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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不给晶晶买几件衣服，瞧你们两个，穿得像一对叫花子。”
“我们没钱。”石岜说，“再说我们也不出门。”
“你不出门，晶晶总要出门，总要打扮得漂亮点，这会儿不穿什么时候穿？”
“我们赶不起时髦。”我也这么说，“夏天还可以凑合赶赶，秋冬季的羽绒皮货太昂贵了。我是低工资。”
“其实，心灵美也就行了。”石岜说。我闻声瞅他，他忙对我说，“姐姐的意思是要给我们买几件——你没听出来？”
“你，我不管，晶晶，我要管。”姐姐说。
“我什么也不要，真的，姐姐你什么也别买。”我说。
姐姐是个党员，说到做到，给我买了件暗红色的羽绒马甲和一条坚固呢牛仔裤以及一瓶“增白露”。她问我，夏天是不是爱游泳？我说是。她说游泳可以，别顶着日头去游。我嘴里嗯嗯答应，说明年夏天注意，转身就把她给我的衣物撂到一旁。又怕她不高兴，穿上我自己的一件稍嫌老式的开身毛线外套。我觉得“还过得去”，石岜却乜着眼说：
“真难看，像小县城的。”
“管着么，”我说，“又不是给你看的。”
“你头上扎了根什么玩意？鞋带！”他伸手扯我，“不成体统。”
“你别扯我头发。”我护住头发说，“发绳老丢，我们团很多人都用鞋带。这样省事，又看不出。”
“没个看不出的。”他说，“我不许你这样，费好大劲，才把市容整治得像个样。”
“我乐意怎样就怎样。”我说，“你现在管我也没必要哇。”
他一下没词了，讪讪把手缩回去。有时我们俩之间常出现这种冷场。
“都是你。”我含泪说，“干吗招我，我本来也想不起说这种话。”
过后，我仍换下他认为不好看的衣服，重新认真把头梳得水滑整齐，苍蝇拄着拐棍也站不稳。甚至还在脸上搽点“增白露”，哼着“西施兰欲盖弥彰，增白露瞒天过海”，把我发的两套运动衣给他拿去。
“咱们怎么那么傻呀。”我笑着跟他说，“穿运动衣多好，又时髦又不用花钱。”
他穿上运动衣照镜子，问我：“瘸子穿运动衣是不是有点装腔作势？”
“没关系，”我站远端详，“挺好，现在伤残人不也有个奥运会嘛。”
“晶晶，慌慌张张往哪儿跑？”
晚上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给一个来访的外国总统演出。总统先生有膀胱刺激症，节目限制在可以忍受的一小时内。晚会散得早，我出来跑得也快，小青姐她们就拉住我跟我捣乱。
“上哪儿去呀，这么急。”
“还能上哪儿？我朋友那儿呗。”
“啧啧，现在小姑娘真大方。”几个老演员议论着，笑着从我身旁走过。
“你不是老去吗，今天就别了，咱们回宿舍玩去。”小青姐成心让我着急。
“谁老去了？”我又急又没办法，“好几天没去了。你放开我吧，人家要赶不上车了。”
“哟，晶晶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么温柔可人。”小青姐打趣我。
“一直就会的，”我掰开她的手，“看跟谁了。”在大家的笑声中，我橐橐跑掉。
“那些变戏法的真骗人，今天我在后台全把他们看破了。”我和石岜在包饺子，我给他讲今天的趣闻：“他那些道具都藏在身上。我端个小板凳坐在条幕旁眼睁睁看着他一件件换出来，假装从空气中抓出的，骗台下的人。那些人还傻乎乎地鼓掌呢。老师说我，你干脆坐到台上去看吧，你也快成分散观众注意力的道具了。”
“你干吗呀？”
“没事，台下其实看不到我。”
“我是说你干吗和你们团的人那么说呀？”
“我说什么啦？”
“说我是你朋友。”
我立刻不响了，把脸扭向一旁。
“你还跟她们说什么了？”
“嗯，”我没情没绪地捏饺子，“说你爱写作，又聪明又有前途，还有我快饿死了。”
石岜的脸拉得像张驴脸。我难为情地说：“我并没真说你很有前途，我只是说你这人挺乐观。”
“我没生气。她们听了怎么说？”
“她们觉得挺带劲。”
“我说晶晶，别再这么无中生有地乱编了吧，这不是毁人吗。”
我低着头，可仍觉得脸慢慢红了，连脖子都涨红了。
“水开了。”姐姐从厨房出来，问我们饺子包好没有。
姐姐假满，回去了，石岜的腿也基本痊愈了，在家里憋得很烦。
假日，我陪他去天津玩。在天津东站下车后，我们徒步穿过海河上宏伟的“解放桥”去“劝业场”对面那家闻名遐迩的咖啡厅吃了水果馅元宵和鸡蛋三明治，又排队买了著名的“十八街”麻花和“耳朵眼”炸糕，搭傍晚的一趟火车回北京。
暮色苍茫的原野一片片向后退去，城市、村落的灯光星星点点，油田喷出的天然气在夜空中熊熊燃烧。
车厢里灯光昏暗，人头攒动，过道卧满做小买卖的农民，龇着黄板牙大声说笑，放肆地抽着呛人的烟卷。我站在车门旁，仍被烟熏得连连咳嗽。石岜百无聊赖地倚着车门。
