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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服国会不要给自己强加上必须花掉5％的捐助基金的这一2 45亿美元的负担。
其他常青藤盟校和一些捐助基金雄厚的一流大学（总计大约有30所学校左右），和哈佛的境况有程度的区别，却无本质的不同：其每年的运营经费不足其捐助基金的5％，而捐助基金的投资回报又持续以两位数的比例增长（比如在2007年6月截止的年度，美国高校的捐助资金回报率为19。9％，哈佛为23％，耶鲁则高达28％），未来实行免费教育绝非天方夜谭。但是，二三流大学，包括一些质量和声誉都相当好的学校，则叫苦不迭。比如，离哈佛咫尺之近的波士顿大学，一个学生一年的费用是4 8万美元，比哈佛的标价还贵，却给不起哈佛式的奖学金；学生除了靠家长外就是贷款，毕业时平均欠债2 4万美元。甚至哈佛著名的邻居、有一百亿美元捐助基金的MIT，虽然拿得出大量资金支付奖学金，但还是有一半学生需要贷款，他们4年总计的平均债务为1 5万美元。看目前的趋势，MIT有本钱跟着哈佛走，但波士顿大学虽然是一个知名的私立大学，却没有这样的本钱。至于等而下之的私立学校和普通的州立大学就更惨了。一般的私立大学捐助基金微不足道，必须要靠学费来维持。州立大学则要仰仗州政府拨款；而州政府财政一吃紧，就砍教育拨款。结果，这些学校不得不开源节流：一方面提高学费，弥补财政漏洞；一方面雇用临时教师，减少费用，导致教育质量下降。
这样的竞争结果，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学生质量。过去，虽然常青藤吸收了最好的学生，但还是有相当一批学生有上常青藤的素质却因为经济上的考虑跑到普通学校读书。毕竟州立学校的价格是常青藤的一半还不到。以我教书的萨福克大学（私立）为例，有位教授当年高中毕业时被耶鲁录取，因为家里没钱，只好上了马萨诸塞大学这么一个普通州立学校。我的一个学生，几年前被斯坦福录取，家里没有钱，我们学校给他全奖，他就决定到我们学校就读。如今哈佛在一流大学里掀起的这场奖学金改革巨浪，则将把上这些昂贵的私立院校的实际费用，降得比一般州立大学的费用还低。这样，像前述我的同事和学生那样的人，如果明年入学，就可以直接到名校享受免费的精英教育，再没有必要屈就于小学校了。而如果你出身于百万富翁的家庭，功课达不到上常青藤的标准，那么花更多的钱能挤进像波士顿这种二流大学就不错了。这样一来，在生源的分布上，就形成了更严格的“赢者通吃”的局面。
可见，美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正在出现两极分化，而且这种两极分化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表现出来：最好的大学免费，次好的大学便宜，末流大学昂贵。我曾打比方说，这就好像开豪华的悍马免费，普通的日本车便宜，土造的小排放车则贵得买不起。天下岂有这样的道理！
然而，这却是个非常有道理的道理。其背后的逻辑，其实在Richard J。 Herrnstein和Charles Murray十几年前出版的爆炸性名著《钟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级构造》（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中就有过系统论述。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论点是：一个人的能力由其智商基因和环境所决定。当美国式的民主把个人环境变得越来越平等后，基因就对一个人的能力起了越来越大的决定作用。当社会绝对平等后，由智商基因所塑造的能力就几乎主宰了人的命运。美国大学的演进，正是追循着这一无情的原则。
这样的论断，当然过分绝对，不可能完全符合现实。美国从来没有给每个人提供平等的环境；智商基因也远不是决定能力的唯一内在素质。但是，作为一个分析现实的理论框架，这一论断还是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洞见。毕竟，美国社会给人提供的教育环境越来越平等。现在和未来教育环境的差别也不可能随着贫富差别的扩大而无限扩大。比如，一个优秀的贫民子弟，在没有学上的年代固然很难和一个平庸的富家子弟竞争；但是，一旦他拥有了基本的受教育条件，那个富家子弟不管请多少家庭教师、上多好的贵族学校，也很难弥补自己在智商方面的弱势。应该说，一旦社会给所有成员提供了基本的教育条件，由基因所塑造的智商，就给个人在竞争中带来了决定性的优势。
《钟曲线》的出发点，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人口的智商结构分布大致是固定的。100分是人口的平均智商水平，超过的属于高智商，低于的则属于低智商。中等智商的人在人口比例中最大。如果把智商从高到低制成一个横坐标轴，并以100作为中点，再把人口数字由低而高做成纵坐标轴，那么从横坐标的中点往两头推，随着智商的提高或降低，具有相应智商的人口就逐渐缩小。用坐标图表来表示，就呈现出一个中间高、两头低的“钟曲线”。
