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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石友三两年前叛乱失败以后，逃回天津，四处活动以图再起。石觉得混得无聊，每日必去泡名妓王双喜。这个女界名流对他也很“仗义”，每天不叫他掏出3万块银元绝不歇手。因石友三在西北军时是宋哲元的旧部，这次29军开到北平附近驻防，石友三知道自己名声不佳，在宋的眼皮底下拉起人马必很困难。石相信占卜扶乩，求签为“上上”，于是高兴地到北平安定门外的黄寺进行策划去了。
石友三的人数不多，此次来敲古都北平的大门，史称“石友三叛乱”。石友三与殷汝耕不同，殷投靠日人，打出“大义凛然”的旗帜，呐喊所谓“救亡”口号。明知自己不光明，却用“光明”的口号塑造“光明形象”。而石友三对自己投敌却毫不遮掩地说：“没有当过汉奸的人，以为汉奸好当，当过汉奸的人，真他妈的王八蛋才当汉奸！”
这也是汉奸的一个种类！
自“德王”叛乱成立伪“蒙古国”后，叶挺知道历史“蝴蝶效应”发作，为吸取教训，离开北平前，给了解方和宋哲元锦囊各一个，防止“祸起萧墙”，遭到内外夹击，做好了对付“石友三叛乱”的有关准备，并一箭双雕，借此机会“送瘟神”。
3月8日，石友三勾结吴佩孚的前秘书长白坚武、警务处长潘毓桂在北平发动叛乱，日本浪人楢碕一良为总顾问，带了几千人在日军“协助”下，占领了丰台火车站，抢了一列铁甲列车。石友三本人在东交民巷组织人做内应。只要铁甲列车冲进城内，无论是占领中南海的居仁堂，还是占领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前执政府，或是就在钢甲车列车上一宣布自治，脱离中央，然后日本人表示支持，事就成了。
就在这同时，北平街头的日本浪人们脱下了和服，身着中国老百姓的长袍或是短打冒充北平市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膺品”，当然这其中也混杂着地道的中国人——汉奸，他们拉拉杂杂地拉着队伍打着小旗，用日本腔的中国话高呼着：
“欢迎华北国成立！”
“欢迎建立第二个满洲国！”
“日中提携！”
“日中亲善！”
“民众要求成立华北国！”
也有少数居民出来喊反对口号。大多数居民只是扒在门缝里向外看。
同时，在天津，有100多名日本浪人、几百名汉奸和在天津收买来的几千“闲人”也发起事端，与北平的叛乱遥相呼应。
当时华北大大小小的汉奸都麇聚在天津，为什么？
天津，五类杂处之地。英、法、日等国的租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都在天津。前清签订的《辛丑条约》现在还在生效，天津市内中国人没有驻兵权，日本人倒驻有武装军人，其他各国租界也各有驻兵。说是中国的地方，臣民是中国的，市长是中国的，可是要干什么，都得仰承外国人的鼻息。
天津的人文社会结构和北平完全不同，可以是北平的一翼，平津合为一个城市，城市的形象才更完整。可以讲，整个天津就是一个大交易所，从事两种交易：政治交易和经济交易。社会中坚是闲人，天津几十万老少爷儿们一大半从事此种“职业”。什么是闲人？
自古以来，天津人大多没有固定职业，俗称没有个准事由……除了军警宪政穿官服，铁路局、邮政局穿制服之外，其余的天津人什么职业都干，上午还在全城银号当大写，下午就到谦祥益管帐去了。还有的上午卖鱼，下午拉洋车，晚上倒泔水，夜里赶晚儿去给死人念经……
天津人爱打架，打架先要有人去挑，不挑打不起来，打起来还要有人去劝，不劝打不出个结局。谁去挑？当然是天津闲人，“李爷，昨日南市口上新开张一家南味房，挂出招牌卖香糟牛肉。”岂有此理，李爷带上一干人等打上南味房去。李爷姓李名顺，大号祥藻，犯了咱爷们儿的名讳，明摆着瞧咱爷们儿好欺，打！两句话不对付，真打起来了。打起来就得有人劝呀，这么着吧，香糟牛肉改名南味牛肉，李爷每日来南味房取4斤牛肉……
天津市百业兴旺，商号一家毗邻着一家，不知哪家商号一时失于检点，夜半三更来了帮无赖将门脸粉刷一新，你当他是用油漆为你粉刷门面？那多破费呀？他用大粪……横一扫帚竖一扫帚刷得满墙污秽。第二天太阳一出来晒得臭气熏天，倒霉去吧，闹得你三天不开张，怎么办？立即找人来了事。东说合西说合，讲出条件，明日全天凡是乞丐来“访”，一律每人一角，外加两个馒头一碗粉条炖肉……
天津市出混混，出青皮。天津混混有帮有派，打起架来不要命，最能耐的叫“叠”了。一双胳膊抱住脑袋，曲膝弓背侧躺在地上，任你乱棍齐下，血肉横飞，打烂了这边，再翻过身来让你打那边，不许喊叫，不许出声，不许咬牙，不许皱眉头，为什么要这样打人？为什么要这样挨打？说不清缘由，这叫天津气派……