“我不是成心惹你心烦的。”
“别说这个了，”他看我一眼，“我没烦。”
“我回去就说我们吹了。”
列车通过一个明亮的小站，北京市区的万家灯火遥遥在望。又疾驶了一会儿，我们已身处这个庞大星空般的城市，列车在变轨，车厢剧烈震动，我的身体也随着震动颤抖起来。
“你别老那么自作多情，以为我对你多恋恋不舍似的。”我突然感到一阵绝望和愤慨，粗鲁地骂起来，“我根本没拿你当回事。瞧你那副德行，真叫人讨厌。什么东西。混蛋一个！”
石岜看我，我挑衅地仰起下颏。他不理我了，专注地看窗外缓缓闪过的街景：透明的幢幢大厦，笼罩着高压钠灯桔红色光雾的马路上驰行的轿车，走动的人群。
列车在雪亮的月台停稳，我跳下车，石岜也跟着跳下来，紧跑几步，追上我并排走。我急急地走，他也大步迈——跛得更明显了。身后是潮水般的旅客。
来到车站广场，我站住，面向他。他身后的是辉煌的候车玻璃大厅，枝形水晶吊灯光华四射，双道自动电梯向楼上缓缓运行，人们川流不息。
“我不要你送我。”我压低声音说，“你走！”
“我送你到电车站。”
“不要。”
我尖叫，四周行人纷纷驻脚，值勤的警察也回过头来，他忍气吞声走开。
立冬后，下了几场阴绵的细雨，天气又冷又潮，人在没有供暖的房间里都要披件厚衣服。这期间，英·甘地被她的卫兵枪杀了。中曾根和里根分别如愿以偿连任了日本首相和美国总统。十四个沿海城市在香港同外商签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合同和意向书。中国女排彻底击溃了劲敌美国队和日本队。大白菜上市，又下市了。
我们团第一轮演出已告结束，团领导连日开会，研究新房舍的分配和小队承包事宜，团里放了羊。乐队的人通宵达旦地学习流行唱法，他们都有很好的音准，几个改弦更张的二胡演奏员大红大紫后，都豁然开朗了。我们舞队练完功就大学交际舞。几个老演员办了个交际舞辅导站，钱赚得“毋佬佬”。我懒得学舞，没事就披着大衣在楼里瞎转，要不就无聊地站在一旁看她们翩翩起跳。饿了就到附近一个商亭喝酸奶，喝饱了回宿舍闷头大睡，什么也不愿去想。
经过激烈的争论、哭泣，恳求、权衡盘算，各演出队的人员和分成比例终于确定下来。很多城市的邀请也纷至沓来。我们团倾巢出动，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巡回演出。
在上海霓虹灯林立的繁华商业街南京路，我碰到出海回来、上岸寻欢作乐的老纪他们。他们请我吃炸子鸡和掼奶油。说到石岜，大家不以为然。老纪说：“再耿耿于怀就没劲了。算了。”他劝我：“在有钱人里找个心眼好的完了。”
在昆明碧水青峰的滇池边，小杨也对我说，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突然去世都没能使生活停顿，更别说一个石岜。听说他正在边境一带走私毒品。公安厅正在通缉一个北方口音的瘸子。不定哪一天，他得死于火并或追捕中的枪战。
在重庆拥挤不堪的朝天门码头，我在石岜家见过的那个四川经理却说石岜正在深圳经营一个生意兴隆的饺子馆。有人看见他脑满肠肥地坐在店里喝茶，学了一口广东话。“长得可是一模一样。”
后来，演出队到了河南山东，就听不到有谁认识石岜并提起他。我们演出演糊涂了。一天两场甚至三场。一口气演了近百场。整天不能卸妆，皮肤都过了敏。晚上做梦也在跳，为误场着急，早晨醒来累得又立即睡了过去。候场时，整整齐齐排着队搭拉着眼皮假寐，灯一亮，个个堆出假笑昂着头上台，恍恍惚惚手舞足蹈一番，一转身，又立刻合上眼梦游。歌星的嗓子也唱“放炮”了，只得放录音带，人站在不接线的麦克风前做假动作或者干脆和我们伴舞的演员开玩笑，把《草帽歌》唱成“妈妈，百货大楼有开司米。”
最后几场，人都木了，事故频频。跳《夕颜》时，我光着脚丫上了场。人家都是雪白的袜子，我黄黄的一个，村气射人。老师站在幕条旁都快气死了。下场时一哄而下，再亮灯时，不知谁的扇子醒目地丢在台中央，惹得观众黑鸦鸦站起一片，嗡嗡议论，大感兴趣地琢磨这个“机关”。
经过筋疲力尽的巡回演出，元旦前夕，我们青面獠牙地回到北京。我们在外地时，北京下了几场雪，至今路边墙角仍有残痕。树木大都叶子脱尽，光秃秃的。阳光很和煦，裹着鸭绒衣在街上行走的小伙子和姑娘，脸上都红扑扑的。市内公园的水面和湖泊都结了冰，可以看到戴着五颜六色毛线帽的年轻人在封冻的湖面上自由自在地滑冰，冰刀溅起的冰沫在阳光下点点闪烁。
我走在街上，有时会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