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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脸色很难看，加上一道道的尘土简直显得可怕。她坐到床边上，继续说：
“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可是我仍然要把全部事实告诉你们。我是这个人的妻子。他不是英国人，他是个俄国人，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
这个老人显得心情激动，他喊道：“安娜，上帝保佑你，上帝保佑你！”
她非常藐视地向着老人看了一眼，说：“塞尔吉斯，你为什么一定要过这种痛苦的生活呢？你一生毁掉了许多人，甚至对于你自己也没有好处。可是是否在上帝召唤你之前，便结束你的生命，这要由你自己决定。但是，我一定要说，不然的话，我便没有时间了。
“先生们，我说过我是这个人的妻子。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岁，而我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傻姑娘。我在俄国的一个城市上大学，我不想说出这个地名。”
老人又咕哝地说：“安娜，上帝保佑你。”
“你知道，我们是革新家、革命者、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人数很多。后来遇到困难，由于一个警长被害，我们有许多人被捕了。而他为了得到一大笔钱，更为了活命，便提供证据，背叛了他的妻子和伙伴。由于他的交待，我们全都被捕了。有的被送上绞刑架，有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我被送到西伯利亚，但不是终生流放。我丈夫带着那笔不义之财来到英国，过上了安宁的生活。他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的团体知道了他在哪儿，不到一个星期就会结束他的生命。〃老人哆哆嗦嗦地伸出手又拿起一支烟卷。他说：“安娜，你随便处置我吧，你一向对我很好。”
她说：“我还没有把他的最大罪恶告诉你们。在我们的团体里，有位同志是我现在的朋友，他高尚、大公无私、乐于助人，这些气质我丈夫全没有。他仇视暴力，如果说使用暴力是犯罪的话，我们全都犯过罪，只有他没有。他总是写信给我们，劝我们不要使用暴力。这些信件是可以使他免受刑罚的。我的日记也可以证明，因为我在日记中记述了我对他的感情以及我们每个人的看法。可是我丈夫发现了这些信件和我的日记，就偷偷把它们藏了起来，一面还尽力证明这位年轻人应判死刑。虽然他没有达到目的，但是阿列克谢被当做罪犯送到西伯利亚，在一个盐矿做工。你这个恶棍，你想想，你好好想想，那样高尚的一个人却受着奴隶般的待遇，而你，你的生命就在我手中，可我还是放过了你。”
老人一面吐着烟，一面说：“安娜，你是一个高尚的女人。”
她慢慢站了起来，但是紧接着她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喊叫，便又坐了下去。
她说：“我一定要说完。在我服刑期满以后，我就开始设法寻找这些信件和日记，因为如果俄国政府得到这些东西，便会释放我的朋友。我知道我的丈夫来到了英国。经过几个月的查访，我终于弄清了他的住址。我知道他仍然保存着这些日记，因为当我还在西伯利亚时，他有一次给我写信，信中责备我时引用的是我日记中的话。我清楚地知道，由于他生性报复心强，他一定不会自愿地把日记交还给我。我必须想办法亲自弄到手。因此，我请了一位私人侦探，他到我丈夫家来做秘书——也就是你的第二个秘书，塞尔吉斯。他来不久便很快走了，他发现文件全收在小柜中，并且取了钥匙样。他不愿意做更多的事，便把这栋房的平面图交给了我，并且告诉我，秘书是在楼上住，上午书房里没有人。所以我后来才鼓起最大的勇气，亲自来拿这些东西，东西拿到了，可是，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啊！
“我刚刚拿到日记和信件，正要锁上柜子，这时一个青年抓住了我。那天清早我曾在路上遇见过他，我请他告诉我考芮姆教授的住处，可是不知道他是考芮姆雇用的人。”
福尔摩斯说：“是这样的！秘书回来以后告诉了考芮姆，说他遇见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妇女。威洛比在断气之前想要说明：就是他和教授说过的那个女人杀了他。”
这位妇女面部抽搐，好象非常痛苦，并用命令的口吻说：
