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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用”的东西，凭此能够维生就已经非常幸运了。相反，一个做肥料买卖的推销商，未必需要大学训练，但其财富则可能让那个哲学家望尘莫及。另外，聪明人想法太多，精神需要大，脱离物质追求的比例也大。笨人知道自己不是那个料，也没法对玄而又玄的东西发生兴趣，从小就很实际。长大成人后，经济上就可能挺成功。
不过，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还是美国的社会文化中对聪明人的敌视。比如戈尔，在世界上很受尊重，乃至拿了诺贝尔奖，但当年大选却败在布什手下。一系列民调显示，在大选的主要政治议题上，大多数选民都支持他的主张，但是就是不喜欢他这个人。原因是他太聪明，讲什么都头头是道。当时一幅漫画最能说明这一社会心理：戈尔和布什被画成教室里的小学生，老师要大家回答问题。布什托着腮帮子在那里愁眉苦脸，想不出来；戈尔则兴高采烈地举着手雀跃：“我知道！我知道！”美国读者一看这漫画就会心而笑。因为自己学校的经验都告诉他们：像戈尔这样的聪明人，在学校里是最讨人嫌的。你聪明就聪明吧，我们拿你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就不选你！
1996年《天才教育季刊》进行了一项研究，调查了3514名高中生，问他们在漂亮、聪明和运动天才三者之间最喜欢自己具有那一种。结果，54％的人希望自己聪明，37％希望自己具有运动才能，只有9％希望自己漂亮。看来，聪明还是大家最想要的东西。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当自己得不到这种最想要的东西时，就特别会嫉恨那些得到的人。这一调查还显示，只有0。3％的人说自己想变得聪明的原因是希望更人气。可见，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聪明不能给你带来人气。早在1926年，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教授Leta Hollingworth就注意到，智商在125～155之间（100为平均智商）的孩子，具有最高的社会能力。但是，智商超过160以后，孩子就经常被社会所隔绝，受同伴的排斥。结果，许多天才不仅一无所成，而且非常压抑，甚至不幸地度过一生。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更加恶化。因为从那时开始，聪明的孩子跳级就越来越困难。这大概是受自由派的社会公平的理念的影响。在这些自由派看来，孩子就是孩子，应该和自己同龄的朋友相处，不应该过早进入成人世界。而教育的重点，则是帮助那些弱势阶层。甚至讨论智商都成了政治不正确，有歧视之嫌，似乎每个学生读书不好，背后都有某种社会不公正，需要学校纠正。结果，智商160的孩子要跟着智商100的孩子的速度学。而那些智商100的，则要跟着智商40的速度学。谁也别想出头。
到了本世纪，问题则变得更为严重。布什上台后，推出了“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法案，通过标准考试等等手段，对公立学校加强监督，要求学生达到基本的学术标准，否则学校则会受到财政上的惩罚甚至关门。可惜，此一法案重点在于保证教育的底线，效果是给那些不及格的学生施加压力，和高才生并无关系。于是，各校把精力和财力全放在这些后进生上，保证达到联邦或州里的标准，对于聪明的学生则不管不问。比如，在2002年“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法案通过后，伊利诺斯州从天才教育中削减了1600万美元的经费；密西根则把这项经费从500万削减到了50万。如今，美国公立学校每年花费80亿美元的巨资对弱智学生进行特别教育，但教育天才学生的经费连统计也没有。不久前，《时代周刊》发表一篇题为《天才的问题》的封面故事，估计美国在这方面投入的经费最多不过8亿。在美国6200万的学龄孩子中，智商超过145的大约有6200位，同样数量的孩子智商在55以下。两组学生尽管数量相等，但在后者身上的投资超过在前者身上的投资的10倍以上。可是在现实中，后者即使接受了最昂贵的教育，最多不过能胜任类似售货员、清洁工一类的普通工作，生活自立自理。但前者则是产生爱因斯坦、比尔·盖茨的群体。这样本末倒置的教育投资，可以说是最大的教育浪费。这也难怪有研究表明，日本、匈牙利、新加坡等6个国家的高智商学生，在数学上明显比他们在美国的同类能力要强。《时代周刊》还指出，在冷战期间，随着苏联卫星的上天，美国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全社会大力注重天才学生的培养。到了60年代末，美国的博士产量持续猛增，到1970年，年增长率达到15％。但是，最近十几年，博士的增长率仅为3。5％，2004～2005年度的博士产量（也是历史最高）仅为43354位。美国正在失去其竞争性。
