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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没有网络，没有VCD和DVD，没有电子游戏，电视机没有普及，电视频道和电视节目也少得可怜，电影的确扮演着大众文化娱乐的主要角色。刘晓庆的成名，不能不说与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如果因此而抹煞刘晓庆对我国电影事业的贡献，进而抹煞她的成就，无疑是不公正的。更有甚者，居然还有人说：“仅就电影或演艺而言，刘晓庆该有的都有了，该得到的也得到了，那她凭什么以演艺立足而屹立不倒，因演艺得名而常说常新呢？”言下之意：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你刘晓庆凭什么红了20多年还没完没了呢？这种说法就有妒忌之嫌甚至不讲理之嫌了，宛如一个矮个子在那里生闷气：你凭什么就长得比我高呢？又好比一个病人无端痛恨一个健康人：你凭什么就不得病呢？这是典型的极端的妒忌心理。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一个影星最多可以红多少年，相关的政策法规也没有限制一个名人“屹立”多少年后就必须轰然倒地永世不得翻身。“凭什么屹立不倒”，这种质询固然不值一哂，但是这种想法却代表了很多人的心理，这也是刘晓庆动辄成为新闻热点的因素之一。她是名人，就要为这个名人身份付出代价。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行止坐卧是生活必需，但是这些事情一牵涉到刘晓庆往往就成了新闻，就可能招致议论、谴责甚至声讨。刘晓庆作为大明星大名人，她所到之处前呼后拥的风光自不待言，但她因为是名人而失去的、付出的，却只有她自己知道了。公众看到的是刘晓庆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风光，却不知道在这“轰轰烈烈”的场面背后，她也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精神压力和无尽无休的麻烦。正应了老百姓的那句话：只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晓庆作为名人所付出的代价的确是很大的，而且，她的负累又何止于人们所见到的那些！
柳树问枣树：为什么人们总是用石子打你？
枣树说：因为我背负了太多的果实。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舆论和公众对刘晓庆的围剿和批判之后，刘晓庆动辄成为众矢之的仿佛成了一种惯性，形成了一种模式。公众觉得刘晓庆身上是非多，媒体也觉得凡事粘上刘晓庆就有看点。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刘晓庆本人好像不太在乎别人说她什么，于是，就像刘晓庆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成了村子里惟一的地主，动不动就把我揪出来斗上一顿。”
公正地说，刘晓庆这个并非科班出身的电影演员在演艺上是很下功夫的。主演《小花》之后，她成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正式演员，但是她的目标远不止于此，她要当电影界立得住站得稳的好演员，要做明星，要成为表演艺术家。这时候的她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她曾经这样估价自己：“我可能成为一个先天条件不好，但表演能力较强的演员。”这是她当时对自己的期望，离“我是最好的”还相去甚远。刘晓庆是否具备商界奇才的素质我们很难定论，而且，从她经商以来动不动就惹官司的情状看，至少可以认为她在经商的时候没有一个很清醒的头脑，很难在商海的潮起潮落中驾驭自如。但是从影之初，她的头脑却异常清楚，她起码知道一个好演员必须具备三种要素：生活经历，文化修养，模仿能力、理解能力和再现能力。而且她明白：这三者我都基本具备，这样看来，走性格演员的道路还是有可能的。她不但如此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些，而且自觉地把这三种素养的提高当做大事来做。作为一个演员，刘晓庆属于爱读书的一类，这是她从小养成的好习惯，据称是她的“第一爱好”。即使成为明星之后，这个习惯也一直保持着。她曾经以为自己的阅历很丰富，生活经验很多，但是拍了《小花》之后，反而觉得生活的积累不够了。这时候的刘晓庆，心目中已经把国际影星玛丽莲·梦露、伊丽莎白·泰勒视为自己的偶像，梦寐以求的是成为她们那样的性格演员和国际级别的影星。正是这种“志存高远”的心胸，驱使着她自觉地观察、体验生活，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生活积累，“观察种种人、体验种种事”，再把这些体会融入自己的艺术创造中。有一次，刘晓庆和妈妈、妹妹一起上街吃“赖汤圆”，遇到一个态度倨傲、语言粗暴、打扮妖冶的女售货员，她对顾客的态度使刘晓庆既感到憎恶又觉得有趣，不觉站在一边认真揣摩起来。