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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内殿，他俩看见观音像，手持一串念珠。
苏东坡问：“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嗅，她也是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苏东坡又问：“她向谁祷告？”
“向她自己祷告。”
东坡又问：“这是何故？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
佛印说：“你知道，求人难，求人不如求己呀！”
他俩又看见佛桌上有一本祷告用的佛经。苏东坡看见有一条祷告文句：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存心害人者，自己遭毒毙。
苏东坡说：“这荒唐！佛心慈悲，怎肯移害某甲之心去害某乙，若真如此，佛
便不慈悲了。”
他请准改正此一祷告文句，提笔删改如下：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害人与对方，两家都无事。
在苏东坡与佛印富有讥讽妙语的对话中，大都是双关语，难以译成另一国文字，
不过下面有一条：
“鸟”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在中国俚语中颇为不雅。苏东坡想用此一字开佛印
的玩笑。苏东坡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例说吧：‘时
闻啄木鸟， 疑是叩门僧。 ’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佩服古人以
‘僧’对‘鸟’的聪明。”
佛印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
这些轶事中总是说这位和尚斗智胜过了苏东坡这位诗人。我疑心这些故事都是
佛印自己编的。
根据现在可知的记载，中国的娼妓制度，创始于战国的管仲，他订这种办法作
为士兵的康乐活动。甚至在苏东坡时代，还有官妓，当然另有私娼。但是中国却有
一种特殊的传统发展出来，就是出现了一种高级的“名妓”，与普通的娼妓大为不
同，她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崭露头角，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诗人，有些与文人的生活密
切相关。她们这一阶层，与中国歌曲音乐史的发展，及诗歌形式的变化，密不可分。
中国诗歌经文人亦步亦趋呆板生硬的模仿一段时期之后，诗歌已成了一连串的陈词
滥语，这时往往是这种名妓创一种新形式，再赋予诗蓬勃的新生命。可以说音乐与
诗歌是她们的特殊领域。因为演奏乐器与歌唱都受闺阎良家女子所歧视，原因是那
些歌词都离不开爱与情，认为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有害，结果音乐歌舞便完全由歌妓
保存流传下来。
在苏东坡时代的生活里，酒筵公务之间与歌妓相往还，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
和苏格拉底时代名女人阿西巴西亚参加男人的宴会相比，也没有什么丢脸的。歌妓
在酒席间招待，为客人斟酒，为大家唱歌。她们之中有不少颇有天赋，那些会读书
写作擅长歌舞的，多为文人学者所罗致。因为当时女人不得参与男人的社交活动，
男人需求女人相陪伴，男人只好向那些职业性的才女群中去寻求快乐。有时，那种
调情挑逗却是纯真无邪，也不过是戏谑而已，倒有几分像现在的夜总会的气氛。歌
妓唱的都是谈情说爱的歌曲，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恋，或系假义虚情，但
暗示云雨之情，或明言鱼水之欢。高等名妓也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艺人，因为芳
心谁属，可以自由选择，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宋徽宗微服出宫，夜访名妓李师
师家。总之，当时对妓女的看法，远较今日轻松。美国曼哈坦的诗人今日不为歌女
写诗，至少不肯公然出版，可是当日杭州的诗人则为歌女公然写诗。即使是颇负众
望的正人君子，为某名妓写诗相赠也是寻常事。在那个时代，不但韩琦、欧阳修曾
留下有关妓女的诗，甚至端肃严谨的宰相如范仲淹、司马光诸先贤，也曾写有此类
情诗。再甚至精忠爱国的民族英雄岳飞，也曾在一次宴席上写诗赠予歌妓。
只有严以律己的道学家，立身之道完全在一“敬”字，同于基督教的“敬畏上
帝”，只有这等人才特别反对。他们有一套更为严厉的道德规范，对淫邪特别敬而
远之。道学家程颐——苏东坡的政敌，在哲宗皇帝才十二岁时，他就警告皇帝提防
女人淫邪的诱惑。这位年轻皇帝竟那么厌恶这种警告，到他十八岁时，只有一个女
人就把他说服了，使他相信那个女人是对的，而那位道学家是错的。有一次，程颐
的一个学生写了两行诗， 论“梦魂出窍” ，在梦中去找女人，程颐大慌，喊道：
“鬼话！鬼话！”大儒朱熹也是深深畏惧女人的诱惑，正人君子胡桂十年放逐，遇