“你让我讲完。这个年轻人倒下去的时候，我闯出书房，走错了门来到我丈夫的房间。他说要告发我。我告诉他：他如果这样做，我不会放过他，他如果把我交给警察，我就把他的事告诉我们的团体。我不是为了自己想活命，而是想要达到我的目的。他知道我说到做到，而他自己的命运又和我的命运互相牵连，只是因为这个原故，他才掩护了我。他把我塞进那个黑暗的角落——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这个秘密。他让佣人把饭送到屋里，以便分给我一些。我们商量好，只要警察一离开这栋房子，我就乘黑夜偷偷走掉，并且永远不再回来。但是你到底识破了我们的计划。这是我生前最后的话。〃她从胸前拿出一个小包。她对福尔摩斯说：“这个小包裹可以救阿列克谢。先生，由于你的荣誉和正义，我把这包裹委托给你，请你把它转交给俄国大使馆。我已尽了我的责任，并且……”
福尔摩斯突然喊道：“挡住她！〃他一下子跳到屋子的另一边，从她手中夺下一只小药品。
她往床上倒了下去，说：“太晚了！太晚了！我出来……的时候，便吃了药。我头晕。我要死了！先生，我请求你……不要忘记……那个小……包裹。”
我们乘车回城时，福尔摩斯说：“这案件很简单，但是也很发人深思。从一开始问题便围绕着夹鼻眼镜。虽然那个青年在临死前幸运地抓到眼镜，但是我那时还不能肯定，我们是否能够解决问题。很清楚，从眼镜深度可以断定，戴眼镜的人近视程度很深，离开眼镜什么事也做不了。霍普金先生，当你让我相信她确实走过一小块草地，而不是故意作假时，你还记得吗，我当时说过，这种做法很不寻常，值得注意。可是实际上我心中认为这完全不可能，除非她还有一副眼镜。所以，我只能认真考虑另一个假设——她呆在这栋房子内。我一看见两个过道完全相似，就想到她很可能走错路，这样她就会走到教授的屋中。我密切地注意一切能够证实这个假设的事情，我仔细地检查这间屋子有没有可以躲藏的地方。地毯是整块的，并且钉得很牢固，所以地板上不会有活门。书柜后面可能有躲藏的地方。你知道，在老式的书房里常有这种结构。我注意到地板上各处都堆满了书，但是书柜却是空的，所以书柜可能是一扇门。我找不到别的证据来证实，但是地毯是暗褐色，所以我抽了很多支那种好烟，把烟灰洒在可疑的书柜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但是非常有效。然后我便下楼去了，并且，我已经弄清楚——华生，当时你也在场，而你却没有理解我谈话的目的——考芮姆教授的饭量增加了，这容易使人怀疑他还让另一个人吃饭。然后，我们又上楼去了，我弄翻烟卷盒，以便清楚地看看地毯。从地毯上的烟灰可以知道，在我们离开那里以后，她从躲藏的地方出来过。霍普金，我们已经到了查林十字街，我祝贺你胜利地结束了这个案件。你一定是去警察总部吧！我和华生要到俄国使馆去，再见，我的朋友。”
六座拿破仑半身像
苏格兰场的雷斯垂德先生晚上到我们这儿来坐坐，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了。福尔摩斯欢迎他的到来，因为这能使福尔摩斯了解到警察总部在做些什么。福尔摩斯总是用心地倾听这位先生讲述办案的细节，同时他根据自己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也不时地向对方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
一天晚上雷斯垂德谈过天气和报纸后，便沉默不语，不停地抽着雪茄。福尔摩斯急切地望着他，问道：“手头有什么不寻常的案子吗？”
“啊，福尔摩斯先生，没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事。”
“那么对我说说。”
雷斯垂德笑了。
“好吧，福尔摩斯先生，没有必要否认我心里确实有事。可是它是那样荒诞，所以我不太想麻烦你。从另一方面说来，事情虽小，但是奇怪得很。我当然知道你对于一切不寻常的事都有兴趣。不过我认为这件事和华生大夫的关系比和我们的关系更大。”
我说：“疾病？”
“起码可以说是疯病，而且是奇怪的疯病。你能想到有这样的事吗？生活在今天的人却非常仇恨拿破仑，看到他的像就要打碎。”
福尔摩斯仰身靠在椅子上。
他说：“这不是我的事。”
“是的，我已经说过这不是我们的事。但是，当这个人破门而入去打碎别人的拿破仑像的时候，那就不是要把他送到大夫那儿，而是要送到警察这儿来了。”
福尔摩斯又坐直了身子。
“抢劫？这倒很有意思。请你讲讲详细情况。”
雷斯垂德拿出他的工作日志，打开看看，以免讲时有什么遗漏。
他说：“四天以前有人来报了第一个案子。事情发生在冒斯·贺得逊的商店，他在康宁顿街有个分店出售图片和塑像。店员刚刚离开柜台一会儿，他就听到什么东西互相撞击的声音，便立刻跑到店铺的前面，发现一座和其他艺术品一起摆在柜台上的拿破仑像已经被打得粉碎。他冲到街上，虽然有几个过路人说他们看到有一个人跑出商店，但是他没有找到这个人，而且也没认出这个流氓。这象是件时常发生的毫无意义的流氓行为。事情如实地报告了巡警。石膏像最多值几个先令，而全部事情又很小，不值得专门调查。
“但是，第二个案子更严重更特殊。就发生在昨天晚上。
“在康宁顿街离冒斯·贺得逊的商店二三百码远的地方，住着一位著名的巴尔尼柯大夫，泰晤士河南岸一带有很多人常去找他看病。他的住宅和主要诊疗所是在康宁顿街，但是在两英里外的下布列克斯顿街还有一个分诊所和药房。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