综上描述天津闲人情况，可知一斑。天津闲人大概可分两类，一类属于劳动者，另一类则非劳动者。无论哪类，都有帮有派，一呼百应。其实这不过是泛泛而谈。真正的闲人，那是专业职称，就如今天的总经理、厂长、工程师一样，走专业的上层闲人的工作就是赶“饭局”，下层闲人被人传来传去。论他们从事说合调停之事，也不全然。在天津社会的运转中，他们——用现在的话比喻——他们是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中介公司，点子公司。
前面已经提到，从前清的皇上（这时候已经到“满洲国”做儿皇帝去了）五爷到北洋政府退下来的总理、督军，以至失意的政客，战败的武夫，等等，都到天津租界买下洋楼，貌似退隐，其实以求进取。这些人在天津两眼漆黑，并不认识谁。但必须结识闲人，递去名片，在至川居饭庄或是什么饭庄摆上饭局，给了面子到时辰来了。不给面子的也许来道常，也许不来，不过不来的情况极少。道常，就是来打个招呼，寒暄几句就去赶别人的饭局，如是这样，只有下次再请。您只要和闲人一挂上钩，就好比现在人的微机连了网，甚至比这个功能更全面，关系全通了。比如说，您想买10万支枪，摆饭局，他给您约来了洋行经理，两个月以后10万支崭新的捷克造步枪到手了。您想谋块地盘，能说动总裁，用开滦煤矿给您当抵押。日本人买不到英美的军火，好办。至于组织几千人游行更不在话下，能叫半个天津市的老少爷儿们出来惹惹。
两位大帅想争城夺地，能调停得打不起来。两家男人领兵在沙场上杀得血肉横飞，自家两位太太却在攀儿女亲家。天津闲人就有这能耐。
简言之，天津存在着稳定的因素，但更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
天津是北平的门户，谓之天津卫，津门。门之不守，唇亡齿寒。宋哲元占领了北平，天津无法控制，兵家所忌。
对天津，宋哲元根据叶挺的锦囊，早就将张自忠的38师移防天津周围，又将黄维纲旅换成保安队服装进入天津市区。叛乱一起，“保安队”一顿乱枪，打倒前面一批浪人、汉奸，其余“闲人”立作鸟兽散，天津就此平静下来。
关键是北平这边。
解方、宋哲元作了两手准备。城内的东北军105师（该师是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卫队改编而成，刘多荃任师长，辖2个旅，旅长为董彦平、唐君尧）立即控制城内各要点，将东交民巷包围，准备东交民巷中叛军一出即行缴械。解方又通过张学铭，将石友三旧部、铁甲车大队第5中队的中队长沈锡之，第6中队的中队长段春泽免职。石友三及部分叛军被困在东交民巷内，不能冲出来在北平市区内兴风作浪，又失去了预先联络好的铁甲车队的支援，这个里应外合就无从谈起。
当时北平的内外城墙还比较完整，丰台开往前门火车站的火车必须通过永定门豁口才能入城。军分会速派冯治安的37师官兵带着铁锹麻袋占领永定门豁口。然后土填麻袋，迅速将豁口堵死，作为最有效的防御方法。城外丰台的叛军劫持铁甲列车后，利用车上的通讯设备与东交民巷内的石友三、潘毓桂取得了联系，准备攻城。铁甲列车开到了永定门豁口，见西北军37师部队已经用装土的麻袋将豁口堵死，知城内已有准备。车上的叛军见城内接应部队迟迟不出，而城墙上布满了城防部队，见大事不妙，匆匆向中南海开了几炮，还真的在城内引起了一阵惊慌。
中南海内落了几发炮弹，何应钦在居仁堂的办公室里急得团团打转，下令手下准备南撤。解方“火上浇油”，秘密命令刘多荃派出105师的特务队冒充叛军，在铁狮子胡同一带杀声震天，枪声大作。铁狮子胡同就在中南海的围墙边，“叛军”趁机向中南海内投掷了一顿手榴弹，慌乱中何应钦心胆俱丧，急忙带着外交部长罗文干、参谋部厅长熊斌、军政部厅长王伦等以及随从乘车奔出中南海，前往北平南郊南苑机场，通过机场的大功率电台与南京取得联系。蒋介石自然不敢让他这位头号军事助手挂在北平，同意其飞回南京，叫宋子文、黄绍竑继续留在北平作为中央代表。何应钦等一行中央大员于是乘坐专机，离开了北平这个是非之地。
历史上“石友三叛乱”时，何应钦、黄绍竑等人吓得乘车一路狂奔到南苑机场，打电话要求蒋介石同意其离开，只是因为电话不通（实际被石友三叛军破坏）而作罢。叶挺自然要促成何应钦等人的“好事”，通过解方事先在南苑机场安装了大功率电台，让何应钦“顺利”与南京取得联系，巧妙地通过“石友三叛乱”达到了“送瘟神”的目的。
在37、105师的强大攻势下，石友三的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