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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是我自己编的词。
天津的话剧活动并不只是南开中学一家活跃，很多中学都在演戏，汇文
中学，新学书院，还有一个外国的女子学校都在演。黄佐临是新学书院院长，
他是很有名的戏剧导演，他的女友丹妮用英语演莎士比亚的《如愿》，由他
亲自导演，还请我去看过。
天津的话剧运动在“五四”以前就开始了，周恩来同志就是当年南开编
演新剧的积极分子。一九一五年南开学校十一周年时，他参加演出新剧《一
元钱》，获得很大成功。我比周恩来同志小十二岁，在学校时没有见过他的
面。后来我听说邓颖超同志也演过戏，我看见过她扮演男角色的照片。那时
南开中学男生扮演女角，女中部是女生演男角，男女不能同台。再早的时候，
革命党人王钟声，一九○七年在上海组织新剧剧团春阳社，上演《黑奴吁天
录》，一九○九年带领剧团北上，曾在当年日租界下天仙戏院演出《爱国血》、
《秋瑾》、《徐锡麟》等爱国的、反帝反封建的、反袁世凯的戏。这些都是
刘木铎编写，由王钟声演出，极受观众欢迎。这是天津最早的话剧运动。后
来王钟声被袁世凯的亲信张怀芝杀害。
天津是革命话剧发祥的地方，对戏剧发展很有贡献。当初搞话剧运动资
料的同志们不知道北方也贡献不小的力量。周总理曾经一再对我谈，要把天
津和北方其它各地的早期戏剧运动写上去。都怪我太忙了，没有做。现在天
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很好的。周总理也和戏剧
家凤子谈过：“为什么北方这么重要的戏剧活动一点都不谈呢？”天津造就
了很多人材，天津话剧运动的贡献是值得一提的。
（原载《天津日报》1982年
3月
14日）
《日出》（电影文学剧本）后记
应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邀约，我与万方改编《日出》为电影剧本，我想在
这里说几句话。
多少年来，《日出》这个剧本，我总以为是一九三五年写的。最近问了
巴金同志，才知是一九三六年写的。那年六月在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
刊》上，刊登第一幕。每月一幕，连续刊载了四个月。每到月半，靳以便来
信催稿，像写连续小说一样，接到信便日夜赶写。写一幕登一幕，后来居然
成为一本整戏。
当时写得很顺畅，不感到如何困难。动笔之前，有一个简略的大纲，心
中早已酝酿着几个熟悉的人物。这些人物，在上的横暴荒淫，在下的受尽压
榨，许多残酷的事实使我思索，使我愤怒，使我觉得必须打倒这个恶鬼当道
的旧社会。我年轻，确实不懂革命的道理。我无能为力，只有写戏暴露它，
公之于众，抨击它。我只想砸碎这个腐烂的人间，劳苦人才有出路。
那时，我不明白那种人吃人的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必然产物。我
只痛苦地感觉到这座箍得人透不出气的人间地狱，必须粉碎。在《日出》剧
本的跋中，我引用一句古文“时日易丧，予及汝偕亡”，我诅咒旧世界，像
要嘶喊出血来。我发誓，情愿随这座牢狱的灭亡，自己与之共埋葬，不愿这
个暗无天日的世界继续存在。
写《日出》之前，最早从心里发作的话是：“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
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睡”就是长睡不起，这个“我
们”，出自陈白露口中，指的是那鬼蜮社会的操纵者和他们的殉葬人。我想，
如果有这一天，像太阳升起似的，新的社会出现了，我将是如何狂喜，如何
拥抱它，如何珍视它、保卫它！
新中国终于站起来了。人民不再受压迫，人民在搏斗中，取得幸福的现
在和将来。这个胜利，是千百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战斗得来的，是无数先烈
为坚持真理流血牺牲得来的。我爱今天的中国，爱明日的中国，真诚地相信
祖国有更光明的前途。
然而过去的苦日子是不能忘记的。认识了，理解了往日惨痛的历史，使
我们更有决心为今天的好日子奋发图强，为来日的美好河山战斗不止。
因此，把这个剧本改编成电影，使更多的观众，尤其是青年，看一看过
去被践踏的劳苦人民，过着如何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日子，是一件应该做
的事。
在改编为电影脚本的过程中，我仿佛又经过一次可憎恨的噩梦。同时，
也感到无穷的喜悦，这场噩梦毕竟过去了，永不复返了。
改编使我逐渐回忆起更多、更远的往事。这个电影剧本把当时的社会写
得丰富一些了，广阔一些了。舞台，作为表现的工具，无论怎样运用，究竟
有一定的限制，不如电影灵活，那样变化万千，可以“呼风唤雨”，可以“撒
豆成兵”。电影的天地确是广袤无边的。话剧《日出》有四幕和两个场景紧
