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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仇人，我要出去杀掉他，这时候我们没有权力把他抓起来。你说你不抓起来他，他去不就杀了嘛，那么我们只能采取一定的措施，这种措施是不是有效的？这种措施绝对不是十分有效的，但为什么我们还要尊重他个人的权利，因为这是第一位的，这是最基本的法律的出发点。所以我觉得保护每一个，同等的保护每一个人最根本的权利，这是首位的，当然我们可以尽量地防范，比如像很多经验认为提倡100％安全套，就是这样。那么在中国就面临一个问题，有人说在性伴侣之间，在夫妻之间，——在商业性行为之间好理解，——在性伴侣之间，夫妻之间谁不安全？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是丈夫提出，妻子会说“你什么意思”？妻子要提出来，那更坏了，丈夫接受不接受这个，那么，我们能不能改变一个观念，就是我说“对别人负责，也对自己负责”。最起码，我不敢说，因为我不是搞具体技术的，我不敢说它100％有效，但是通过今天国际上和中国国内一些研究证明，它在相当大的成度上是有效的。
主持人：对，所以说艾滋病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问题，它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李 楯：就我们的习惯，我们能不能改变，包括性行为习惯这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而且我觉得在强调这一点时候，你可以不考虑你的危险和生命问题，但你要尊重和你有这个关系的人，我觉得这点在使用安全套上，更多的是对别人负责，同时也对自己负责。
主持人：好，看我们在场的同学有什么问题？
同 学：李教授，你好！艾滋病已经作为一种疾病，未被攻克多年了。有一种说法是艾滋病未被攻克，是科技界态度的问题，有人说如果拿世界军备预算的三分之一，来做艾滋病的攻克研究的话，那么艾滋病早被攻克了，那么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您能不能谈一谈，对这种，对科技界不满的态度，是怎样看的？谢谢！
李 楯：首先我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说，科技界在这方面投入少了，但我却同意你那个说法，如果我们更多一些投入，会不会更好一些？就是说我们有很多要花钱的地方，比如像军备，比如像经济发展中我们做一些大的工程，非常大的超大的工程，我们能不能发展得慢一些，更多地考虑到我们中国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贫困的人，我们去改善一下他的医疗条件，我们觉得你提的后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个人希望，我虽然不是专搞艾滋病的，我希望政府，甚至不止是中国的政府，包括大的企业，在这方面都有更多的投入。
主持人：我想补充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我想在座不少同学是学，比如学生物医学，生命科学的，现在其实生命科学发展得很快，但是很多新的技术的产生，或者新的技术转化成为产品的产生，背后都有巨大的利益在驱动，是不是由于艾滋病的感染人群，比如说很多分布在贫困地区，它这里面利益驱动，当他发明了新的艾滋病药物，产品的时候，他能从中获取的利润少，是有这个利益的问题吗？
李 楯：我觉得，在艾滋病防治上，联合国组织的一个地位很高的人说这么一句话，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浅显的道理，现在对于艾滋病，当没有好的疫苗研究出来之前，那么只能控制，控制呢，能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能使他继续活下去，但是就出现一个问题，只有有钱人才能使用这些药，它的费用非常高，所以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中国加入WTO之后，WTO有一次会上，别的决定，很重要一些争论，国际经贸方面的争论没有定案，但却做出一条决定，在这个问题，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艾滋病发展非常严重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不顾知识产权的制约，生产这些药物。这说明什么？同样是法律确定的权利，比如知识产权和人的生命权，人的生命权是高于知识产权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确实有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在市场经济中，我们讲利益，尤其是企业讲利益，无可指责，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些人的生命，尤其当我们面对一些穷苦人的生命，尤其是这样一些人，有些比如像还是我们主流社会不大认可的，比如像毒品使用者，或者像性工作者这样一些人的时候，我们最基本的，我们经常讲的，包括西方国家，经常讲的，那个人权，人的尊严，是不是真正我们在实施。我觉得艾滋病问题，正是展现出来我们说的和做的之间是有差距的。我们在这方面本应该能做得更好，我们不认为因为科技上有很多东西它是需要时间的，尤其是一个变异非常快的病毒。对付它需要很大时间的，但是我不认为，我们已经完全尽到力了。我们应该尽更多的力，至于尽更多的力，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我觉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每个人责任就是尽到我们各自的力量。
