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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那个事件（按： 表面上是指兄弟失和，其言外之意是诬陷鲁迅与羽太信子有私情）我一向没有公开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的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
这里周作人故弄玄虚的说他用剪刀剪掉了七月十七日项下的“大约十个左右”的字，他不用毛笔涂抹，而用剪刀剪掉，可见其彻底性，他的目的是要告诉读者，这记载鲁迅丑行的十个字，已被我用剪刀剪掉，以说明，对鲁迅的丑闻，是不愿公布于众的，为了说明“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所以不用墨涂而是用剪刀剪。可谓是大有“兄弟之情”。其实这十个左右被周作人剪去的字，充其量是说“鲁迅无礼企图调戏内子”而已。被周作人这样一玄虚，似乎鲁迅真是和羽太信子调情了。
其实，此事既非周作人亲眼目睹，也非周作人亲手抓住了奸夫淫妇，周作人给鲁迅的信，说得很清楚“过去的事情”，“我昨日才知道”，所以所谓鲁迅和羽太信子私通和调情的事，周作人不是目睹，而是耳闻得到的，这个耳闻，不是得自羽太信子本人，就是得之佣人的密告，但从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完全站在一个立场上鱼肉鲁迅，诬陷鲁迅，血啧鲁迅这点上，出于羽太信子本人的枕头风，完全是可能的。
第二部分兄弟失和的原因（3）
因此很多回忆这件事的人，都说鲁迅和周作人的反目，是出于羽太信子的挑拨，这是不错的，因此郁达夫也说： “他们兄弟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许寿裳也认为：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的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住宅。”许寿裳这里所说的“诬蔑委屈”，并不是虚设的形容词，而是用春秋笔法作了极其精炼的概括。
早在一九○说年鲁迅回家完婚，婚后与二弟周作人一起去日本，在与三弟建人告别时，两位兄长再三和建人说： 要三弟留在家里，好好侍奉母亲。兄弟三人亲密无间，“将来永不分家，有钱大家用，有粥吃粥，有饭吃饭。”（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如果这是周作人所说的“蔷薇的梦”，那末，打破这个梦境的，不是鲁迅，而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和昏虫周作人。
对于此事，周作人的态度是“不辩解”。他说： “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密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么”？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萧文邦的《鲁迅新传》第八章对这一事件再做历史性的回顾：
鲁迅是否与羽太信子调情，答案是难以成立的。这只能是出于羽太信子的诬陷，因为羽太信子明白，只有这种诬陷是最能奏效的，也是最能神速地使他们兄弟间造成分裂，而达到逐出鲁迅的目的。这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前后的一些情况。……
……羽太信子（一八八八～一九六二），当时正二十一岁妙龄，虽然长得并不漂亮，圆圆的脸蛋，细细的凤眼，看上去很有些像唐人仕女图中那种唐人仕女的古典美。
她原籍在日本本国越后，后迁东京，家就住在西片町附近，家中有一位年迈的祖母（一八五○？～一九一三）、父亲和母亲，父亲羽大石之助（一八七○？～一九四一）。她是长女，下有一个弟弟叫羽太重久（一八九三～一九八○），两个妹妹，二妹芳子（一八九七～一九六四），后来成为周建人的妻子，三妹福子（一九○○～一九一八），正在念书。全家六、七口人，家庭负担很重，羽太信子只受过小学义务教育，很早就出来做下女，她每天为住在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号的住客送饭菜，很快就结识了鲁迅和周作人。大约不到半年，她和周作人已经建立了恋爱关系，并准备在日本同居结婚。……
……鲁迅离开日本不久，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就在日本结婚。这时鲁迅不仅要负担周作人夫妇的生活费用，还要为周作人负担羽太信子一家的生活开支，当时羽太信子一家六、七口人，除信子和父亲羽太石之助有工资收入外，上有祖母，下有正在读书的两个小妹和没有工作的弟弟。生活很困难，很需要鲁迅的支助。鲁迅每月要从杭州汇给东京的周作人六十元钱。……
