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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 的研析与索隐-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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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儿——庄——’,俞老弟,这三个字不是随便提得的。”
  对于未曾身历其境而讲授台儿庄之役的军校教官,赖鸣升充满鄙视。他突然捞起毛衣,掀开衬衫,露出胸膛上一个碗口大殷红发亮的圆疤,原来这就是在台儿庄之役,他被一炮轰掉半个胸膛,留下的痕迹。这块圆疤是他一生最光荣的记录,“比‘青天白日’还要稀罕”,“凭了这个玩意儿,我就有资格和你讲‘台儿庄’。没有这个东西的人,也想混说吗?”这时的赖鸣升,由于话题触及他心中的“圣地”,同时又已深受酒精影响,已经完全失去清醒时的谦虚修养,谈话间毫无掩饰地表露对拥有“过去”的自己之骄傲,对没有“过去”的别人之轻蔑。他的“巨人”自我意象,如此顽固地盘踞他心中,使他知而不悟过去已经永远过去;仅凭意念,仅凭精神,而没有健壮肉身的支持,他已再也不能和以前的自己相比了。所以当刘营长劝他慢点喝酒时,他大不以为然他说:“这点子台湾的金门高粱就能醉倒大哥了吗?你忘了你大哥在大陆上,贵州的茅台喝过几坛子了?”言下流露对象征“现在”的台湾之轻视,对象征“过去”的大陆之向往。接着他对刘营长说:“莫说老弟当了营长,就算你挂上了星子,不看在我们哥儿的脸上,今天八人大轿也请不动我来呢。”这虽是一句醉话,却赤裸裸揭露了赖鸣升那已成幻影而不自知的巨人自我意象。
  醉醺醺的赖鸣升,对自己现今处境发了几句牢骚,然后晃荡着头颅说:“今年民国多少年,你大哥就有多少岁……到了现在还稀罕什么不成?……就剩下几根骨头还没回老家心里放不下罢咧。”这里,即使赖鸣升本人没有“自大”到把自己比做中华民国的意思,作者的影射用意是明显的。事实上,作者在小说开头描写赖鸣升的外貌时,就特别提到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磨得见了线路的藏青哔叽中山装”。
  刘太太阻止赖鸣升再喝酒。赖鸣升挣扎立起,狠狠拍了两下胸膛,沙哑着嗓子说道:“弟妹,你也大小看你大哥了。你大哥虽然上了点年纪,这副架子依旧是铁打的呢。”于是他离开桌子,摆起架势,当众扎手舞脚的打起拳来,炫示他的功夫。刘太太笑着,硬拉他到后面洗脸,赖鸣升临走还回过头来说,日后“打回四川”时,他至少还抬得动十个八个饭锅头。不久,从盥洗室,便传出一阵呕吐的声音。
  赖鸣升醉倒睡下了。本来计划打通宵麻将的,终于没有打成。当初吹说最会“逛花园”,约定“不到天亮,今夜谁也不准下桌子”的,原来是他自己。而现在,纵然“有心”,却已“无力”;精神尚存(睡倒前还特别嘱咐刘营长“替几手,回头他自己来接”),但肉体到底支持不住。他这一睡下去,当然是爬不起来的。即连放爆仗给刘英看的小小诺言,也没得守住。今日的赖鸣升,其人与其自我意象之间,是很有一段距离的。
  现在让我们谈一谈这篇小说里的其他角色,和他们对赖鸣升的看法。
  刘营长和赖鸣升是老朋友,同乡、同辈、同行,背景相似。但他年纪比赖鸣升小一截,还没到退休年岁,“一个营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手下也有好几百人”。所以他的“身分”,就职业方面来说,异于赖鸣升,并没“下降”。此外,更大一个区别,是刘营长有家室;他有一个赖鸣升认为是“前世修来”才能得到的好太太,和一个才十岁大,活泼顽皮,还很需要照顾的儿子。所以目前的现实生活,对刘营长夫妇,还是有意义的;对“过去”的回顾,虽然带给他们温暖,但只能说是生活的“调剂”,而不是生活的“全部”。
  刘营长和赖鸣升原是患难弟兄,也以弟兄互相称呼,谈话之间,颇能使人感觉出他们的手足真情。然而刘氏夫妇对这位“赖大哥”,所怀的真挚友情之中,却又夹杂着相当成分的怜悯与纵容。他们看得见赖鸣升自己看不见,悟不到的弱点,但基于一般人情,以及对赖鸣升的同情与友谊,他们纵容他、随和他、容忍他。在吃这顿“团圆饭”时的谈话过程中,我们一再感觉出刘氏夫妇的这种态度。常常是经由赖鸣升某一句话的“提示”,促使他们赶紧附和,说一句两句或真心,或不十分真心的话,来帮着肯定一下他们明知已成虚幻的赖鸣升的“巨人”自我意象。下面是几个例子:
  
  赖鸣升:“亏得他还记得我这个老长官,我倒把他忘掉了。”刘营长:“大哥,你也是我的老长官,我先敬你一杯。”赖鸣升:“俞老弟,不是我吹牛皮,当年我捆起斜皮带的时候,只怕比你还要威风几分呢。”
  刘营长:“大哥当年是潇洒得厉害的。”
  赖鸣升:“这点子台湾的金门高粱就能醉倒大哥了吗?你忘了你大哥在大陆上,贵州的茅台喝过几坛子了?”