赦归来，写了两行诗：“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徽涡。”朱熹在感叹之下写
出了一首七绝：
十年江海一身轻，三对梨涡却有情。
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正相反，苏东坡对性持较为诙谐的看法。在他著的《东坡志林》里，他在黄州
时曾写有下列文字：
昨日太守唐君来，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座本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
“皆不足道， 难在去欲。”张云：“苏 子卿吃雪吹毡，蹈背出血，无一语稍屈，
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而况洞房给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
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记之。
苏东坡一生，遇有歌妓酒筵，欣然参与，决不躲避。十之八九歌妓求诗之时，
他毫不迟疑，即提笔写在披肩上或纨肩上。下面即是一例：
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苏东坡写了有关女
人的抒情诗，但从来不写像他朋友黄庭坚写的那种艳诗。
宋朝的歌妓使一种诗的新形式流行起来，那就是词。苏东坡不但精通此道，而
且把前此专供谈情说爱的词， 变成表达胸怀感想的文学形式。 他的词中最好的是
《赤壁怀古》（调寄“念奴娇”），对三国英雄人物发思古之幽情。李白、杜甫早
于苏东坡三百余年，使绝句和律诗成为诗体之正宗，多少杰出的诗人争相模仿。但
是律诗，每句五言或七言，中间两副对子，已经陈腐。诗人都想有所创新。但是观
瀑、白簿、柳阴等的情调早已发现用厌，唐代诗人淋漓的元气与强烈的感情也已不
复存在。更可怕的是，甚至诗的词藻都是陈旧比喻的重复，那些比喻一用就令人生
厌。苏东坡在他一首咏雪诗前面的小序里说，决不用“盐”这个字指雪，“雪”这
个字总是胜过“盐”。唐诗的主题已经用滥，在文字上，有些作者总喜欢蹈袭前人
的诗句，也有些博学的读者，一看便知道诗中思想与词藻的来源，因此有会心的微
笑。评注家的努力只限于寻出某些生僻词语的出处，得到机会以博学自炫。结果，
作诗集评注的人并不以阐述判断诗的含义为要务，而以指出某些词语之出处为已足。
从诗的衰微沉滞状态解救出来，一定有待于一种新的诗体的发展，而这种发展
却有待于歌妓使之普及流行。宋词的文字清新活泼，比唐诗更近于口语，后来的元
曲比宋词则又更近于口语。词只是根据乐谱填出的歌曲。所以不说“写词”，而说
“填词”。在词里，不像唐朝绝句律诗每行字数固定，行的长短有了变化，完全配
合歌曲的需求。
在苏东坡时代，词这种诗的新形式正在盛极一时。由于苏东坡、秦少游、黄庭
坚，及宋代别的词人如晏几道、周邦彦等的创作，词这一体的诗成了宋朝诗的正宗。
苏东坡在黄州时才发现了词，极其喜爱，从在黄州的第二年，开始大量填词。但是
词只是一种抒情诗，内容歌咏的总是“香汗”、“罗幕”、“乱发”、“春夜”、
“暖玉”、“削肩”、“柳腰”、“纤指”等等。这种艳词与淫词从何处何时划分
开，完全在于词人对素材处理的手法。情欲和纯爱在诗中之难划分，正如在现实人
生中之难划分一样。无可避免的是，诗人，也像现代有歌舞助兴的餐馆的艺人一样，
偏爱歌唱伤心断肠的悲痛、爱的痛苦、单恋的思念。他们歌咏的是闺中的少妇怨女，
怅然怀念难得一见的情郎，默然自揽腰围，悄然与烛影相对。其实，女人的魁力全
在她的娇弱无依无靠，她的芳容。瞧悴，她那沉默无言的泪珠儿，她那睡昏昏的情
思，她的长宵不寐，她的肝肠寸断，她的茶饭不思，她的精神不振，以及一切身心
两方面的楚楚可怜——这一切， 和穷苦一样， 都显得有诗意美感。这些文词都与
“苏慷”一词相似，而含有色欲淫荡的意思。苏东坡不但成为有来一代的大词家，
而宋词之得以脱离柔靡伤感的滥调儿，要归功于苏东坡，至少他个人是做到了。
根据记载，苏东坡没有迷恋上哪个歌妓，他只是喜爱洒筵征逐，和女人逢场作
戏，十分随和而已，他并没有纳妾藏娇。倒是有两个女人与他特别亲密。才女琴操
听从了他的规劝，自己赎身之后，出家为尼；朝云，后来成了他的妾，当时才十二
岁。我们以后再提她。
现在有一份宋拓苏字帖，上面记有一个妓女的一首诗，叫做《天际乌云帖》，
是从第一句诗得名的。帖里说的是营妓周韶的故事，周韶曾赴宴席侑酒。她常和书
家兼品茶名家蔡襄比赛喝茶，都曾获胜。苏东坡经过杭州，太守陈襄邀宴，周韶也
在座。宴席上，周韶请求脱除妓籍，客人命她写一首绝句。周韶提笔立成，自比为
笼中白鹦鹉“雪衣女”。诗曰：
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
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席上其他诗人也写诗为念。苏东坡补言当
时周韶正在居丧，着白衣。众人都受感动，周韶遂脱籍。
过这样的官场生活，自然须要做妻子的信任和了解。要做一个好妻子，主要是
如何物色一个好丈夫；从反面说，要做一个好丈夫，主要就是如何物色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