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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位置，等等。我总是讨厌背诵，虽然我的记性蛮好，但这种东西提不起我的兴趣，因此我对这门课程没用心，差点儿没通过。我不喜欢教授这门课程的方式。”为此，他开始尝试自己学习。
他接着说道：“毫无疑问，福克斯•；克纳使我开始掌握自修的方法。正是克纳教会我系统地学习。他刚从战场上返回，曾任欧洲远征部队的作战军官。他是个聪明、耐心的人，他认为我能干点事，因此他要试试看事实是不是如此。”
克纳让艾森豪威尔少校读历史书，然后向他提出问题。克纳在其巴拿马的住所里为艾森豪威尔准备了一间研究室。他在墙上挂了张地图以研究世界战略，并让艾森豪威尔给下级军官讲课。在巴拿马的丛林里，他们是亲密的伙伴，夜里他们会坐在篝火旁，克纳就给艾森豪威尔读的书提出问题，测验艾克的读书效果。克纳让艾森豪威尔写工作报告、信件以及所有其他的事务性工作。
得到美国陆军最杰出的军官之一的直接教育，对于一个年轻军官来说是罕见的机遇。在艾森豪威尔所接受的训练中，恐怕最有价值的就是克纳让艾森豪威尔树立了这样的观点，即下一场战争将是联盟作战，这是制胜的关键，这是由《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决定的。艾森豪威尔由此开始研究联盟的团结问题，这也正是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在西点军校学习期间，艾森豪威尔在思考、探索新的计划和新的观念。“我对堑壕战感到厌倦，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不摒弃这个东西。我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堑壕战的书籍，我不会去打堑壕战，由于他们声称我作为一个教练员具有特殊的才能，我才接受了训练部队进行堑壕战的任务。”事实证明，他对这一战术思想的摒弃是符合时代潮流的。
尽管艾森豪威尔曾在美国本土的坦克训练部队任职，但却没有获得参加欧洲大战的机会。战后艾森豪威尔被分配到马里兰州的米德基地，在那儿他结识了巴顿。乔治•；巴顿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带回了比当时美国陆军里任何一个人都多的坦克战经验。他们一块儿读书、研究和探讨军事问题，一块儿创办战术和技术研究小组，试图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艾克回忆说：“我们都没有参加过一战，因而缠着巴顿和其他经历过实战的人讲述作战计划和作战行动的细节。我们开始构思更好的坦克战战术。”
“实际上，”艾克在回忆与巴顿共事的经历时讲道，“我们两个都是现代战争的研究者。我们的部分热情来自于对坦克的信念，这个信念在当时是受到人们嘲笑的。”他们相信坦克应该起“更有价值和更为独特的作用”，因而他们努力丰富坦克战理论，构思更好的坦克战术。
他们钻研军事问题所产生的后果，对于性格不是那么刚强的人来说会是一个重大打击。艾森豪威尔回忆说：“我们都开始在军事期刊上发表论文，他为骑兵杂志写论文，我为步兵杂志写论文。终于有一天，我被叫到步兵参谋长（一位少将）的办公室。这位将军告诉我，我的观点不仅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因此不允许我再发表类似观点。我要特别注意，不能发表与现行条令不符的见解。否则，将受军法制裁。
“我想乔治的境遇与我差不多，这是一个打击。不过，这也使我和乔治更亲密了。我们经常在一起，白天在我们两人的指挥所之间骑马游荡，晚上则谈天、研究和谩骂那些守旧的家伙。巴顿的脾气很大，我的脾气也不小。夜里我们发的脾气，大过洗衣房里的蒸气。”
在整个军旅生活中，艾森豪威尔都热爱读书。在艾森豪威尔返回华盛顿任马歇尔将军的作战参谋后，他和夫人在华盛顿建立起新家。艾森豪威尔的孙子戴维曾谈起艾克对书籍的热爱。戴维说在艾森豪威尔夫妇的新家里，“摆着他们在30年代初购买的哈佛经典著作，以及从法国带回的书籍”。
艾森豪威尔通过阅读历史书籍培养出适合自己的领导风格，特别是艾克性格中的如下品质：在逆境中的顽强和坚韧，不屈不挠的勇气，自我牺牲的胆识和能力。所有这些品质都是构成他成功的重要因素。
想达到顶点必须要有非凡的才能
有些人认为读书学习是学生的分内事，工作是不同于知识学习的实践活动，因而在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时走向鄙视知识学习的极端。的确，在工作实践中经验是重要的，但经验，说到底不过是那些值得他们骄傲的曾经的辉煌，以过去了的有限经验应对即时变化的形势，又怎能屡试不爽？其实，知识学习是一个专注思考的过程，是一个看清方向的高瞻远瞩的功夫。领导阶层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思考，迈向领导之路的最佳准备也是思考。
第四部分第8章 打开领导艺术的“圣经”（3）
1957年，托马斯•；怀特将军成为空军参谋长。他是位杰出的军事政治家，他能流利地说7种语言，包括汉语和俄语。对国际关系的掌握是怀特被挑选为参谋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反过来又使他杰出地履行了参谋长的职责。
