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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下一步直接与列强的碰撞不可避免了。不过，这也要分而制之。绝对不能像愚蠢的西太后那样一下子直接向西方十四国宣战，那只会招致灾难。
正文 27。承清（1）
1866年的春节过的很祥和。我们在洛阳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聚会。借此也举行了一次高层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核心问题其实就是关于如何为大清王朝画上句号。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许多目标已经提前实现。工业化初级发展的加速性让我自己也感到多少有些震惊，尤其是在有了正确的指导思路和超前知识的情况下。不仅少走了弯路，而且一些发明和产品的发展大出我们当初的意料。人民的聪明才智一旦被引导到发展科学技术的方向，发展的动力简直是无穷的。我们的科技队伍班底已经初步搭建起来，中华科学院已经建立起了各个门类的研究所，根据我和陈浩提出和他们自己上报的课题不断出现新的研究成果。我和陈浩合著的《未来一百年科学技术发展展望》一书成了科学院以及我们各个学院的很受追捧的著作。循着这种思路不断出现新的研究突破。第一批派到欧洲的留学人员已经归国，在科研、教学以及工业制造第一线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学习海军的和学习军事参谋的人员直接进入了中华军。
面临的两个迫切问题，第一是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结束清朝，可以让他们退位，也可以直接用粗暴的手段结束这个王朝，比如像后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对待罗曼诺夫王朝那样统统杀掉。温和手段或者狂风暴雨般的“彻底的、不妥协”的手段。
我们的大中华党中央讨论这个问题时，两种主张激烈争辩，严学文就是激烈手段的主要代表，支持者众多。包括前太平军、捻军等参加我军的高级人员。贾山、刘奋战、辛兴、张玉祥等都是严学文这种主张的积极支持者。其实，在中华军下层持这种观点的人也不少。我们要驱逐鞑虏的主张在根据地特别是我们控制较早的地区从来都是公开的。包括我们接受清廷封号的时候，也对党内、军内一定级别的干部明确告知：这是借壳灭清的策略而已。这些年在进行建设的同时，在我们控制区也一直在做灭清的舆论准备。报纸、广播和基层政权利用各种渠道不断宣传灌输。不仅是严学文评书版本。甚至连一些基层政权宣扬大汉族主义我们也默认了，虽然我们是主张民族平等的。但是要说法百姓，特别是百姓中的下层知识分子，民族主义哪怕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有时真的是个捷径。毕竟我们需要多数人的支持，而多数民族无疑是汉族。绝对的多数。这种倾向在我们新控地区明显比老区严重的多。历数满清以往屠杀罪恶和现今满族贵族甚至普通旗人的种种恶行，往往最容易激起普通民众的义愤，有效抵消掉忠君的传统思想，少数民族政权有它天然的死穴。反正我们又不需要过草地争取少数民族支持获得至关重要的生路。造成的副作用以后再慢慢消除，我们的纲领政策可是一直主张民族平等的，但是政治，就必须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东西。连我们把临时政府的政治中心设在洛阳也是一种暗示。这洛阳可是周朝东迁和汉朝在刘秀手中复兴的国都。百姓心中，汉人经过两百年被异族统治压迫的苦难屈辱之后，终于要迎来复兴的一天了。当然不仅仅是仅凭这一点就能得到民众的支持。我们控制区，也别是老区，人民的生活虽然远远谈不上富裕，但是富裕是相对的，不同时代又不同德标准，多数人已经基本有了温饱的保障了。而且基础教育在迅猛地发展普及。再一点就是我们已经建立了最初级的现代司法体系。法律、法规谈不上完备，但是也初步成型。刑事、民事案件审判相对清朝那是十分廉政清明了。对官员干部的监督也执法甚严。调查处已经查处了一批贪赃枉法的官员依照法律进行了惩处。对赤贫阶层的救助也相当的得力。这一切为我们赢得了百姓。当然还有对外战争收复国土的功绩。这一点颇得士子之心。
高层开会一向倡导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在对待清廷的问题上，另外一种意见就是要采取温和手段。让清帝下诏退位禅让。这样，新的中央政权显得更加“合法”，而且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前朝的全部领土和其他权益。防止外国势力趁机干涉，扶植傀儡，借机生事，当然我们不怕他们生事，必要的时候，我们还会千方百计地主动去“生事”，但现在似乎时机并不成熟。尤其我们准备在西北继续用兵，很可能要与沙俄再次兵戎相见的时候。这方面意见的代表人物在军内比较有资历的军官中就是秦雄了。