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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孟子跳了起来，却并非因为被墨子踩痛了脚，恼羞成怒。他的批墨，其实有许多深刻的原因。
那么，孟子为什么要痛批墨子？他的说法又是什么样的呢？
第二部分 儒墨之争 四 两位侠士（1）
孟子批墨子，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相同。
孟子，名轲，字子舆，邹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也就是说，孔子去世后，墨子才出生；墨子去世后，孟子才出生。孔子比墨子大八十多岁，墨子比孟子大九十多岁。孟子出生时，孔子去世已经上百年。因此，孟子不是孔子的“亲炙弟子”（手把手亲自教育），只能算是“私淑”（敬仰而不得从学）。不过，虽然只是“私淑”，孟子对孔子的崇拜却是无以复加。他和孔门弟子一样，都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也就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所以，孟子以孔子的忠实信徒自居，为发扬光大孔子的思想不遗余力，后世也把他们两人的学说并称为“孔孟之道”。其实认真说来，孔是孔，孟是孟。他们两个，时代不同，个性不同，观点也不完全相同。甚至就个性而言，孟子更接近的不是孔子，而是墨子。孟子和墨子，大约是先秦诸子中最“热”的。血也热，心也热，肠子也热。不像孔子，温的。也不像老子和韩非，冷的。所以，我们要先比较一下孔子和孟子，然后再来比较孟子和墨子。
孔孟的第一点不同，是孔子宽厚谦和，孟子刚直不阿。
孔子的为人，大约是比较谦虚随和的。因为他是礼乐文化的维护者，要讲“礼”。礼之用，和为贵。讲礼，就得谦和。所以孔子对国君，对大夫，不管心里面喜欢不喜欢，面子上总要过得去。比如前面说过，他对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家臣阳货很不以为然，但也只是故意挑了个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孟子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据《孟子·公孙丑下》，有一次，孟子准备去见齐王，碰巧齐王派人来说：寡人原本应该去看望先生的，可是寡人感冒了，不能吹风。如果先生肯来，寡人就上朝，不知能让寡人见到先生不？刚才说了，孟子原本是准备去见齐王的。这事换了别人，多半会客客气气地回答：没关系，鄙人正好要朝见大王。然而孟子不。他一听齐王居然“托以疾召”（朱熹注），马上就回敬说：不好意思，碰巧鄙人也感冒了，也不能吹风。第二天，东郭大夫家里有丧事，孟子准备去吊丧。他的学生公孙丑说，不合适吧！昨天先生还说生病，今天怎么好去吊丧？孟子说，昨天病了，今天好了，很正常嘛，怎么去不得？结果呢，孟子出门后，齐王派了人来慰问，还带了医生来。孟子的族人兼学生孟仲子只好说，先生昨天病了，今天好了一点，已经上朝去了，但不知走不走得到。同时，孟仲子又派人四处拦截孟子，要他无论如何去上朝。孟子走也走不了，回也回不去，只好在一个名叫景丑的人家里借宿。
这事景丑就看不懂了，因为不合君臣之礼。于是孟子便对景丑解释说，天底下最尊贵的东西有三样：爵位算一个，年龄算一个，道德算一个（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在朝廷，看爵位；在乡里，看年龄；如果要平治天下，就首先看道德。哪怕贵为国君，也不能凭着爵位来蔑视年龄和道德。所以，那些“大有为之君”，一定有他不能随便召唤的臣民（必有所不召之臣）。有了问题，一定是君王登门求教（欲有谋焉，则就之），哪有随随便便把那些有德之士呼来唤去的道理？在《尽心上》，孟子还说，古代的贤王，因为好善，所以往往忘记自己的权势（好善而忘势）。古代的贤士，也因为乐道而忘记对方的权势（乐其道而忘人之势）。也就是说，道德（善）和真理（道），高于权势和地位。所以，王公大人们如果不恭敬之极（王公不致敬尽礼），就不得“亟见之”。亟，音气，屡次的意思。屡次见面尚且不能，哪里又能把这些贤士当作臣仆（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第二部分 儒墨之争 四 两位侠士（2）
孟子甚至还主张“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游说诸侯大夫吗？那你就先得蔑视他，不要把他们高不可攀的权势和地位放在眼里。权势和地位没什么了不起，它们比不上道德和学问。孟子引用曾子的话说，晋国和楚国的财富，我们是赶不上的。但是，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德；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正义（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我们又不少什么（《孟子·公孙丑下》）！岂止不少，在孟子看来，士人的东西还要多得多，贵得多。既然如此，则“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这就与孔子不同。孔子是敬畏诸侯大夫的。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孟子却主张“说大人则藐之”，岂非不同？
