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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留学时代的后半期，中止了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学业，来到东京，计划发行文学杂志。当时的留学生界讲究实学万能，“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同志了”，大家决定出一本杂志，叫做《新生》，意思是“新的生命”。但在出版日期快要临近之际，同人和出资者接二连三地隐去，致使计划彻底失败。下面的这段叙述，就是紧接着“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而言的：
（略）
这段之后，便是前面引用过的绍兴会馆的那段描写。我在抄写的过程中，越发觉得这篇文章很难懂。鲁迅的文章，一般来说都很难懂，但也是鲁迅的重要特色，这个问题需要另行讨论，这里所说的引文中的难懂和文章一般意义的难懂不是一回事。他感受到的那些东西，变为话语便是“悲哀”、“寂寞”这些字眼儿；它们在当初是没有的；是“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的；而且它们的形成有着一个决定性的时机；以这个决定性的时机为界，它们在他身上化作了自觉；后来，他“用了种种法”以逃避这痛苦——这些从他的文章里都大抵可以读懂。但是，那种被称作“悲哀”和“寂寞”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孤独的自觉，是通过什么在他身上实现的呢？他是如何形成思想的呢？或者说，在各种可能性当中，他丢弃了什么呢？这些从他文章里是判断不出来的。鲁迅对自己的回心之轴，没有做出言语上的说明。那种把发行杂志的失败看作引他走向了“悲哀”的看法，是非常滑稽可笑的。《新生》事件也许是被投入到他回心熔炉的很多铁片中的一片。不过《新生》事件所象征的意义应该不会只是《新生》事件本身。比如说，我对他的传记所抱有的两三点疑问，也都当然可以算在那些投入熔炉的铁片之中的吧。一个人，到了获得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机为止，恐怕会有无数个堆积起来的要素，但在他一旦获得自觉之后，那些要素反过来又要任他选择。《新生》事件在此变成了应该去追忆的东西。……
外国书所说，的确是不错。不过，外国书也有没说到的地方，笔者只是做了一些补充而已。所用的方法是外国书如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的精神分析法。这个无意识精神实体——包办婚姻造成的性压抑——在鲁迅的寂寞和痛苦中起了巨大的决定性作用，而日本电影片的作用只是弃医从文的一个表面的原因。当潜意识上升为意识的时候，就必须加以伪装，可以说，幻灯片只是海面上冰山的一角，包办婚姻造成的性压抑则是海面下冰山的基础。弃医从文去办杂志，《新生》事业夭折了，奇妙的是他当时并没有理解它的意义。鲁迅说：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才想到了寂寞的原因，——没有通过婚后独身这一身体的媒介吗？在日本时期，包办婚姻造成的性压抑也许并不“太痛苦”，大概是当时以为，为革命牺牲，“我以我血荐轩辕”，或以为只要革命同志一齐努力，革命必然成功，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不料回国以后，革命尚未成功，自身亦未牺牲，同志不见异性，寂寞如同毒蛇，这就“太痛苦”了。如果是因为《新生》杂志的胎死腹中，而如此“寂寞”和“太痛苦”，为何却又称之为“无端的悲哀”？好像在暗示痛苦另有原因似的。
此时利用萨特的在潜意识与意识之间有自欺的理论分析鲁迅就是可行的。鲁迅不是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压抑是“无端”的了吗？但就是不愿找出这个“无端”的压抑的真实对象。鲁迅的心固然“寂寞”，而身更加寂寞。《新生》流产固然使人感到“寂寞”，包办婚姻更加令人“绝望”。为什么不把家眷接到北京呢？他的“寂寞”仅仅是因为《新生》杂志的胎死腹中？正如在日本看电幻灯是冰山的一角一样，杂志的夭折也都是冰山的一角。为什么“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当初那些事与后来的悲哀，是怎样联系起来的？鲁迅把两者之间的中间环节省略没有说，只是用诗化的语言抒发随感，鲁迅显然是有意无意地在省略什么。正如鲁迅产生学医不如从文更有益于国人的觉悟中有反抗包办婚姻的意识一样，鲁迅感到的“无端的悲哀”的背后也有反抗包办婚姻的意识。从鲁迅第一篇小说中隐含在字缝里的意识来看，我们就可以明白，《新生》杂志的胎死腹中和“叫喊”的无人理睬，都意味着鲁迅反抗包办婚姻的情绪无处宣泄，只好借助于抄古碑和读佛经的方式来“驱除”爱的寂寞和痛苦了。