这时羽太信子把鲁迅敬作财神爷、摇钱树，和鲁迅关系十分亲密，经常背着周作人给鲁迅写信，见于鲁迅日记记载的，……鲁迅考虑必要答覆时，才写一封回信，但总不是附于周作人的信中，就附于周建人的信中，这在鲁迅日记中记载得十分清楚，无须在此赘言的。
这里我并不是说羽太信子单独给鲁迅写信，内容是否有暖昧的关系，无非是要说明，他和羽太信子的大伯和弟妇的关系是正常的，如果要说不正常，那也只能说明羽太信子挑逗鲁迅，不存在鲁迅调戏羽太信子。
一九一九年冬周作人一家五口外加小舅子羽太重久一行六人，浩浩荡荡住进刚由鲁迅修建好的八道湾住宅以后，这时的羽太信子和大伯鲁迅没有一点矛盾，因为这时的鲁迅，每月有三百多块大洋送到她手里，外加稿费，和周作人的工资……
刚刚住进八道湾时，鲁迅住在第一进，不久又搬到第二进的东厢房，和母亲、朱安一起在第二进正房中间一间吃饭，周作人一家和周建人一家一起在第三进吃饭，后来因许羡苏寄住八道湾，周建人去上海，改为许羡苏和鲁老太太、朱安一起吃饭，鲁迅到后院与羽太信子、羽太芳子、周作人一起吃饭了，大伯和弟妇之间关系也很融洽，感情也很好，鲁迅一发工资，一进家门，就直跑后院亲自把三百多大洋送到羽太信子手中，羽太信子笑脸相迎接过钱来。
有时有事，也常到后院周作人、羽太信子的房里共同商量，特别是有时鲁迅和周作人商量写文章，也到后院找周作人一起研究，鲁迅到后院吃饭、办事出人后院，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但自从鲁迅成为羽太信子一统天下挥霍浪费的绊脚石以后，逐出鲁迅成为羽太信子的一个心病，使用什么方法最好，当然用南后郑袖诬陷屈原的方法最好。
郁达夫文章中所说的鲁迅对羽太信子的“不敬”，就是羽太信子编造的南后郑袖陷害屈原那一套鬼话。记得曾在北京图书馆西皇城根报库，在三十年代的《大公报》或《北平新报》上曾见过一篇题为《鲁迅和羽太信子》的小文，文章大约有四、五百字，曾作为肯定的语气，记载着鲁迅对羽太信子“不敬”的隐事，大意说，鲁迅曾趁羽太信子洗澡时，去羽太信子的房门口窥视，被羽太信子告发于周作人，使周作人与鲁迅反目。如果这件事是确实，正好说明这是羽太信子逐出鲁迅的计谋。
第二部分兄弟失和的原因（4）
因为这本来是一件极为正常的事，鲁迅到后院去找周作人或羽太信子办事，先“窥视”一下，看周作人或羽太信子是否在家，也未尝不可，羽太信子在房内洗澡，鲁迅事先也不知道，门上也未写着“正在洗澡”的告示，鲁迅可能敲了一下门，也不足为奇，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但通过羽太信子之口，再用床头风吹到周作人的耳中，却可成为惊心动魂的定鲁迅为“流氓”罪的大事。
这从羽太信子来说，实在是一箭双雕，既可表明自己的贞洁，又达到驱逐鲁迅的目的。事实正是这样，昏虫周作人轻听羽太信子的谗言，他送完与鲁迅的绝交信后，鲁迅招他解释，周作人不但不听鲁迅解释，还反目为仇写了一篇叶章叫《破脚骨》（载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晨报副刊，署名陶然。后收《雨天的书》中），说鲁迅是“破脚骨”（绍兴称流氓青皮为破脚骨），造成兄弟间终生遗憾的决裂。
鲁迅在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即往八道湾取自己的书物被周作人、羽太信子谩骂殴打出来的二个月后，所写的《俟堂专文杂集？题记》中，愤慨地记录了这次谩骂殴打事件，文说：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搜集乡邦砖璧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下余年之勤所得仅古砖二十余及拓本少许而已。迁徒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著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
这里鲁迅是把周作人和羽太信子比作盗寇，把八道湾比作盗窟了。愤慨之情溢于言表。他在文末用了一个“宴之敖者”的笔名，其含义更为沉痛和深邃，据他自己解释，“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这个笔名是记录这样一个令人痛心的历史的事实： “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许广平《略谈鲁迅的笔名》）
鲁迅对信子始终耿耿于怀，后来又把他的故事新编小说《铸剑》里的主人公命名为“宴之敖者”。这里有两点谜团笔者试予以澄清。首先是信子给鲁迅写信之事，可能与信子的病有关系。据笔者猜测，鲁迅母亲所说的信子生了一种奇怪的病，一定与心理压力有关，也许是她对鲁迅有欲望，同时又有犯罪感，就反过来诬陷鲁迅，此类病例甚多，经济原因只是冰山上的一角而已。李天明说：
在二十年代与两家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谦回忆说： “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