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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处在二战末期的历史关头的杜鲁门来说，他是当时的美国总统，他必须做出这个对他个人而言极其艰难的决策。
领导者一定是那些能快速决断的人
果决是领导者的特色，领导者一定是那些愿意做出决策的人。有人在分析过16000多人之后，发现一个事实：领袖人物是那些一向都具有快速决断能力的人，即使是在并不太重要的小事中也是如此；相反，追随者却永远不会拥有快速的决断能力。
在面临重大决策的关头，领导人不仅要对错综复杂的局势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还要随时应对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艾森豪威尔将军所面临的最大的决策是：确定在何地、在哪一天、在哪个时辰开始向欧洲大陆进军；作为登陆行动的预先准备，在何时、何地开始用空降师在瑟堡半岛实施空降作战。按照盟军的整体作战部署，这些空降师将攻占并守卫美英部队的预定登陆地区。按照艾克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的说法，理由是“强制性的，在登陆区域的后面是被德军放水淹没的低地，在将近1公里宽的沼泽里有几条公路。除非空中突击部队降落在后面的实地上，抢占公路迎头阻击德军，否则降落在沼泽中窄窄的堤坝上的美军部队将会成为德军的靶子。那样的话，我们从海上抢滩登陆向纵深前进的部队就会遭遇重大伤亡”。
然而，这样的作战部署不是每个指挥官都认可的。艾森豪威尔参谋班子的高级空军顾问、英国人利•；马洛伊将军就坚决反对空降作战，他认为其结果必定是德军对这些精锐师团的屠杀。马洛伊将军提出，德军在瑟堡半岛上有强大的防空火力，而且空降地域面积过小，这两点决定了盟军将损失75％或比例更高的滑翔机，伞兵部队将损失一半，盟军将牺牲数千人。因此在他看来，由于伤亡过于巨大，这次行动注定要失败。
1944年5月30日，利•；马洛伊再次晋见艾森豪威尔将军，最后一次强烈反对空中突击行动。在他慷慨陈词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心里转着其他念头：“为了保护利•；马洛伊，避免使他产生意见被蔑视的感觉，我指示空军指挥官把他的建议装在一个信封里，并通知他将在几小时内得知我的决定。我没有把这件事讲给任何人听。职业化的建议和忠告就应该这样。”
艾森豪威尔果断地否决了利•；马洛伊将军的意见，但这并不表明他有多么成竹在胸。“我一个人回到帐篷里，坐下来沉思。我仔细地琢磨每一个步骤……当然，我意识到，如果我有意不理睬我的技术专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建议，一旦他的预测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我将把这个无法承受的良心谴责带到坟墓里，我将因愚蠢地白白送掉数千名年轻人的生命而遭受不可饶恕的谴责。然而，比个人得失更重要的是，如果他是正确的，这种灾难的后果将扩散到整个盟军部队，远不止局限在空降作战行动上。”
在考虑应该怎样做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承受着常人无法想像的压力，他仔细权衡以下因素：
1他坚信空中突击行动对于整个战役的胜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如果不立即通过在犹他的登陆场获得康坦丁半岛的基地，整个作战行动风险就会增大。
3根据他自己的判断，他的确不相信德国人会给美军空降部队造成那么大的损失。
艾森豪威尔召来利•；马洛伊将军，告诉他空中突击行动将按既定计划进行。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第一波空降部队的战损率是2％，而整个作战行动的战损率没超过10％。艾森豪威尔的助手、海军上尉哈里布彻在著作里写道：“以典型的英国竞技风格，利•；马洛伊将军承认他错了，并非常坦率地说：‘在人的一生中承认错误有时是很困难的，但在这件事上承认错误让我感到莫大的愉快。’利•；马洛伊祝贺艾克将军指挥决策的智慧。”
当然，面对不同意见，只靠推理分析和直觉判断是不够的。如果其他人对已定下来的某个决策心里没底，艾森豪威尔将军常常亲自做实地调查，确定决策的可行性。
当英国人对一个作战计划有意见时，艾克在日记里写道：“率先发起地面进攻的是格卢伯格将军指挥的英军第1师。他对战事的前景心存疑虑，便来找我陈述困难，表示担心他的师会遭受重大伤亡。亚历山大将军甚至也受到这种最悲观的估计的影响，担心盟军会在潘泰莱里亚地区被击退。”