这就是傲骨了。这种傲骨，正是士人的气节。我赞成这样一种观点：人不可有傲气，不可无傲骨。有傲气，则骄人；无傲骨，则媚人。不骄不媚，不卑不亢，有傲骨无傲气，才是士人的风骨。可惜这种风骨自孟子以后，就不多了。后世许多读书人，不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就是低三下四媚态十足。其实媚态与傲气，恰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表面上是傲，骨子里是媚。或者是献媚不成，逆反；或者是献媚有术，做秀。正所谓：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所以我对秦汉以后的所谓“狂士”，从来就是保持警惕的。相反，孔子的温和，孟子的刚直，都可爱，因为都是真性情。
孔孟的第二点不同，是孔子温文尔雅，孟子心直口快。
孔子说话，是比较委婉的，有时候你还得猜。比方说，据《论语·八佾》，鲁国大夫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在祭祀自家祖宗时，唱着《诗经·周颂》里的《雍》撤祭。这是天子之礼。大夫唱，就是明目张胆的僭越了。可是孔子怎么说呢？他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批判他们僭越，而是说，《雍》诗说得很清楚呀！诸侯做助理，天子很庄严（相维辟公，天子穆穆）。三家大夫唱这首诗，用它的什么意义呢（奚取于三家之堂）？大家想想，这种批判，是不是很客气，很委婉？
孟子就不一样。他说话，常常是直言不讳。就算拐着弯说，也是直通通的。有一次，孟子问齐宣王，说有一个人，要出差，把老婆孩子托付给朋友。等他从楚国回来，发现老婆孩子挨饿受冻。对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齐宣王说，绝交（弃之）！孟子又问：如果长官管不了部下，又该怎么办？齐宣王说，撤职（已之）！孟子再问，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搞不好，那又该怎么办呢？齐宣王当然明白孟子的意思，于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把脑袋别到一边，看着随从们说别的去了。
其实孟子这次说话还是比较委婉的（更不客气的后面还会说到），就已经让齐宣王受不了。所以孟子不怎么讨人喜欢，但他坚持。孟子的观点，是“不直，则道不见”（《孟子·滕文公下》）。见，读如现，意思也是现。也就是说，不说直话，真理就无法表现。这个观点我赞成。真理，是最朴素的；真理，也是最直白的。只要是真理，就一定能够用最朴素的语言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当然，讲究策略，是另一回事。但讲究策略，决不等于故弄玄虚。故弄玄虚的，一定并没有掌握真理。
第二部分 儒墨之争 四 两位侠士（3）
孔孟的第三点不同，是孔子为人低调，孟子个性张扬。
实际上孟子说话直来直去，不仅因为他的性格，也因为他的思想，还因为他的人生态度。这一点与孔子也不同。比如孔子一再表白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还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同上）。孟子就牛得多。他的名言，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也就是说，要想天下太平，这会儿除了我没别人。这真是好大的口气！
所以，孟子对谁都不客气，包括对学生。孔子，我们知道，是“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孟子就没那么好说话。他的说法，竟是“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也就是说，我不屑于教你，那就是教你。这话要是由现在的老师们说，学校里面还不炸了营？哈！孟子才不在乎别人说他像什么，是什么，是不是好学者或者好老师。
实际上孟子也比孔子想得开。孔子对自己的境遇，是有些牢骚的，孟子则不。孟子曾经对一个名叫宋句践的人说：你喜欢游说各国君王吗？我告诉你游说的态度，那就是“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什么意思呢？就是别人理解我们，开心；不理解，也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君子以道德正义为乐（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所以，一个士人，穷途末路时不失去义（穷不失义），青云直上时不离开道（达不离道）。能够做官，就泽惠于民；不能做官，就表率于民。这就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这大约就是孔孟之别了：孔子宽厚谦和，孟子刚直不阿；孔子温文尔雅，孟子心直口快；孔子为人低调，孟子个性张扬。所以，读孔如饮清泉，读孟如闻战鼓。孔子温柔敦厚，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孟子侠肝义胆，气势磅礴，一洗凡马空。
这样看，孟子更像墨子。
孟子与墨子有什么相同？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侠义之士。当然，孟子这个“侠”，是“思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