许多以前的清廷人员或我们收用士绅如李守业、毛昶熙之类的投降我们的清廷军政人员还有参加我军政工作的知识分子本来不敢带头发表意见的，多附和秦雄的意见。其实我和陈浩也是主张采用温和手段的，采取极端手段在此时完全没有必要性的。本来灭清就是个很大的会引起动荡的事情，即使用最温和的手段也会招来一些人最激烈的反对。我们完全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让反对的力量越小越好。让清廷‘“自己下诏禅让”当然在于对内、对外控制清廷原有资源上有利。“禅让”之后，新的中央政权代替了清廷，清廷地方文武官员自然成了新政权的“臣子”，反对我们就是叛乱了。即使如此也可能会有人打着反对我们“篡逆”的旗号抗争。而采取激烈手段彻底推翻清朝，那这些人心无顾忌，反对我们是忠君尽忠，从传统伦理中似乎还可以找到许多依据，博取“文天祥”式的“历史名誉”。不光如此，实际造成的麻烦也不小，不说李鸿章之类的实力派旧臣，就是驻藏大臣之类的手中没有兵权的，如果我们镇压了清廷皇族，他就可以打着效忠前朝的旗号公开分裂，或者代表清廷与南面的英国殖民当局签订个协定什么的，麻烦相当大。而如果清廷把政权“禅让”了，接受“禅让”者，就是所有清廷旧臣的合法的新主人，不效忠就是叛臣。肯定多数人会选择效忠新政权，不管心中如何想法。
正文 28承清（2）
最后。陈浩出面以上述理由解释，大家看到我也是和陈浩一样态度，显然事先沟通了。这场争论到此得出结论；让清廷“自己下诏”退位。然后就是此后如何对待清廷的问题。想起后世的优待条款，大约不能够按照这个方案执行。再以前呢，曹魏代汉，西晋带曹，北宋代后周？把前朝废帝封个公爵之类的。研究确认，首先，清帝的帝号必须去除，其次他们不能再居住在皇宫中，第三，每年也没有4百万两银子供他挥霍，这些钱可以有更大的用处。给他公爵的待遇，按照军机大臣的标准发放薪俸，只保留几个贴身太监，其余太监宫女遣散。将清皇室迁洛阳居住。这些意见严学文他们接受，那些主张温和对待清廷的也接受，这比以前历史上的禅让后对待废帝的情况都要宽厚。
再就是未来国家的政体。这件事情没有在会议上公开讨论、争论，而是采取事先个别谈话征求意见，然后形成意见后再逐一征求意见的方式。这一点，我和陈浩参照了后世的经验，与其名义上叫民主或者共和而实际实行专制，倒不如名义上叫帝国而实际上向民主共和制靠拢。这真的是个极好的创意。国家的元首叫总统也好，叫主席也好还是叫皇帝也好，实际上要看实质的内容才行。我们决定为了延续以往的历史，国家的最高代表依然称为皇帝，但是这个皇帝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职责，还有最大的不同，不能实行家天下，皇帝的位子不能传给后代，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宣传上的做法是所谓恢复华夏传统帝王尧舜时代禅让地美德以让天下接受，实际上是参考后世的权利交接办法，只是此时没有人知道罢了。其实这个名义上的皇帝倒像后世那种接班人的选择办法，规定条件，首先在大中华党内层层选拔培养，由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推荐，让参议会批准后平稳交接。皇帝出现不称职，失政失德，参议会以及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可以提出罢免。总之帝制下的有限民主似乎比共和下的专制更名正言顺一些。
而且皇帝也规定了任期，每任期5年，中华帝国第一任皇帝可以连任4届，之后，任期最多两届。这样的话，封清廷废帝为“箭河公”的事情也就迎刃而解了。即将成立的中华帝国的第一任皇帝，中华帝国军队最高统帅的职务就有徐亮担任了。内阁首相由陈浩担任，准备在正式开国后加封他为信阳亲王。王平任财政大臣，严学文任宣传大臣，李哲人教育大臣，姚正和任卫生大臣。毛昶熙任农林大臣。贾山任工业大臣。何舟任商务大臣兼中央银行行长，此时他已经将江南的胡雪岩聘请为自己的私人帮办了。国防大臣准备留给左宗棠，而外交大臣则准备让李鸿章担任，由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担任外交次长。内阁中的两个重要职务由前湘淮系任务担任，体现国内的和解团结。军队由总参谋部负责具体指挥，总参谋长由董大海担任。至于外交大臣，我和陈浩都相信没有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不愿意在自己国家战胜的情况下与对方签订城下之盟，战败求和割地赔款的条约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官来说都是屈辱和痛苦的。现在让老李来当外交官，当然要利用它和洋人间的关系麻痹洋人，但是也有在时机成熟和洋人翻脸的时候，让他也在签订和约时扬眉吐气签订一把的意思，只是不知道他是否能体会到我们的这一番苦心。准备让李守业担任即将由各地推举出的全国参议会的议长。
大致的方案确定。积极开始进行准备。中华帝国的第一部宪法也在积极起草中。我和陈浩都参与指导，欧洲留学归来的法律留学生具体负责，还聘请了英国乃至普鲁士的法律顾问。其实后来的德意志帝国的宪法对我们的参考价值还是很大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