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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尽管吴柱国内心藏着深切的悲痛，时间毕竟也改变了他，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他。和余钦磊的遭遇一样，“现在”总征服“过去”，“现实”总征服“理想”。在飞机场上他从容不迫应对记者的访问——他必须撑住现在的脸面。余钦磊到底是属于过去的人，他怎么能不顾现在而奔向过去？所以，在欢迎的人群中看到余钦磊，他也只能悄悄在他耳边说一句：“还是过两天，我来看你吧。”在余教授的旧情温暖中，他的内心郁结得以一弛，可是起身告辞时，他又已经回到了现实，说他后日便要飞西德参加一个汉学会议，“你不要来送我了”。他不要余教授去机场送行，当然也是关怀他跛足行走不便等等，可是显然也因为他知道，在记者和政府要人拥围中，他将无暇顾及这个旧日的老友。
吴柱国对五四运动时代老朋友所怀的愧怍心理，也十分值得注意，他深知中国人的问题，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余教授谈到针灸治疗时也说“中国人的毛病……洋法子未必奏效”），可是他自己却“在国外做了几十年的逃兵”。于是他觉得对不起五四时代的理想，五四时代的朋友。他说起陆冲在大陆跳楼自杀的事，感慨唏嘘，即为一证。在这次相聚谈话之前，他一直以为余钦磊和贾宜生二人坚持着过去的精神，不顾生活清苦而守住自己“岗位”。他说：
“你不知道，钦磊，我在国外，一想到你和贾宜生，就不禁觉得内愧。生活那么清苦，你们还能在国内守在教育的岗位上，教导我们自己的青年——”吴柱国说着，声音都微微颤抖了……
他明白自己早被现实击倒，却以为老朋友还抱持理想，他的惭愧心情可想而知。谈话过程中，余钦磊每次提到他自己或贾宜生的穷困处境，吴柱国的回应和叹息总是“含糊”、“暧昧”的，这也暗示他内心的罪咎感。然而，愧怍的心情，不论多么令他难受，到底抵御不住现实的逼求。当他最后得悉余钦磊因债务偿还不清而打算出国，“吴柱国举起手来，想说什么，可是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又默然了”，他想说又没说的，是什么？作者并没说明。但我们可以想像推测，在这一片刻，他差一点说出要替余教授还债，使他能继续“守住岗位”。但他及时把话吞了下去，因为，他怎能不顾现实？再一年他就要退休了，退休以后的日子。没钱怎么过得去？
如此，恰似余钦磊为自身现实需要而顾不得贾宜生，没有出让奖金，吴柱国在“情、理”正面冲突下，同样选择了“理”，牺牲了“情”。
以上，我们已详细看到，时间和现实环境如何无情地改变了小说里的两个主角。现在让我们看看，作者又如何把五四时代和今日时代做为对比，以强调引发“不堪回首”的今昔感触。
概括言之，作者视野中的五四时代，是浪漫的，单纯的，热情的，追求精神解放的。今日时代，是理性的，机械化的，冷酷的，追求物欲满足的。作者当然自己不说，也没让小说人物说出这样的话，却藉由余，吴二人所叙述的自身遭遇，有力呈现出来。
哈佛大学毕业生对五四运动的“重新估价”，就是一个好例子。这个从未到过中国，从未亲身体会过五四经验的美国小伙子，单单凭着书本上记载的客观历史事实，分析归纳，振振有词下结论道：
这批狂热的中国知识青年，在一阵反传统、打倒偶像的运动中，将在中国实行了二千多年的孔制彻底推翻。这些青年，昧于中国国情，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迷信西方民主科学，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空前的大混乱。但是这批在父权中心社会成长的青年，既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又没有坚定的意志力，当孔制传统一旦崩溃，他们顿时便失去了精神的依赖，于是彷徨、迷失，如同一群弑父的逆子——他们打倒了他们的精神之父孔子——背负着重大的罪孽，开始了他们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有的投入极权怀抱，有的重新回头拥抱他们早已残破不堪的传统，有的奔逃海外，做了明哲保身的隐士。他们的运动瓦解了，变质了。有些中国学者把“五四”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我认为，这只能算是一个流产了的“文艺复兴”。