照这个道理推论，当高等教育不普及、人口中只有非常少数的人能进大学时， 大学生自然是人口中具有顶尖智商水平的群体。一旦高等教育普及、几乎谁想进大学都可以进时，智商中等甚至偏低的人都成了大学生，大学也就不那么精英了。以中国近30年的历史看，我在1979年参加高考时，北京的大学录取率是二十七分之一；1977年刚刚恢复高考时，录取率则肯定更低。如今全国的大学录取率，则达到56％上下。也就是说，智商处于平均水平上下的大致也可以进大学。这也难怪，20多年前虽然大学刚刚恢复、学术条件极差，但那时候的大学生素质要高得多，成才率也高得多。如今的大学生生活于信息爆炸的时代，教育资源之充足早已超出前一代的想象，但素质却比较差。比如，现在虽然有许多大学生失业、有许多“海龟”变“海带”，但跨国公司在中国高悬着几十万年薪，却很难找到能够胜任中高层职位的白领。这两代人的差距，绝不能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质量来解释。要知道，在30前的大学里，连一本五六十年代翻译的苏联的社会科学著作都被奉为至宝，甚至无法从图书馆里借出来。相比之下，现在的大学生条件优越得多。所以，这两代最根本的差距，恐怕还在于他们的智商水平：一是二十几里挑一，一是人口的平均线。这种解释，也很合乎美国的“智商决定论者”的论断。他们中有人曾经大放厥词：哈佛的教育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哈佛怎么选学生。你把哈佛选出来的学生送到一个野鸡大学读4年，日后主宰美国的照样还是这些人！
不过，同样坚持“智商决定论”的《钟曲线》，对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分析：从1900～1990年间，美国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增加了5倍，高等教育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化进程。然而，如果以智商来界定的话，大学在这一过程中不是变得越来越大众化、不是高智商群体越来越被稀释，而是高智商群体更集中、学生更精英，其中常青藤的精英化尤为严重。数据分析表明：在1900年，只有2％左右的23岁的青年有大学文凭。即使这些人的智商都达到115以上（这几乎肯定不可能，因为许多人上大学仅仅是因为家里有钱），当时的社会中每8位拥有这种智商的青年，仅有一位进了大学。这种局面维持20年左右，然后大学迅速朝着把高智商群体一网打尽的方向发展：在智商最高的四分之一适龄青年中，1925 年有七分之一进了大学；1950年，则有七分之二，比例翻了一倍；到了60年代，则变为七分之四，再翻一倍。这种高智商人口向大学汇集的速度，明显超过了大学生人数增长的速度，造成了大学不断精英化的趋向。
在一流大学中，这一趋势则更厉害。不妨以哈佛为例。在1952年，哈佛从3个申请人中录取两个。如果你爸爸是哈佛出身，那么你申请就有90％被录取机会，是名副其实的“十拿九稳”。那年哈佛新生SAT（相当于美国的“高考”，即学术能力测验）语文部分的中等成绩是583分。这种成绩若放在今天连申请个二流大学都无保证。但是，仅8年后，即1960年，哈佛的录取比例从三分之二降到了不及三分之一；新生SAT的语文成绩为678分，数学为695分，都比1952年增加了将近100分，两者相加到达了1373分（SAT的难度长年稳定，可以做跨越几十年的比较）。但这种成绩拿到今天则别想进哈佛。现在哈佛的录取比例仅为9％，新生SAT的语文数学两门成绩相加，大部分在1400～1580的范围内。甚至SAT考了满分（即1600）而进不了哈佛等名校的，也比比皆是。总之，不论是进一般的大学还是进名校，所要求的智商都比“二战”前高多了。
而名校和一般院校学生的智商分布，则反映出名校精英化所造成的高等教育的分化。在“二战”前，美国人形容常青藤盟校学生的常用语之一竟是“富而蠢”，“聪明”并非常青藤的“品牌”。在那里，高智商的秀异之士仅仅是极少数，大部分学生属于平庸无能之辈。一个南部农庄里的女孩子，即使是智商达到了145，即千里挑一的水平，也很难上大学，更不用说哈佛了。《钟曲线》根据20年代和60年代一些珍贵的SAT成绩资料，并通过SAT和智商的换算公式，得出了意味深长的结论：在1926年的常青藤盟校和7所顶尖的女校，学生的中等智商为117，在全美青年88％的智商水平之上，仅略高于常规认为的适宜接受大学教育的智商水平（115）。而在1928年宾夕法尼亚的10所大学中，新生的平均智商水平则在75％～90％人口的智商水平之上，和常青藤等一流大学几乎没有区别。到了1964年，宾夕法尼亚这10所大学的新生更聪明了，平均智商水平在89％人口的智商水平以上；但同样的那些一流大学，新生的智商水平跃进更大，达到了99％人口的智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