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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抚慰老嫂亡灵。仅将这篇哀词略加删削，作为本章的结束：
呜呼！
天祸我家，兄归自南，没于毗陵。
诸孤护丧，行于淮汴，望之拊膺。
自嫂之亡，旅殡西圻，九年于今。
兄殁有命，葬我嵩少，土厚水深。
道出颍川，家寓于兹，迎哭伤心。
茔兆东南，精舍在焉，有佛与僧。
往寓其堂，以须兄至，归于丘林。
虽非故乡，亲族不遐，勿畏勿惊。
呜呼尚飨①！
佳人篇风流之帅 花枝缺处留名字（一）
别酒劝君君一醉。
清润潘郎，又是何郎婿。
记取钗头新利市，莫将分付东邻子。
回首长安佳丽地。
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
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留名字。
这首词寄调《蝶恋花》，题为《送潘大临》，早在苏轼去世后的第三年（1104），就被张宾老编入东坡词集，后来曾收入《东坡乐府拾遗》。宋人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也载此词，题为《东坡送潘邠老赴省词》，并说：
右《蝶恋花》词，东坡在黄时，送潘邠老赴省试作也。
在这首《蝶恋花》里，只因苏轼自诩“风流帅”，又直言曾在“青楼”、“留名”，曾受人们质疑。后来宋翔凤在《乐府余论》中抨击道：
其词恣亵，何减耆卿？是东坡偶作，以付饯席。
耆卿是柳永之字，此词确实与柳永游冶青楼之词有近似之处。请看柳永《黄莺儿》中的词句：
乍出暖烟来，又趁游蜂去。
恣狂踪迹，两两相呼。
终朝雾、吟风舞。
当上苑柳浓时，别馆花深处。
正因为此，许多人认为这首《蝶恋花》不是苏轼所作，如曹树铭校编《东坡词》，就将它列为“误入词”。自宋以来，大凡喜爱东坡的人，经常因此对东坡加以环护，最典型的例子，莫如曾在颍州做东坡属僚的赵令畤。他在《侯鲭录》卷一说：
东坡在徐州，送郑彦能还都下，问其所游，因作词云：“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花枝缺处留名字”，记坐中人语，尝题于壁。后秦少游薄游京师，见此词，遂和之，其中有“我曾从事风流府”，公阅而笑之。
赵令畤一心一意“为贤者讳”，可谓用心良苦。首先，为了年代相符，他先将词中“三十年”改为“十五年”，这样一改，不仅接近苏轼在徐州和汴京的履历，也使这种风流韵事能顺利地往郑彦能身上转移（详见下）。其次，他用“记坐中人语”，将苏轼与这段“恣亵”之词拉大了距离，更加委婉地维护了苏轼的形象。近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其中河南大学邹同庆、王宗堂二教授合编的《苏轼词编年校注》，便采用这一说法，并予以进一步扩展：
赵令畤说此词是苏轼在徐州送郑彦能还都下作。“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云云，乃“记坐中人语”，是郑彦能的话，则是合情的。彦能名仅，徐州彭城人，庆历七年（一○七四年）第进士，为大名府司户参军……考《苏轼诗集》卷一六《送郑户曹》：“荡荡清河堧，黄楼我所开。……楼成君已去，人事固多乖。”……黄楼建成于元丰元年八月十一日，郑彦能离徐当在八月。同年，苏轼《中秋月寄子由三首》其三：“郑子向河朔，孤舟连夜行。”自注：“郑仅赴北京户曹。”北京即大名府，则彦能离徐赴大名在中秋节前。诗与本词，情事切合①。
邹、王二教授在以上考证中，尽力为赵令畤圆其所说，也带有为东坡竭力开脱之善意，可他们先是忘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苏轼此词所赠之人是去汴京，所以下阕开篇才会有“回首长安佳丽地”。这里首先露出一个破绽：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附近）在徐州之北，而汴京在徐州正西，三地恰成鼎足之势，郑彦能受命“孤舟连夜行”，为何要绕道汴京，走个大大的“之”字？其次是上任的路线不符，宋代从徐州赴汴京，必须先乘车马南下，绕道百里开外的宿州符离集（苏轼上任、离任皆历此途），郑彦能的“孤舟连夜行”，却是沿着徐州城边的清河北向而去。邹、王二教授“从善如流”，特意沿用赵氏之说，将词中的“三十年”也改成“十五年”，因为他们知道，从元丰元年（1078）上溯到十五年前，便是嘉祐八年（1063），那时苏轼根本不在汴京，当然这首词的作者就只能是郑彦能了。可他们忘了，赵令畤既说苏轼作词时“记坐中人语，尝题于壁”，那就该题在徐州的墙壁上啊，可为什么后来秦少游“薄游京师”，却能“见此词，遂和之”？难道郑彦能此番专程赴京，就是为了刻写此词，以供将来秦少游见而和之？
