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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路》出版的年代，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没有走出“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阴影，几千年封建礼教和传统的中庸思想仍然桎梏着多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压抑个性、反对个人奋斗仍然是一种时代通病。而刘晓庆作为一个没有多少政治意识和观念束缚的女演员，在率性而为的下意识的抗争中无意间打破了某种政治观念上的禁忌，其行为也就超越了个人反抗精神的范畴而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性。在《我的路》中，她无所顾忌地提出成名成家的观点。当时那种万马齐喑思想沉寂的时代，刘晓庆的观点同时引发了官方媒体的批判和一部分民间青年知识分子及渴望变革者的推崇，构成了开放大门初启时思想观念上的交锋——集体英雄主义对个人奋斗观念的禁锢；单一理想对弘扬个性的排斥。这种观念的差异在当时那种泛政治化的背景下被提升到异乎寻常的高度，而这一时期逆反心理的形成更使刘晓庆成了个人奋斗的动力源泉，引起了无数不甘随波逐流者的巨大共鸣。
刘晓庆作为一个毫无背景的演员，为着生存，为着发展，为着实现自我，不得不举起反叛的大旗，以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反叛旧传统，反叛旧观念，反叛旧道德，反叛那些行将失去存在根据的社会秩序。初入影坛的刘晓庆，以对艺术的那种刻苦钻研、虽九死而无悔的忘我精神和孜孜以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劲头，不但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动鲜活的银幕人物形象，而且突破了电影演员的单一艺术实践，在电影与音乐、电影与电视、电影与舞台、电影与文学间腾挪跳跃。她的“走穴”，既是为生存而拼搏，也是对旧的艺术体制和秩序的反叛；她的赴大洋彼岸办个人影展的行为，既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努力，也是对意识形态领域封闭意识的反叛；她的写作，既是个人奋斗的实践，也是对传统观念和束缚个性的集体意识的反叛；她的离婚，既是对女性自我解放的追求，也是对传统家庭伦理和婚姻道德观念的反叛……在这种反叛的过程中，刘晓庆遭受了诸多打击和摧残，忍受了无尽的痛苦和屈辱，却无形中担当起一个思想解放先驱的角色，这种贡献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演员所能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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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刘晓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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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庆是公众人物。既然是公众人物，就要面对公众的品评。这品评包括着赞扬、批评，也包括着捕风捉影的传言和无中生有的捏造。目前社会上以刘晓庆为题材的“纪实”类书籍林林总总不下十数种，浏览一遍，大抵是彼此抄录，稍加生发即告出笼。很多有关刘晓庆的资料、故事，均以相同或稍有不同的面目出现在各类书籍中。写公众人物不是写小说，一些公开的个人经历和历史事实纯属资料共享，不同版本的书籍中出现雷同是必然的，这无可厚非。但是在这一类书籍中，却绝无仅有地出现了一篇奇文，“独家”披露了刘晓庆的一件“奇事”。以人们对刘晓庆的猎奇心理和动辄批判辱骂犹嫌不足的态度观之，这样具有很强“可读性”的故事本该被好事者大加渲染，被那些为刘晓庆“著书立说”者们争相引用，可是，这样一份资料却错过了众多写家的法眼，没人引用。这是否反证了一种真实——此奇闻纯属捏造？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旅美作家，文中列举的事例不知道是从什么渠道得来的。在他的笔下，刘晓庆完全是另一种形象，是什么呢？一个胡言乱语没有起码的理智和常识的女疯子。给人的印象是：这样的疯子，趁着片刻清醒的时候勉强演演电影已经是很大的奇迹了，怎么会这么多年来写书、出国、走穴、办公司而不为有关部门察觉呢？怎么会连续三届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而没有被送进精神病院呢？
长长的一篇夹叙夹议的文章，列举了刘晓庆的两句话、一件事。两句话非常狂妄，狂妄到所有的人看了听了都会觉得刘晓庆真的是不正常了：“中国有两个神，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就是我刘晓庆。”“我们四川出现了两个能人，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我刘晓庆。”一件事是：刘晓庆居然自以为是神，但又不知道自己是何妨神圣。心智迷乱到这一步，看来司法部门当初把刘晓庆抓进监狱肯定是误抓，涉案金额巨大的偷税案肯定也与刘晓庆无关——我国法律规定，精神病患者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刘晓庆应该去的地方不是监狱，而是精神病院。