在拍摄电影《瞧这一家子》时，她扮演的反面角色张岚恰好就是这样一个乖戾尖刻缺少职业道德的售货员，刘晓庆正好“现学现卖”，把一个刁钻刻薄伶牙俐齿的售货员演得活灵活现。影片公映后，全国各地的观众来信纷纷指责刘晓庆是“在糟蹋自己的形象”，说她演的角色让人看了“恶心”。其实，这样的效果正说明她的表演是成功的，就像当年在新解放区上演《白毛女》时有的战士开枪欲打舞台上的黄世仁一样，演员融入了角色、角色打动了观众，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可是公众却不这样认为，一些媒体对刘晓庆的表演也褒贬不一，有的认为这是刘晓庆刻画人物的成功，也有的认为刘晓庆就是张岚那样的人，是她生活本色的再现。正所谓“魑魅喜人过，文章憎命达”，你刻意宣扬好人好事往往没人听，但哪怕是无意中说了几句批评的话，也会很快形成一边倒的舆论氛围。于是，报章上两种意见的争论，最终导致好评如烟随风散，恶骂如潮汹涌来。刘晓庆好像又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再次受到了围攻。刘晓庆在《我的路》中描述了她当时的想法：
…
盛名之累（2）
…
“我怎么办？还要不要继续走探索创作不同形象的道路？还是干脆全部演温良恭俭让的正面角色，以扭转大家对我的看法？我没有当过‘明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合，我简直被打蒙了。我失去了自信，我不停地为自己辩白，说得口干舌燥，我四处申诉我的表演‘理论’，希望人家理解，力求证明我并不像别人认为的那样浅薄，那样疯疯癫癫。可是没有人理我这一套。一切全是徒劳。我感觉自己成了一只黑乌鸦，并且注定了这样的颜色，再也白不了。我感到孤立无援、万念俱灰。我承认自己在艺术上的幼稚、不成熟。我没有进过任何表演学校……我好比是婴孩刚刚走路，正处在最需要扶持的时候。我多么需要帮助、鼓励和支持啊。”
可是，当时公众和舆论给予刘晓庆的不是帮助、鼓励和支持，而是指责、围攻和幸灾乐祸的调侃。刘晓庆敢说敢做，敢于坦承不光彩的事和不光彩的心理，这一点本来应当受到肯定和鼓励，可是她大胆暴露内心隐秘的做法却招致非议，成为别人讥笑的话柄。在《我的路》中，刘晓庆曾如实讲述了自己在部队中为了入党，每天都到食堂去擦桌子、搞卫生，给所有的人看。许多未曾经历过“火红年代”的人对她的这一描述都觉得“恶心”，为什么恶心？因为他们很难接受这样的暴露——做了这种“伪善”的事情居然还好意思说出来！这些人没有经历过那种狂热迷信的年代，对刘晓庆的这一描述感到“恶心”还情有可原；但是，更多的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竟然也对刘晓庆的这一描述感到不能容忍。然而，这种人的“不能容忍”恰恰说明了他们人性的虚伪。诚然，也有人对刘晓庆这一“事无不可对人言”的描述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和钦佩。为什么钦佩？因为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只要当初也曾“要求进步”，就都做过这样的“恶心”事。现在刘晓庆勇敢地把自己做过的“恶心”事说了出来，使他们重温了自己过去“伪装进步”的无奈，映照出自己人性中灰暗不可示人的一面。由此看来，从一开始，对刘晓庆的评价就是迥然不同的。这种迥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判者自己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意识。可以想见的是，当公众舆论对刘晓庆的大胆妄言大加鞭笞的时候，这种舆论的把持者们也在内心深处为自己当年的“伪装进步”而赧颜无地。因此我们可以说，即使是道德的评判，也有真道德和伪道德之分。而伪道德最大的特征就是：标准永远用来衡量别人，却从不对准自己。
2003年11月，当笔者准备写这本书的时候，友人告诫：刘晓庆是个敏感人物，很多人看不惯她那个“狂”劲儿，都巴不得她倒霉才解气呢。你这本书怎么写？褒还是贬？你怎么写都得挨骂！
的确，对刘晓庆这样的人物，无论褒贬扬抑，都会有人骂你。这说明什么？说明刘晓庆作为名人的“场效应”太强。这个“场效应”是如何形成的，就很难解说得清了。我们可以认为，是刘晓庆成名之初的朗言大话和不自量力引起公众的反感，最终使她成为众矢之的，成为舆论爆炒的热料。但是，如果不是刘晓庆天生喜欢拔尖、不肯服输服软、“肉烂嘴不烂”的性格，如果她刚刚遭到批判和攻击就改弦更张，从此逆来顺受低眉垂首做一个“乖乖女”，恐怕公众的反感和舆论的关注也不会如此热烈而且经久不衰——没有靶子，“矢”也就无处可放了。因此，究竟是刘晓庆的放言狂悖引发了公众和舆论的攻讦，还是公众和舆论过头的批判激发了刘晓庆的逆反心理？这就好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令人困惑。总之，无论孰因孰果，事实上就是刘晓庆的每一个动作——离婚、出书、走穴、经商，无不引发轩然大波，无不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且，这种关注总是伴随着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的争论。
研究刘晓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