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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 的研析与索隐-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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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作者对人、地、时之适当选择与适当描绘,创造出小说的苍凉意境,与悲悼气氛。事实上,这篇小说前后一贯的凭吊语气,和小说题《思旧赋》的典故有关。这个篇名,取自魏晋交替时代的文人向秀(“竹林七贤”之一)的《思旧赋》。向秀好友嵇康得罪权贵,处死。后来向秀经过嵇康旧居,栋毁梁摧,时日薄西山,寒冰凄然,邻居有人吹笛,向秀闻声悲感,因作此赋以悼嵇康。白先勇用这个中国文学典故,做为小说题,一则取用“思旧”这两个字的字面意义,二则顺恩嫂和向秀一样,经友人旧居,物是人非,引起感触,三则取用其哀悼凭吊之语气。还有就是我说的,白先勇这篇小说是《台北人》里最有诗意的一篇。那么,把它比喻为“赋”,也是很说得通的。
  而小说里这份“诗意”的造成,与气氛的固定,主要是靠小说的开始与结束。也就是说。除去了两个老仆对白部分的首尾两次景物之描绘。首先,我们注意到,这篇小说是用全能观点写成的。而“全能”的作者,却又完全客观,只描述呈现于外的景象,与听得见的对白,一次都没有探入任一角色的主观意识内。在这样前后一致的观点运用中,我们却不难觉出,作者用以观察的“透镜”,焦距之几次转换。小说一开头,“透镜”焦距颇远,于是我们随着作者的眼睛,见到一幅画,或一张黑白艺术摄影相片。背景:冬日黄昏。正题:一栋看得出曾经富贵堂皇,但现已残破不堪,被新式水泥高楼夹在当中的古旧木板平房。副题:一个全身黑色的小小干瘦老妇,抬头觑眼望着这栋平房的两扇朱漆剥落、霉斑点点的桧木大门。换句话说,我们好像从一段距离之外,看这一景象,因此能“尽收眼底”,捕捉这一画面。这一特殊景象所给予的整体笼统印象。
  当罗伯娘出现,把顺恩嫂接进屋里,作者的透镜焦距就突然缩短。于是我们看到两老妇最细微的动作,听到她们最微弱的叹息。而从她们对白内容,我们得以一窥李家衰败的实际详情。直到接近小说末尾,罗伯娘和顺恩嫂到院子里去见李少爷,镜头焦距又遽然伸长,于是我们再一次看到一组给予整体笼统印象的景象画面。
  小说里,占据大半篇幅的中间一大节对白,主动功用是供给故事情节。两老妇细谈李家衰败现况时,固然一直是用悼念的口吻,但这篇小说的苍凉悲哀气氛,主要还是靠首尾两次的“远景画”(或“远景艺术摄影”)酿造与传达。而结尾,比起开头,气氛又更强调一些。我们已谈过小说开头,现就让我们看看此文结尾。
  《思旧赋》的主角,看起来好像是顺恩嫂和罗伯娘两个老仆,实际上却是李长官这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与其所影射之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也就是说,这篇小说的主角是一个看不见的抽象观念。而作者将此抽象观念,予以具体化:表之于物者,即残破的李家住宅——这便是小说开端“远景画”的正题。表之于人者,即变成了白痴,与现实脱节的李家少爷——这便是小说结尾“远景画”的正题。
  作者虽没确实说明,我们却可推测,这个少爷是李家惟一的男儿子,惟一可赖以“传宗接代”的人。而他之变成白痴,变成废人,不能传宗接代,象征李家的“绝后”,与一个时代的结束。也象征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与传统文化的无人“接棒”。作者对此即将完全断绝的“过去”,既然满怀怆然之悼念,他便在小说末尾,把这个与现世完全隔离的白痴,安置在一个仿佛亦被现世遗忘了的苍凉荒芜的境界。
  如此,当罗伯娘搀着顺恩嫂走进院中,“院子的小石径上,生满了苍苔……石径两旁的蒿草,抽发得齐了腰,非常沃蔓,一根根肥大的茎秆间,结了许多蛛网,网上黏满了虫尸”。她们走到石径尽头,“顺恩嫂才赫然发觉,蒿草丛后面的一张纹石圆凳上,竟端坐着一个胖大的男人,蒿草的茎叶冒过了他的头,把他遮住了。他的头顶上空,一群密密匝匝的蚱蜢正在绕着圈子飞”。李家既是古文化、旧社会的象征,代表李家的少爷,当然也免不了“古”“旧”之特色,所以他“裹缠着一件臃肿灰旧的呢大衣”(多么重的负荷!);“大衣的纽扣脱落得只剩下了一粒”(这最后一粒,就是他自己吧!)。从他那“差不多脱落尽了”的一头焦黄干枯的头发,我们可知他是个早已迈入中年的人。然而,露出的“粉红的嫩头皮”,“脸上两团痴肥的腮帮子”,以及他逗玩蒲公英花的动作,都暗示这个可怜的少爷,由于无法逆着时代潮流独力担当持续传统的大任,同时又不肯接受“这个时代就此完结”的残酷现实,而躲避到白痴世界,回返到婴童的心理年龄。