为了将“花枝缺处留名字”等事坐实了，邹、王二教授又在“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句下注释道：
彦能庆历七年生，至今元丰元年为三十一岁，上推十五年为十六岁，恰似潘岳少时游洛阳受女子青睐，有掷果盈车之风流。
这句话更牵强了。“风流帅”之韵事，十五年前，年近而立的苏轼尚做不得，为何非要年仅十六、未及弱冠的郑彦能去“大有作为”？若郑彦能果如所言，既能在少年时纵情青楼、又能同时如愿考上进士，真可谓风月与金榜兼而得，应有更多的风流韵事、情词绮语流传于世才对，为何只此一语受人称道呢？
无需避讳，《能改斋漫录》所载，更接近事实。
佳人篇风流之帅 花枝缺处留名字（二）
潘邠老名为潘大临，是黄州的一名举子。苏轼元丰三年（1080）二月抵黄州贬所，与潘大临父亲潘鲠、叔叔潘丙等交往颇多，潘大临经常到东坡、雪堂等地拜会老前辈，因此成了忘年交。宋代礼部大试都在初春进行，举子们如果没有本路进士（也称乡贡进士或乡进士），就必须先于前一年秋天参加开封府的“解试”，取得“解元”资格后，才有参加“春闱”的资格。苏轼与苏辙兄弟两个，当年走的就是这条道路。详考神宗元丰年间，一共举行过三次礼部大试，分别在元丰二年、五年和八年，即每隔三年举行一次。苏轼元丰二年二月一日抵达黄州，此时举子们正在开封应试呢，因此他送潘大临进京赶考，只能在元丰五年和八年这两次。而元丰五年春天苏轼在东坡建造雪堂，潘大临曾亲临其境，与他进行论辩，苏轼的《雪堂问潘邠老》就是这次辩论的记录，由此说明，他没有参加那年的春闱。而苏轼又于元丰七年四月离开黄州，因此送潘大临赴京“赶考”，只能在元丰七年正月，潘邠老过了春节，便准备先去开封参加“秋闱”，希望能在元丰八年蟾宫折桂，正是践行大苏、小苏先生的履迹。“记取钗头新利市”一语，表明此词确实作于新春佳节之后，潘大临在离黄赴京之前，曾经得到女士的馈赠。
因此，这首《蝶恋花》作于元丰七年正月，毋庸置疑。
“清润潘郎，又是何郎婿”，这两句话正是指称潘大临。在古人诗词中，“潘郎”指晋代美男子潘岳，“何郎”则是魏明帝所青睐的“美姿仪、面至白”的何晏①，但将二人作为翁婿，东坡应算首次。
详考潘大临家世，方知东坡此词，可谓一举多得。先看多年后张耒应潘大临之请，为其父潘鲠所作的墓志铭：
君讳鲠，字昌言……登元丰己未进士第。……娶何氏，有贤行，男二人，长大临，次大观，皆力学有文……四孙，其一男也，曰憨。
——《张耒集》卷六十《潘奉议墓志铭》
据此墓志可知，潘大临母亲姓何，潘鲠即是何家女婿。苏轼词中的“清俊潘郎，又是何郎婿”，分明是说潘大临“又”是何家女婿，潘、何两家亲上加亲，儿子再娶何家女子，就像苏轼的姐姐八娘被父母嫁给表哥程之才、王安石也受命迎娶自己的表妹一样，宋代人结亲“重母党”。大都喜欢这种模式。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张耒与潘大临的交往中可以发现更多信息。宋哲宗崇宁元年（1102）七月，张耒因闻恩师苏轼去世，“饭僧缟素而哭”，被从颍州太守任上废黜，也被编管在黄州②。那时苏轼所经营的东坡，已成潘大临的寄生之地，张耒在黄州，有《四月一日同潘、何小酌》等诗，其中的“潘”便是潘大临，“何”当为潘氏亲戚，极有可能就是与潘大临一同被列入《江西诗社宗派图》的何斯举③。上面引文中特别提及潘鲠惟一的孙子“潘憨”，就是潘大临的儿子，这个“憨”字，应为“潘郎又是何郎婿”的另一个注脚④。
说到这儿，就要触及问题的关键，东坡《蝶恋花》词中的“回首长安佳丽地，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留名字”，正是在酒宴上对潘大临“戏说”自己的往事，并以此祝愿潘大临能够金榜题名、蟾宫折桂。
苏轼与弟弟苏辙嘉祐元年从眉山进京，秋天参加开封府解试，名列第二；次年参加礼部春闱，因欧阳修担心苏轼的试卷是其门人曾巩所为，抑为第二；复试为春秋对义，苏轼名列第一，主考官欧阳修在致随员梅尧臣的信中说：“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他出一头之地，可喜，可喜！①”从此天下“文风为变，苏氏文章，遂称于时②。”苏轼以“风流帅”自称，可谓名副其实。从嘉祐元年（1056）到元丰七年（1084），首尾相加为二十九年，加上他预祝潘大临在明年中进士，那么前后时间，恰好符合“三十年”之数。
当然，东坡先生也有在晚辈面前稍卖老成之意。
接下来的“青楼旧事”，便顺理成章了。唐宋进士及第，不仅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