第一部分爱的寂寞如大毒蛇（3）
“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这句话是有潜台词的。首先，如果“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鲁迅也就不必谈什么“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了，因为古碑中处处都有“旧帐”在，这就会引发问题和主义的思考。这个判断似乎是不必举例来论证也能成立的吧。这句话的潜台词似应是“古碑中都是生命消亡的问题，借此可以抑制自己的爱的寂寞和痛苦”。其次，就是怎样理解鲁迅唯一的愿望就是要让生命因此而暗暗的消去？这与鲁迅在大冬天不穿棉裤大约是同一意思，也与当年同意包办婚姻时的想法相似，“以为自己死无定期”。当初虽不能为革命牺牲，现在生命也必须为爱的寂寞和痛苦而暗暗的消去。潜台词似乎是“暗暗的消去生命中的爱的渴望（或者是弗洛伊德所谓的里比多），是我唯一的愿望。”生命老去了，爱的渴望（里比多）自然就降低，甚而至于消亡。包办婚姻不解决就是解决——“陪着做一世的牺牲”而已，这就非压抑人性的本能不可。这真是“太痛苦”了。
当年钱玄同劝鲁迅为《新青年》做点文章，鲁迅却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这样说，显然是有违创办《新生》杂志的初衷的。当初不是急于唤起麻木的国民，来打破这铁房子的吗？不就是因为这种热情受到挫折而降温才“寂寞”的吗？钱玄同答：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也就同意了。
在当时，鲁迅在潜意识里把婚姻的失败转变为《新生》杂志的失败，在潜意识中偷梁换柱了。所谓“不是……英雄”，确切地说应是指不能反抗母亲的包办婚姻，而鲁迅却把它转变为办不成杂志。与弃医从文和幻灯片的关系一样，鲁迅再一次把包办婚姻的原因掩盖了，甚至是有意识地把它深埋。
后来，鲁迅的潜意识在作《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时已经成为明确的意识了：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这句话可以视为是鲁迅意识到弃医从文的深层动机是出于个人包办婚姻的悲剧。也许有人认为，这并非是鲁迅的自己表白而是在说娜拉。殊不知，鲁迅不过是在借娜拉说自己和朱安的事。
这样看问题也绝非就贬低了鲁迅。俗话说，“愤怒出诗人”、“江山不幸诗人幸”。鲁迅的身体与精神的痛苦也许正是中国的文坛的幸事。鲁迅通过自己身体的痛苦这一媒介，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民的苦难，写出的文章也更加严刻有力。林贤治说： “《补天》的女娲，其伟大的创造，惟在无爱的大苦闷中进行。”因为需要保护自己，鲁迅有些文章真的很容易使人误解，诚如鲁迅自己所说： “我就怕我未成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鲁迅所怕的事情，偏偏让某些人喜欢。鲁迅很清楚，如果自己的这些“果实”完全成熟了，就会把“好梦”打破，于思想幼稚者是不相宜的，只能于敌手有益。另外，他也知道自己“果实”的根在何处。他在《关于知识阶级》这篇讲演中说的明白： “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痛苦的”。可见，要摸清鲁迅思想的来龙去脉就离不开研究鲁迅的“身”与“心”的痛苦的关系。其实鲁迅自己已经把奥秘揭开了，鲁迅的话虽然说很明白，顺着鲁迅指出的思路往前走却是困难的，这是一件冒险的事。
鲁迅的心路历程是由潜意识受到意识压制又转为意识的过程，也是摆脱“自欺”的过程。鲁迅的“自欺”受到许广平的批评： “我算是一个陌生人，假使从旁发一通批评，那我就要说： 你的苦了一生，就是一方为旧社会牺牲，换句话，就是为一个人牺牲了你自己，而这牺牲虽似自愿，实不啻旧社会留给你的遗产，听说有志气的人是不要遗产的，……我们何苦因了旧社会而为一人牺牲几个？或牵连至多数人，我们打破两面委屈忍苦的态度，如果对于那一个人的生活能维持，对于自己的生活比较站得稳不受别人借口攻击，对于另一方，我的局面，两方都不因此牵及生活，累及永久立足点，则等于面面都不因此难题而失了生活，对于遗产抛弃，在旧人或批评不对，但在新的，合理的一方或不能加任何无理批评，即批评也比较易立足，……”（《两地书》192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