他这个结论，若凭纯理性观点来说，或许每一句都是对的。惟一的严重错误，便是他完全忽略了“精神”问题，认为天下万事只要用科学头脑做理性分析，就能达获真理，究得真情。这其实也怪不得他，因为现今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精神已经泯没，一切以物质为重。论文题目《五四运动的重新估价》，“估价”二字，就有讽刺性的暗示含义。仿佛世上一切都能估计标价来售购似的！
物质压倒精神的现象，不限于美国社会，在台湾也一样。浪漫时代早成过去。余钦磊也说：“就是把拜伦译出来，恐怕现在也不会有多少人看了。”现代人的“浪漫”观念，不再是追求精神的解放，却只涉及肉体和色欲。难怪余教授的学生，得知拜伦跛足而不肯相信，考试回答“拜伦的浪漫精神”，在卷子上也只写得出一大堆拜伦情妇的名字。
当年发动“五四”那批学生，多是关心中国文化的知识青年，余、吴等人所学，就都是文史和哲学思想方面的课程。可是现在，念文科的只剩些女学生，余教授班上，“上学期，一个男生也没有了”。“现在的男孩子，都想到国外去学理工”；吴柱国说得好，“这也是大势所趋”。余教授自己的两个男孩，大儿子已“出国学工程”，二儿子长得和父亲年轻时一个样子，可是毫无父亲当年的“精神”，一心只想得到加州大学物理系奖学金，并对美国的财富之多满怀惊羡与仰慕。确实，我们过去的精神文化，已完全被物质和机器取代。余钦磊的右腿，被“机器脚踏车”撞断，也是一个暗喻（作者用“机器”脚踏车，不用“摩托车”，可见其用心）。
这，就是我们今日“自由世界”的时代现象。
这个时代，真正是中国知识人士的冬夜了。
吴柱国叙述的关于陆冲结局这几句话，就写作技巧方面来说，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对比”和“平行”两种技巧的并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强烈反讽效果。
我们注意到，清算陆冲事件，和五四运动，表面上颇有一些相似之处。首先，发动领导的人，都是北大学生。第二，都是一种使用暴力的学潮运动。第三，“五四”要打倒“孔家店”，陆冲被指责“为孔教作怅”，都是反孔反传统的运动。
外表如此相似，可是实情又多么不同！当年北大的五四青年，是因爱国而使用暴力，为正义而使用暴力。他们痛打的，是卖国求荣的驻日公使；要打倒孔家店，是为了挣脱传统桎梏，求得精神解放。反之，现在的北大学生，清算陆冲，是一种兽性的集团暴力，而清算的对象，非但不是卖国罪人，还是一个最关心中国文化的弘毅之士。他们反孔反传统，是在根本否认精神文化的价值，哪里是基于浪漫观念？
如此，今昔北大学生这两个学生运动，看来平行相似，其实对比对立。吴柱国叙述的现今美国闹学潮情形，和“五四”也有相似处，例如都放火烧建筑物，都和警察打架。可是其胡闹与无目的之性质，和五四运动的固定理想互相比较，也是十分明显的对照。
作者这种以“平行法”（）达企对比反讽的技巧，在《冬夜》里还可找到其他例子。譬如余教授和拜伦，同样跛足。可是他早已在现实逼迫下丧失了浪漫精神，哪能再和拜伦相提并论？吴柱国“五四”时和警察打架，“把眼镜也打掉了”；今日和余教授谈话，“卸下了他那副银丝边的眼镜”。今昔同样，眼镜离了眼睛，可是过去打掉眼镜，暴露出来的是耿直进取的面目，今日拿开眼镜，揭晓的是尴尬颓废的面目。贾宜生今昔都破过血管，以前是“割开手指，在墙上写下了‘还我青岛’的血书”，现在是“上半年他摔过一跤，摔破了血管”。陈雄当年“穿了丧服，举着‘曹陆章遗臭万年’的挽联，在街上游行”，后来居然自己变成日本大汉好而遭枪毙，当然也是绝大反讽，仿佛他早先就是在替自己吊丧似的。
我曾多次提过，白先勇取用小说人名，常赋予暗示含义。余钦磊、吴柱国、贾宜生等名字，就富有暗示性的讽刺意味。“磊”一字，形容正大光明，心胸朗阔。“余”，即我，所以这个名字，可解为“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这，完全适合年轻时代的余教授，但今日，就真正是“有名无实”了。吴柱国最爱国，他年轻时代的理想，就是改造中国命运，使中国强盛起来。可是他做到了吗？柱起中国了吗？没有，所以他姓吴（无）。贾宜生的生活最困苦，死得十分悲惨，那里是“宜生”？所以，当然，他姓贾（假）。
人名之巧妙选用，并不限于上面几个重要角色，一般人通常把英国浪漫诗人翻译为“拜伦”，作者把“伦”改为“仑”，就不单是音译，也有了意义。“拜仑”，比如崇拜昆仑山，暗喻崇拜精神之高升。这当然就是这位诗人所代表的浪漫主义之真谛。此外，“陆冲”可解为“与大陆犯冲”，“陈雄”可解为“过去的英雄”，“俊彦”则亦显然有反讽的意思。
《冬夜》情节里，另一反讽，即两个主角最后无形中的身分对换。余钦磊在台湾教了二十年书，现在打算出国，吴柱国在美国教了二十年书，现在打算回来，而两人的动机，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