  李少爷起先没认出奶他长大的顺恩嫂。他只“张着空洞失神的眼睛,怔忡的望着”。但当顺恩嫂凑近,在他耳边再轻唤他了声,“突然他咧开了大嘴,嘻嘻的傻笑起来,口水便从他嘴角流了下来,一挂挂滴到了他的衣襟上”。顺恩嫂替他拭口水,“忽然张开瘦弱的手臂,将胖男人那颗大头颅,紧紧的搂进了她的胸怀”。她呜咽干位,轻唤着他,“干瘪下塌的嘴巴,一张一翁在抖动,一声又一声,凄症的呼唤着”。
  小说最后一段,由三四行文句组构的一幅生动远景画面,特别成功地酝酿出广漠苍凉的气氛:
  
  一阵冬日的暮风掠过去,满院子里那些芜蔓的蒿草,都萧萧瑟瑟抖响起来,把顺恩嫂身上那件宽大的黑外衣吹得飘起,覆盖到胖男人的身上。罗伯娘伫立在草丛中,她合起了双手,抱在她的大肚子上,觑起眼睛,仰面往那暮云沉沉的天空望去,寒风把她那一头白麻般的粗发吹得通通飞张起来。
  这段文字里,埋伏着隐约的死亡象征。罗伯娘“白麻般的粗发吹得通通飞张起来”。这句话,创造出一个意象,使人看到死亡的白网,在头上飞张开来。而顺恩嫂,“宽大的黑外衣吹得飘起,覆盖到胖男人的身上”,也给人类似印象,觉得看到死亡,或败亡,覆盖了少爷,覆盖了李家,覆盖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事实上,作者在小说一开头,就小心经营制造这里的黑白死亡象征。头一段,作者描写顺恩嫂,就特别留意勾绘她这件黑外衣:“披着一件黑色粗绒线织成的宽松长外套,拖拖曳曳,垂到了她的膝盖上来”,连她携带的包袱也是黑色的:“她的左手弯上,垂挂着一只黑布包袱”(内包白蛋)。而罗伯娘一入场,作者也特别把她那一头蓬乱白发,比喻为“白麻织成的网子一般”。
  但这篇小说里最明显的死亡象征,当然还是李夫人事实上之病亡。她的病亡,正如少爷之变成白痴,影射李家的崩溃,传统社会文化的崩溃。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李夫人死前说了一句话:“好冷。”,以象征含义来解释,促使她死亡的,促使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瓦解的,就是我们现今这一个“好冷”的世界——这个冷酷的,机器般的,为物质与功利而舍弃人情温暖的工商业社会。
  然而,李夫人的死,另又牵涉到一个不大容易解说的问题,即隐匿在这篇小说里的那么一点“超自然”()含义。首先,我们注意到,顺恩嫂和罗伯娘都相当“迷信”。一见久别的顺恩嫂,罗伯娘大喊一声“老天爷”,便说:“我的左眼皮跳了一天,原来却应在你身上!”顺恩嫂得知李夫人死前,最后说了一句“好冷”,便恍然大悟他说,难怪她一连三夜梦见夫人向她招手,要她拿件风衣来给她穿。得到夫人去世消息时,顺恩嫂在台南“烧了两个纸扎丫头给她老人家在那边使用”。当她得知李家衰败的现况,两次喊“造孽”,罗伯娘则喃喃批评:“他们家的祖坟,风水不好。”
  这样的言谈与思想,当然,完全符合中国旧社会人物的实际情形,而构成十分成功的“写实”。但我认为作者除了写实目的,另又有玄妙含义,隐然向我们暗示,天地之间,蕴育着某种不能解释的,非理性的神秘力量,控制着人类命运。不论是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国,或一个社会一个文化,一旦被这命运之神(或魔)烙上“孽”的标印,就不得不走上败亡之途,无可挽回。而作者这种玄奥观念与暗示,使《思旧赋》这篇小说又增添一份神秘不祥的恶兆()气氛。细心敏感的读者不难注意到,作者描写两老女仆,特别赋予她们一些常人想像中的“巫婆”特征:顺恩嫂背脊佝偻,“两片嶙峋的肩胛,高高耸起,把她那颗瘦小的头颅夹在中间”,双手“鸟爪般瘦棱”,手弯上垂挂一只“黑布包袱”,裹在“一袭骨架”上的黑色宽松长外套,在风中抖索。她“嘴里喃喃念念”,“瘦小的头颅前后晃荡”,来到李宅,她在后门厨房窗下试叫一声,于是,“那扇幽暗的窗户里,倏地便探出了一只头来”。这个罗伯娘,也是一个“老妪”,有“一头蓬乱的白发”,脸皮“像只晒得干硬的柚子壳”。
  如此,小说里这两个老女仆,一方面是有血有肉,有长处有短处,十分忠于李家与旧社会传统的现实人物,另一方面又隐隐然是一对超乎自然的,无所谓好坏的,具有不祥性质的“命运之神”(或“魔”)的随从,或探哨员。而这第二种身分,在小说里的作用,和莎士比亚《马克白》悲剧里出现的三个巫婆,颇为类似。正如《马克白》中,巫婆的玄奥对白与神秘预言酝酿出一种震慑人心,令人敬畏的悲剧气氛,当罗伯娘站在长满芜蔓蒿草的院子里,喃喃自语“他们家的祖坟,风水不好”,我们不禁凛然生畏,恸于人类命运之不可理喻,人类欲望之不可强求,于是,“仰面往那暮云沉沉的天空望去”,我们怎能不“念大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作者的另一个神秘暗示,与我刚才提到的顺恩嫂的梦有关。顺恩嫂是在李夫人病逝之前就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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