。鲁迅之“迁怒”明明是潜意识变形转化为意识的表现。我们必须深入到中国文化的问题，我们的讨论才有意义。鲁迅对自己的包办婚姻愤慨不已，往往容易迁怒于其他的人与其他的事——尤其是喜欢迁怒于中国文化。钱玄同对鲁迅性格特点的概括就是“迁怒”二字。中国文化有病，甚至是癌症，这都是事实，关键在于如何医治，“我放火”就太急躁了点。这个问题太大了，点到为止吧。回过头来仍然说鲁迅的恋爱和潜意识。下面我们要更深入一步，看一看鲁迅对朱安的矛盾心态的表现，以及与其他事物的错综复杂的联系。
第二部分鲁迅为何仇猫？（1）
鲁迅的仇猫是很有名的。先是在《呐喊？兔和猫》中提起了这事： “我的母亲是素来很不以我虐待猫为然的……而我在全家的口碑上，却的确算一个猫敌。我曾经害过猫，平时也常打猫，尤其是在他们配合的时候。……况且黑猫害了小兔，我更‘师出有名’了。我觉得母亲太修善，于是不由的就说出模棱的近乎不以为然的答话来。”鲁迅在《论“费厄泼辣”应该缓行》一文中说： 叭儿狗“又很像猫，折衷，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由此，我们可以得出鲁迅仇猫仇狗都明显有“迁怒”的成分。鲁迅所痛恨的“文士”、“学者”、“名流”、“名教授”、“正人君子”等都称鲁迅偏激，凡是批评鲁迅的人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一特点。鲁迅以“叭儿狗”、“猫”的“折衷，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来形容他们，却也反过来证明了他自己这一特点。这些人又说，鲁迅既然仇猫，自当是狗，因为猫狗是天然的仇敌。于是鲁迅又作了《狗？猫？鼠》一文，讲了自己之所以仇猫的因缘，顺便对这些名人加以嘲讽，但宗旨并非在此，文章的核心乃是对自己的潜意识的“解剖”。非常可惜，人们往往只能从鲁迅论战的角度去理解鲁迅的许多文章，这太肤浅，鲁迅更深刻的思想却被忽略了，鲁迅说： “伟大也要有人懂”，鲁迅的伟大很难懂，即使懂了，也不能说，“你说便是你错！”
这几篇文章，非仔细从字缝里看出字来不能理解。鲁迅的仇猫原来也与他的包办婚姻有关系。
我们知道，鲁迅是非常善于运用曲笔的，尤其是对自己的包办婚姻，虽然总是在控诉，却很少直说。迁怒或曲笔是家常便饭。此处，“猫”就是借喻朱安。试想一想猫的样子，很温顺，像叭儿狗，而比叭儿狗更乖巧。试想一想朱安的性格，她自称“蜗牛”，更是软体动物，柔软到了极点，可以说是把儒家恕道的精神发挥到极致，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阴柔的一面，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重阴柔，这是一种文化过分成熟的表现。鲁迅一看到朱安，就会联想到猫，联想到中国文化；一看到猫又会联想到朱安，联想到中国文化，因迁怒而痛诋中国文化，或痛打家猫。据鲁迅自己说，他的仇猫是小时候的事。《朝花夕拾》中的这篇回忆文章为我们揭开了秘密。
鲁迅在文章里所用的曲笔实在是不容易看明白。可以分两个线索： 一是痛惜包办婚姻；二是讽刺正人君子。鲁迅为何在此处讽刺正人君子呢？这是鲁迅潜意识里对社会舆论的抵抗。在两件事情上鲁迅要维护自己的名誉： 与朱安、许广平的关系以及兄弟失和。将正人君子与传统的伦理道德搞臭乃是势所必然，如今人们一提起传统的伦理道德来都会嗤之以鼻，固然是时髦。其实，这后面有潜意识。鲁迅首先讽刺了“正人君子者流”：
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鹜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嚎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也许倒以为多事，正如我们在万生园里，看见猴子翻筋斗，母象请安，虽然往往破颜一笑，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罢。……
懂得中国哲学的人一眼就看出鲁迅这里运用了老庄的思想，但也许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老庄的思想，可能也意识到了，鲁迅曾说过自己是中了庄周韩非的毒。此处，只是取用其一端而已，在他处，则全盘否定老庄的哲学。从学术角度讲，这里其实就是以老庄思想对抗儒家思想（为了不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