“由于存在这些担心和疑虑，我决定在D日（进攻开始日）之前乘船对该地区进行实地侦察。在坎宁安将军的陪同下，我亲自进行了侦察。侦察结果让我确信这个登陆行动将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只会遇到轻微的抵抗。实际上，在登陆船队抢滩之前，该地区已投降，守敌指挥官后来承认根本没料到这一天会遭到盟军的进攻。盟军在这次行动中俘虏了11万人。”
第一部分第1章 领导就是决策（3）
与此类似，在对萨莱诺的进攻上，艾克写道：“盟军司令部里也不时有人就是否应该继续进攻提出疑问。我认为这个行动的影响非常大，即使是从航渡船只已不够使用这一情况看……我们也应该继续进攻。我把这个命令下达给盟军联合参谋部。”
艾森豪威尔在1942年12月10日写过一张便条，这个便条有助于人们深化对决策形成过程的认识。便条的内容是：“这些年来，我在学习许多东西：一，等待别人拿出东西来是指挥官所不得不做的最困难的事情；二，现代陆、海、空军的高级指挥岗位要求有丰富的机关工作经验和条理清楚、有分析能力的头脑，要在高级岗位取得成功，绝对需要具备这两项素质。处在关键位置上的人必须能保持一种良好的平衡，即具有取之不竭的精神力量。他必须能够夜以继日地忍受失望、打击和下属对他的怀疑，并强迫他们去完成他们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最坏的决策也比没有决策好
我认为最差的领导是拿不出决策的领导，我的意思是说，最差劲儿的领导只会为问题发愁，但不会解决问题。即使一个错误的决策也会在机构里引起一系列反应，慢慢地机构本身的运转就会把一个差劲儿的决策变成一个好的决策。但如果什么决策也没有，整个机构只好坐在那儿等待。
领导人由于他所处的独特位置，很多时候不得不面临突发危机的挑战。危机降临时，领导人必须快速做出反应，恰当地化解各种可能的风险。
我曾问鲍威尔将军，在他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期间，哪个决策是最重要的？他回答说，让他记忆最深的不是“沙漠风暴”行动，因为这场危机是逐步演变的，当它最终变成战争时已不那么突然了，“我们知道最终要打一仗”。
鲍威尔说巴拿马危机是个紧迫得多因而艰巨得多的决策问题，“它是如此突然，在12小时之内，我们从平静的周末转到做出入侵一个国家的决策”，鲍威尔将军回忆道。
1989年12月16日，星期天傍晚，鲍威尔正坐在书房里，突然接到汤姆•；凯利的电话。后者向鲍威尔汇报说：“我们碰到了麻烦。诺列加的巴拿马国防军向在巴拿马境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开枪，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被枪杀。”不久他得到更详细的报告：当天4名军官着便服驾车进巴拿马市赴晚宴时，在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附近撞上一个路障。那天是巴拿马每年一度的武装部队日，有很多巴拿马国防军军人在饮酒狂欢。在路障附近的一些巴拿马士兵试图把这些美国人拉下车，司机开足马力想逃走。这些巴拿马国防军就开了枪，海军陆战队少尉罗伯特•；帕斯被击中，不多时便死亡了。随着夜幕降临，情况越来越糟。目睹这次射击的海军上尉亚当•；J•；柯蒂斯少尉及其妻子邦尼被巴拿马国防军扣留，并押往警察局受审。柯蒂斯遭到毒打和处死的威胁。柯蒂斯夫人被强迫站在一面墙壁前，遭巴拿马士兵调戏，被惊吓得昏倒在地。
面对这个始料不及的外交事件，鲍威尔随即将上述所有情况向当时的国防部长切尼做了报告，讨论这起突发事件的性质。切尼向白宫报告了这件事，确定在次日早晨与布什总统开会研究。
12月17日，星期天早上，鲍威尔首先去五角大楼与瑟曼核实星期六的事件。鲍威尔认为，尽管美国军官开车出错并撞上了路障，巴拿马国防军的行为仍是不可饶恕的，开枪射击标志着对美军抱越来越敌视的态度。他询问瑟曼早先拟订的针对诺列加政府的“蓝色调羹”计划进行得怎么样，瑟曼回答说已经进行了演习，可以付诸实施。鲍威尔打电话给运输司令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的领导人，要他们做好行动准备，然后去切尼办公室参加上午10时的会议。与会的有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部长皮特•；威廉斯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比尔•；普莱斯。大家仔细研究了各种方案，到切尼宣布会议结束的时候，沃尔福威茨和普莱斯还不能确定是否有“确凿证据”来名正言顺地进行军事干预。会后，切尼留下鲍威尔单独征求他的意见，鲍威尔认为“应当进行干预，保护美国公民，何况诺列加不是一个合法的领导人，他是一个罪犯，他正受到起诉”。
鲍威尔告诉切尼，在与参谋长们研究以后，他再提出最后建议。
鲍威尔将军在联合参谋部召集会议，与会的人员有：陆军负责人卡尔•；沃诺、空军负责人拉里伟尔奇、海军负责人卡尔•；特罗斯特和海军陆战队负责人艾尔•；格雷。鲍威尔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