  刘营长:“大哥的海量我们晓得的。”
  刘太太是个很好心肠的女人,和她丈夫一样,出于怜悯与人情,说些熨帖的话,使赖鸣升心里高兴。但她对赖鸣升的情谊,是由她丈夫而来,所以她对赖鸣升的看法,比刘营长“客观”一筹。她虽也真心跟着喊“老长官”,同声扶持赖鸣升的自我意象,但她对真正的他,看得相当清楚;像她半玩笑半认真地想把他介绍匹配给“我们街口卖香烟的那个老板娘”,一方面固然显示她的关心,一方面却也多少泄露出她对他身分的真正估价。她的“容忍”成分,远胜“了解”;在她看到赖鸣升喝醉时,能冷静地把酒瓶“劈手夺了过去”。她到底像一般家庭主妇,对烹饪的兴趣高于对朋友的了解;在赖鸣升那样激动地再度活于过去时,她心里顾念的,却是没人尝她拿手的“蚂蚁上树”。赖鸣升醉倒后,她对俞欣和骊珠摇头叹气说道:
  “醉了……我早就知道,每次都是这样的。我们大哥爱闹酒,其实他的酒量也并不怎么样。”
  这几句话,除了揭示刘太太对赖鸣升的客观看法与容忍态度,亦让读者得知,原来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不足为奇了。而最后一句“其实他的酒量也并不怎么样”,触及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他现在的酒量并不怎么样,还是他的酒量一向并不怎么样?这联带引出一个非常令人深思咀嚼的问题:赖鸣升的“自我意象”,现在当然已不合实际。但以前呢?壮年时期的他,是否真的就完全符合他心目中的巨人意象?还是由于自己青春已逝,在“回顾”的酸甜交集的温馨中,把过去的自己,多描了几笔理想的色彩?赖鸣升心目中的自我,真正存在过吗?……然而,若沿这条线路想下去,则故事的“反讽”()强烈得有点令人受不了。而且我想这样的反讽,也不是作者的原意。所以我们还是玩味一下,就算了。
  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中,我论到《台北人》里的人物,大致可分为三型:第一是完全活在“过去”的人;第二是接受现实,但也时而回顾“过去”的人;第三是舍弃“过去”,或没有“过去”,而完全代表“现在”的人。在《岁除》里,赖鸣升属于第一型,刘营长夫妇属于第二型。剩下的三个配角,骊珠、俞欣和刘英,便属第三型。这三个年轻人,因为幼年无知时就来到台湾,或出生在台湾,对于代表“过去”的大陆,与前一代人经验的与国家命运攸关的沧桑个人历史,不能有深切的认识与同情。刘英还只是个小孩,暂且不论。俞欣和骊珠二人,显然都是二十出头,都是很有礼节,心地良善的青年男女。这从他们牺牲难得的单独相处机会,而答应留在刘家陪赖鸣升吃饭打牌之事实,可以看出。但因他们不了解赖鸣升,又没有刘氏夫妇对他所怀有的那种情谊,他们的看法完全客观,完全理智,丝毫不牵缠自己感情。如此,当赖鸣升激动无比地叙述日本鬼打棘泽时,他用自身血肉换取的惊天动地经验,俞欣却像隔在一层玻璃之外,背书似地称诵:“那一仗真是我们国军的光荣!”事实上,白先勇在多方面,把俞欣和赖鸣升二人,做成对比。赖鸣升的外貌(钢刷般的短发、特大骨架、脸上密密麻麻的苍斑等),与他身上那套“磨得见了线路的藏青哔叽中山装”,都暗示他是一个耿直不屈,历尽沧桑,不重形式外表,注重精神实质,固执保守中国旧传统的代表“过去”之人物。而俞欣身上“笔挺的浅泥色美式军礼服”,“金亮的……领章”,“黑领带”,修剃得整齐服帖的头发,以及最后临走时对着镜子整理领带等动作,都暗示他是个与传统疏离,受了相当洋化,很能贴合适应环境,注重形式外表,缺乏内容深度,又颇有点沾沾自喜的现世人物。这倒不一定是说,俞欣这个人不如赖鸣升。而是在白先勇视界中,因为俞欣没有“过去”,生不逢时,便由不得他自作选择地被注定必须“肤浅”,必须是个形象相似但实质不同的“复制品”或“赝品”。这样有点专横的“定命”(),当然,为的是配合《台北人》的整个架构,以及“今昔对比”的一贯主题。
  骊珠是一个好女孩,羞涩、有礼、懂规矩。但当然,因为她也没有“过去”,和俞欣一样,不能了解赖鸣升的心情。她答应留下来陪赖鸣升吃饭打牌,显然主要是碍于情面,所以当他醉倒,刘太太建议她和俞欣二人出去玩时,她像解脱了一大负担,“赶忙立了起来”。吃饭过程中,她把赖鸣升最令读者——经由作者的成功传达——怜悯难受的悲剧表现,视为喜剧表现;临走还咯咯地笑着说:“赖大哥喝了酒的样子真好玩。”其实,不只骊珠俞欣,就连刘营长夫妇,对赖鸣升的心情也常不能了解。如此,在赖鸣升叙述往事,无限感触激动之际(如叙述“割靴子”事件后),或当他做出使同情的读者最觉心恸的举动时(如裸露胸上伤疤,与醉后表演打拳),同桌吃饭的人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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