另外，教育界还流行着一个传统偏见，即认为聪明的孩子不用管；他们因为聪明，自己会成长起来。但一系列研究表明，聪明的孩子，就像有天赋的运动员一样，只有在适当的环境中才能成长。智力和肌肉一样，不练是长不出来的。更重要的是，聪明的孩子得不到注意、被同伴孤立、对过于简单的学业提不起兴趣，结果他们的辍学率和低智商的学生几乎一样高。根据《天才教育手册》的数据，辍学的学生中，五分之一的人是这种高智商的孩子。
《时代周刊》的报道，举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例证。比如，得州一个叫Annalisee Brasil的女孩，3岁就能写出语法正确的句子，7岁就做六年级（11岁）的功课。但是，她妈妈带着她四处求学，竟没有学校肯收她，除非她愿意和同龄的孩子上一个年级。最后她只有在家跟着妈妈上私塾了。但是，到了13岁，她已经远非她妈妈能教得了的了，不得不面临失学危机。所幸天无绝人之路。她和妈妈最后跑到内华达州的里诺（Reno）安家，在内华达大学校园内的戴维森学院（The Davidson Academy）就读。
这个戴维森学院，多少有些类似中国当年的“少年班”，代表着美国社会对天才危机的回应。其创建人是詹妮丝和罗伯特·戴维森夫妇 （Janice and Robert Davidson）。他们两人靠经营教育软件起家，到1996年把自己的公司以11亿美元的价格卖掉，做起慈善事业来。他们捐助的这所戴维森学院，其实是和内华达州政府合作的一所免费的公立学校，任何人都能申请，条件是家庭必须在当地居住（因为这不是寄宿学校），孩子要有高智商和高成绩。其录取标准，智商是145，也就是千里挑一的水平，并具有远超出自己年龄的成绩。比如在美国大学新生录取通行的学术能力测试（SAT）中，七年级的孩子（12岁）必须达到1200分，这基本已经达到一些常青藤大学的录取分数；十年级（15岁）则要有1420分，这基本就是哈佛新生的水平。建立这所学校的目的，是给天才学生提供一个良性的成长环境。用戴维森先生的话说：“让一个已经有良好阅读能力的孩子上学前班就是犯罪！做这种事情的人应该进监狱！这是对孩子感情的折磨！”
戴维森学院的教学不分年级，完全个性化。但是，在这些天才中，也分等级，有的课程容易，有的则难。目的是谁也不拖谁的后腿，每个孩子都根据自己的智力水平接受充分的挑战。课程分为核心、大学准备、大学准备加研究三个“轨道”。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在必要时，学生还可以到内华达大学听大学课程。
戴维森先生把自己的这项事业比作文艺复兴时代大家族对艺术和发明的资助。他挖苦说：“许多教育工作者希望有平等的结果。但在我们的世界这很难实现。我希望我和麦克尔·乔丹有一样的篮球技艺，可惜我从来达不到他的程度。”因为他坚持这种绝对优异的原则，戴维森学院的学生成分和美国人口的构成就非常不同。在45名学生中，有26位是男孩，远超出一半。在16位少数族裔中，仅有两位是黑人。不过，这种学生构成却颇为忠实地反映了智商的“现实”：男孩子比起女孩子来智商更为分化，高智商和低智商的男孩都多，女孩子的智商则多集中在中间。黑人的智商，则大多集中在低于平均水平的领域。乃至有人说智商测试本身就有歧视。
戴维森学院的努力虽然可贵，可惜实在是杯水车薪。毕竟，天才学生有6000多，该学院才有45名学生，才开张一年多。大多数天才的家长，也不可能为了孩子的学业全家移居荒僻的内华达。更重要的是，美国这种以弱势为主的教育体制和文化，伤害了那些智商在100～145之间的聪明而非天才的孩子。我女儿上一年级时，已经能通顺地读书。但是，在学校里每天的功课竟是给一个字母涂上颜色，因为平均水平的孩子在认字母。女孩子性情一般比较温顺，没有可学的，就干脆把上课当游乐，每天开心得很。但我一同事的儿子就不同了。男孩子功课太容易就烦，烦了就造反。家长知道问题所在，要求老师给他更难的功课，老师不仅拒绝，还要求家长带孩子看医生。最后，家长拿着医生的诊断，说明孩子一切正常，只是需要更难的功课来消耗其精力，老师才肯妥协。所以，我嘲笑“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法案是“不让一个孩子落后，也不让一个孩子超前”。这样的教育不改革，正常的孩子也成了智障。这学期我在大学教课就出现了可笑的情况。一个学生拿着一大叠学校的文件，证明自己被诊断为学习有障碍的人，按法令要得到特别照顾。可是，因为班太大，我忘了她是谁，等明白过来已经过了半个学期；一查每周的测验才发现：这个被医生诊断为有学习障碍的人，在没有得到任何照顾的情况下，竟在班里排在中等偏上。也就是说，大多数学生，学术表现在有学习障碍的水准之下！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美国的基础教育，总是以弱势为中心，最后就沦落成了弱智教育。
美国的高中
美国的高分复读生
近年来，中国的高中出现了大量高分复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