我曾当面问怀特将军，你是怎样为承担更大的责任做准备的。怀特将军提起了读书的重要性：“在巴拿马的最后一年，我任约翰•；帕尔马将军的助手。帕尔马是旧陆军中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他写过许多书，参与过1920年《国防法案》的起草，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军队重组法案。他是《华盛顿、林肯、威尔逊：三位战争政治家》一书的作者，他还写了关于冯•；斯托伊本的《拿起武器的美国》和《政略或战争》。帕尔马将军对我的影响极大，因为他是如此地喜欢研究历史。”
怀特曾用了好几年的时间争取到中国任职的机会，最终获准到中国学习汉语。1927年7月10日，他动身乘船从旧金山来到北京。在太平洋旅行和在中国期间，他一直坚持写日记并继续着语言的学习。
“船上有两个在关岛待了不少年的传教士，听人私下说他们是从西班牙来的……我一直在跟他们练习西班牙语。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忘得很快，但同时我几乎可以不假思考地说任何东西。我想我已相当好地掌握了西班牙语。”后来他在1927年6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到目前为止，在多数时间里我都在看书，同时也在熟悉俄语。我知道这种做法看上去很愚蠢。在乔治敦的8个月使我掌握了正确的俄语发音，不久我发现自己能进行大量的俄文阅读。我知道在西点军校或其他地方，在用学习汉语来打发业余时间时别人总是嘲笑我，但我自己乐在其中，我是那么热切地想到中国去。”
为了胜任在中国的任职，怀特用大量的时间进行阅读。他在1927年6月18日写道：“我在读《中国历史大纲》，这是关于中国的最新的书，这本书的确很有趣。我还有其他几本好书，足够在三四次旅行中看，其中有埃米尔•；路德维希的《哲学的故事》和《通向浪漫的皇家之路》，等等。”
怀特的确做到了勤奋阅读。他在1930年1月27日写道：
“我离不开书籍。我总是不停地弥补因种种事务而耽搁的学习计划。我想写完《航空字典》（用中文），在马格鲁德到中国当武官之前我一直在写这部字典。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完成它。”他还在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在刚出来的《美国空中部队》杂志上有我的文章，‘纸上的杂技，或怎么编写一部中文字典’。”
在怀特到马尼拉访问期间，他与西点军校的同学约瑟夫•；史密斯待在一起。史密斯回忆说，在中国的最后一年，怀特“获准四处活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告诉我他总是雇一辆黄包车到乡村去，最长的一次在乡下待了两个星期。他了解了大量的中国艺术和文化。他对这些东西非常感兴趣……他的主要目的是学说不同的方言”。
路易斯•；拜尔陆军（退役）中将曾对我说：“在北平当翻译官时，怀特的勇气、想像力和意志促使他请求美国驻华武官纳尔逊•；马格鲁德允许他赴日本侵略东北的前线战场参观。他上呈的报告清晰、准确、客观，在战争部里被人们传阅。怀特从此成为名人。”
对于语言学习，怀特曾这样谈起自己：“近来我在阅读和写作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你也许会感到惊讶，中文教材的前30页我都会读了……我会书写汉字，据说这是很难的。我能读懂西班牙文、葡萄牙文、一些法文、意大利文和中文。作为21年来的学习成果，这还不错，要知道，我一直得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其他方面的学习上。
“在保林基地时，我到乔治敦去读夜校，但除了语言课外，其他课我都没太用心。我学了中文和俄文，但我从未想过到外事部门工作。在那个时代，想达到顶点必须要有非凡的才能，尽管我从未特别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
美国承认苏联后，1933年首任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是威廉•；布利特。罗斯福总统告诉布利特大使，他可以挑选任何人到驻苏联大使馆工作。布利特则提出，苏联需允许他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这样他可以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克里姆林宫同意了他的要求，报纸称布利特为莫斯科的第一个“飞天大使”。布利特挑选托马斯•；怀特为飞行员，怀特由此成为获得苏联飞行执照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美国人。
怀特回忆说：“我猜你可能会想我在为美国承认苏联做准备。我在乔治敦学习俄语，终于获得了回报。当我被挑选为驻苏联航空部队武官时，我不想说自己曾特意为此做过准备，除了曾学习过俄语并为人所知。当得知被选中时，我大吃一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