对于这篇奇文中所列举的刘晓庆的言行，我们的态度是：不予采信。因为我们始终相信一条最简单最古朴也最可靠的真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从这篇文章的行文来看，文中所列举的事例没有一样是作者亲身经历或亲眼看到，可是他却予以采信了，这是他的自由，别人无奈他何。
这也是本书的这一个章节之所以命名为“面对刘晓庆”的原因之一。我们并不想为刘晓庆遮掩什么，但是我们尤其不想往刘晓庆身上再泼什么脏水了。我们可以不喜欢刘晓庆，甚至可以讨厌刘晓庆，但是我们还有起码的理智，知道不能凭着道听途说故意糟踏他人的名声—毁人名誉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所以，我们只想面对一个真实的刘晓庆，一个有血有肉有着常人情感和思维方式的刘晓庆。
人们更愿意相信关于刘晓庆的所有负面报道，更乐于在那些“令人厌恶的事件”中反复探讨、追问甚至痛骂，这是社会人文环境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正如中国老百姓所说的那样：“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刘晓庆的生活经历告诉她：“假如我不嚣张、不咄咄逼人、不霸道、不口出狂言，就不是刘晓庆，大家就不认可。”姑且不论她的这些话是否完全符合事实，但从某一方面而论，“嚣张、霸道”，的确是刘晓庆无奈之下的一种选择和对策。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似乎不能不对她的“狂悖”言行有所理解。
况且，刘晓庆“狂悖”的言行多半是做给人看的，也可以说是有点“故意”表现给媒体和公众看的，这大概是萌发于少女时代的那个“补偿性心理因素”在作怪。而对亲人、朋友，对合作者，总之，当她不需要“表演”、不需要“做给人看”的时候，她还有着鲜为人知或者是媒体和公众都不愿意知道的另一面。比如她的敬业和艺德。
论艺德，论敬业，刘晓庆在电影圈内可说是有口皆碑。
刘晓庆从影以来，和谢晋、王好为、李翰祥、凌子风、谢铁骊、田壮壮等著名导演都合作过。她尊敬老一辈，在拍戏时注意听取别人的意见，肯钻研，顾大局，这些都给电影界的同行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在采访刘晓庆的合作者、《逃之恋》及《火凤凰》等剧的制片主任王海峰时，他很激动地说：“社会上流传的好多关于刘晓庆耍大牌、说大话、欠账的事，就我个人来看，我觉得她根本不那样。那些传言，我觉得都是误会和偏见造成的。刘晓庆说话直，可能会得罪一些人。很多人借她的名声做生意，她自己又照应不过来，出了经济纠纷就往她身上推也是有可能的。我觉得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报纸上有时候听风就是雨，抓住一点小事就大肆渲染，这对刘晓庆很不公平。”王海峰在刘晓庆拍摄的5部影视剧中都担任制片主任，可以说是和她接触最多的人之一，在他眼里，刘晓庆最值得称道的也是艺德。无论拍什么戏，刘晓庆总是非常守时，工作起来十分投入，常常一干就到深夜，王海峰等剧组工作人员只能完全跟着她的时间表转。
“拍《火凤凰》时，刘晓庆化妆需要绷皮，拍摄周期好几个月，她就总那么绷着，一般女人真受不了。七八月的北京，简直就是‘桑拿天’，摄影棚里还有10万千瓦以上的大灯总那么照着，所有的男同志都是赤膊短裤还嫌热，刘晓庆一身古装包裹得严严实实，大灯近距离地烤着，又要表演又要说台词，脸上还是那么光彩照人，别人下了戏，早早赶着去换衣服，刘晓庆为了不给化妆师添麻烦，能不换就不换。外面流传她耍大牌，根本没有的事。在剧组，她是最守规矩的，甭管是当制片还是演女一号，她永远都是和我们一块儿吃盒饭，从来没有半点特殊。刘晓庆还有个特点，甭管遇到什么为难事，一到摄影棚就‘活’了，什么烦心事都没有了。有时候遇到我们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她一来，讲上几句笑话，逗大伙儿一乐，全好了。别人怎么看她，我不知道，也干涉不着，反正我们认为她是个很好合作的人，很重情义，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是朋友的话，我们有事先找朋友。”王海峰还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1998年，《逃之恋》在吉林梅河口火车站（因为只有那里还有蒸汽火车）拍一场戏，剧情要求刘晓庆手里拿着一封信在站台上追着正在出站的火车跑，火车上是“蔡锷”的“夫人”竭力伸手要接刘晓庆手中的信，刘晓庆在站台上奔跑，一边跑一边热泪横流，她完全进入了角色，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地往下淌。王海峰等剧组工作人员也被刘晓庆的倾情表演所感动，一个个热泪盈眶。几部摄像机从不同的角度拍着这个场面，镜头快速切换，远景、近景、特写……大家都没想到的是，刘晓庆的表演太投入了，竟然忘记了火车已经驶出站台，站台的延伸处是一段坑洼不平的沙石土路，刘晓庆从平整的站台上毫无防备地快速冲上这段路，脚下一绊，整个人突然摔了出去。王海峰说：“当时大家都吓坏了，可是因为都知道这是在拍戏，虽然晓庆摔倒是个意外，导演没有喊停，这样一个难得的镜头更能刻画人物的内心。大家虽然心里着急，可是现场纪律管着，都没敢动。不料她家的小保姆正巧在现场，看见刘晓庆摔倒了，关心情切，不顾一切地哭喊着扑进了镜头。我想制止没来得及，气得大骂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