紧地箍着，在这里面，我挤进许多事与人。如今，变成电影本子，就感到松
动多了。从前我在朦胧的意识中想到过却没有地方写进去的，现在可以由我
从容地展现出来。自然，任何表现的艺术都有它一定的限制，电影也不例外。
它也有它独特的规律与知识，这种基本知识的作用大约就是要“电影化”。
从一个舞台剧本一跃而为电影本并不是原来所想的那样容易。要“电影
化”，也有个转化的过程，不是画个圈，就成一张面孔，点个点，就是一个
活泼的蝌抖那样简单。我反复想了多次，突破原来的旧框子，把舞台本的《日
出》变为电影本的《日出》，倒是用了一些功夫。
这里要说明的，陈白露这个人物似乎比以前丰满了，占的篇幅多了，其
余人物保存下来，又加了两三个角色。有些场面比较热闹，其中必然有各色
各样的人物形象，那只好留待电影导演来勾勒、描写，我觉得无须在剧本上
啰嗦。再有，就是剧本的夯歌，我改了一句，把原来的“要想吃饭，可得做
工”，改为“往下砸啊，咱们弟兄！”当然，还有不少的改动，也可以说不
少地方重新写过了。我多少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些新写的戏，仍是根据我当
时的生活知识。可见改编工作，也需要充实的生活。
有两个朋友读完了这个电影本子，他们都说它是个新创作，尽管主题未
动，但与原来剧本的面目不相同了。他们对我说的话总是真诚的、坦率的、
客观的，我也就认为这个本子不是照猫画虎，不是摆弄一点陈旧的玩意儿，
冒充新货了。
我仿佛又进了一个天地。这个天地是新的，是亮堂的，是充满阳光的。
（原载《收获》1984年第
3期）
《蜕变》写作的前后
抗战初期，由于日寇对重庆的经常空袭，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被迫迁到数
百里外的嘉陵江上的一个小县城——江安，一九四○年冬，话剧《蜕变》的
创作就在那里完成。它是我写得最快的一个戏，总共只用了三十多天。当时，
我让一个叫季紫剑的学生跟着我，我们同吃同睡，夜以继日地干。我写一部
分，他就刻一部分蜡纸；写一幕，交演出队排一幕。张骏祥同志是《蜕变》
的第一位导演，那时他从美国回来不久，是位十分有才能、有学识的教授。
因为这个戏准备到重庆去演出，所以我们垦夜兼程，大家都表现出一副急行
军的姿态。
这个戏的写作，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一、强烈的民族愤
恨感。“七七”芦沟桥事变时，我住在天津，亲眼看见河东被炸得一塌糊涂，
霎时间，死尸遍地，惨不忍睹。日寇飞机轰炸重庆，繁华街道两边商店住户
的楼房顿时成为一片火海。我在灼热烘人的火道中穿过，除烧焦的人尸外，
便是熊熊燃烧着的倒塌的梁木，活着的人躲在大防空洞里。眼前是“《神曲》
中的地狱”，烈火中只有一个游荡的孤魂的我。国破家亡，当时每个正直的
中国人的心头，都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民族义愤。二、广大人民爱国热情的鼓
舞。这一点，生动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例如在天津时，我曾目睹一个普通
的群众在光天化日之下怒扛一个日本兵的英勇行为。又如，我由天津乘坐英
国商轮去香港时，在船上，全体老少在唱《义勇军进行曲》、《在松花江上》
等爱国歌曲，刚会说话的孩子也在唱，人心是激昂的，孩童的心灵里，也播
下了抗日救国的火种。剧专也是如此，不少教员都是放弃了优裕的生活条件，
奔向重庆，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例如丹尼、佐临夫妇，他们都出身在很阔
气的家庭，上海有舒适的花园洋房，但是他们毫不留恋这些，到重庆后，就
住在潮湿的地下室里。他们夫妻双双还将手中的订婚戒捐献给抗战！张骏祥
也是这样，为了抗战，坚决由美回国，在那穷乡僻壤里，毫无怨言地拿着一
个月没几个钱的薪水。三、新人新事的激励。一九三七年我从香港坐火车到
武汉，获悉剧专在长沙，就赶往那里。在长沙，我听说有位老人讲演讲得很
好，就赶去听讲。以后才了解，他就是声名赫赫的“异党分子”徐特立同志。
他讲的题目是《抗战必胜，日本必败》，一讲就是五六个钟点。他的讲话内
容使人感奋，所以第二天天不亮，我就去拜望了他，可是他已经出去了。闲
聊中，他的小勤务兵告诉我，他和老人就睡在一个床上，老人对他很好，晚
上常帮他盖被，还教他读书。我听了感动极了。官兵之间这么融洽，在当时，
是人们见所未见的。从这里我才知道了“平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在心
里对自己说，这样的老人，我非写出来不可。还有，我在长沙时，在一份小
报上见到了白求恩的事迹，它也使我大为感动。一个外国人，千里迢迢地来
援助我们抗战，其精神真是太崇高了。四、我对国民党政府各级机构腐败状
况的严重不满与跟伤兵医院接触时的一些感受。关于那些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