主持人：但是我想再强调您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人的生命权高于一切，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铭记于心的。
同 学：李教授您好，我想问的就是说，到底我们国家应该怎么样帮助这些娼妓和吸毒者呢？您说如果强制，侵犯他们人权了，可是我们到底怎么帮助他呢？至少就我想象力来说，我觉得他们离我太遥远了，而且我觉得他们接触的也都是最底层的人，我们今天这个讲座，他们里面可能有千分之一的人才能看到，我们怎么被感化被帮助呢？谢谢您？
李 楯：你说得非常对，他们离我们非常遥远，我在清华常常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有一些学生，那真是多年苦读，从非常贫苦的地方考入清华，但是进清华没有多久，他们满脑子就是纽约曼哈顿，他们没有考虑到在距离自己很近的地方，比如只有几百里的地方，像河北省那些农村，就有农民工，就有那些打工妹，苯中毒死去。那么我们我觉得很重要一个问题，是我们对这样一些处境比较难的人，有没有一种同情之心？我们不是从上往下俯视他们，去居高临下好像做什么善事。我们能不能平等地对待他们。只不过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比他们是更幸运的人，比如像你说那些个从事性工作的人，我们知道我们传媒炒作，包括很多人认为这些人收入多高，固然有收入比较高的从事性工作的人，但我觉得那是很少数，而我们在工作中更多的关怀的是处于社会底层那样一些人。那么你说让她去做什么，有人说她应该老老实实干点活，靠自己劳动来取得什么，来取得收入。我们不要忘了，由于我们走了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我们压住城市化，发展工业化，现在工业化完成，高科技取得，综合国力在世界上排名在先，但是我们有九亿农村人，五亿劳动力，三亿多余劳动力，我们面临着世界各国都没有解决这方面问题的经验的难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是说应该支持他们，或者觉得他们做这些事有道理，但最起码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同时从另一方面说呢，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真正禁绝娼妓，在苏俄的时候，军事共产主义的时候表面上禁绝了，等列宁搞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又出现了。那么中国也是如此，这个责任绝不是说我们的警察打击不够，力度不够的问题，是你要什么，不可能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你既要一个开放的社会，既要给每个人创造，让出他的自由空间，人有了自由，会干好事，也会干你认为的坏事。那你都管住了，坏事不干了，好事也不干了。就这么个情况。所以有很多比如像毒品的问题，像多性伴的问题，像商业性交易的问题，是很复杂的问题，不是我们现有的办法，能够彻底解决的。所以我觉得解决问题是有一个过程的，当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看重我和什么人有这种关系的时候，我可能看重感情，看得更高一些，也可能虽然不是感情，但我们两个人都同意，我认为这样才是好的，那么我认为这样会比我用钱买会更好一些的时候，这个社会在这方面就会往前走一些。那么我们看今天，有些国家在这方面的状况是比历史上好得多了。
主持人：李教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一直有一个老规矩，就是用一句话请您对您的演讲做一个总结，您想对所有的艾滋病患者说些什么，您又想对所有的关注艾滋病这个问题的普通民众说一些什么。
李 楯：如果对艾滋病患者来说，我觉得人生有欢乐就有痛苦，那么不止是艾滋病是一个无法治愈的病，我们还会有很多病都无法治愈，所以得了艾滋病，并不需要特别地悲观，应该在能够活的时候，活得更充实一些，更好一些。对于大家，我说我们不止是对艾滋病感染者，对艾滋病人，我们对一切需要我们帮助的人，都应该尽到我们一份微薄的力量。
主持人：好，谢谢，我们感谢李教授，也感谢所有在场的理工大学的师生，同时也要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大红鹰·世纪大讲堂。下周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