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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发挥效能的。王安石也觉得有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观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
往后则像希特勒，因为他一遇到别人反对，则暴跳如雷——现代的精神病学家，大
概会把他列为患有妄想狂的人。
显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历史家和批评家共同认为他一个不可饶恕
的行为，倒不是他的政治社会的冒险改革，而是他自命为经典的唯一解释人一事。
他也像王莽那样窜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写他自己的《三经新义》，使之成为思想
的官定标准，用以代替所有过去经典的名家疏解。以一个学者而论，王安石还算不
错，但还不足以把郑康成、马融、陆德明等鸿儒取而代之。他此种行为，既是官权
的滥用，又是对学术的污辱。中国科举考试，一般都是以经书的一段为题，而应考
者的发挥题意也要依据经书。这个王氏新制度的建立，就是说国内的考生必须在每
个题义上，要研究并且吸收王安石所说的话，自为政之道、佛教色彩的儒学，一直
到“鹌”、“果”、“雉”等字的语源。苏东坡离开京都之后，一次在地方考试时
监考，曾写过一首诗，表示对考生试卷上所表现的思想观念之呆板雷同的厌恶感。
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也和他的语言学一样，往往带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创见
多，而学术根基浅。但是他却相信，在解释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观念时，他之认为如
何就必然如何。他的《三经新义》糟不可言，他死之后就完全为人所遗忘，而且也
一本无存了。可是在他当权之时，则是科举考生人人所必读的经典；考生的意见如
与宰相的见解小有出入，便因之落第而有余。最为人所厌恨者，是此《三经新义》
是在两年之内仓促编成的；此书之正式开始编纂是在神宗熙宁六年（一O 七三）三
月，由他的小儿子和一个政治走狗帮助之下编成，后两年出版。这本急就章，就定
为儒家思想的标准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对疏解有所改变，为应天下考生之需，新版
本立即出现。考生人人知道，他们的前途是全系于能做这个修正本的应声虫与否而
定。
这里不讨论王安石学问如何，苏东坡觉得实在难以容忍，因为苏东坡的学问胜
过他实在太多。不过现在也可以提一提，王安石的字源学之荒唐可笑，简直跟外行
人一样。在他的《三经新义》之外，在当代学人之中，大家最愤怒的事，就是王安
石所引起的讨论字源学的怪风气。他的字源学，只是字的结构与来源的研究，不是
用比较方法，而是凭个人的幻想。王安石相信这是独得之秘，是对学术上不朽的贡
献，至老年时犹苦研不辍，成书二十五卷。西方的学者会了解，一旦学者任凭想象
力纵情驰骋而不予以科学方法的限制，就是不用汉人的说经与清儒的朴学方法，那
他写二十五卷字源学真是易如反掌的事。若施用幻想，则这部《幻想字源学》一天
可写十部。像王安石这样研究一个字构成的各种理由，为什么一个字由某些偏旁组
织起来就表示某种意义，那倒是容易而有趣。王安石的字源说有五十条左右流传下
来，都是供茶余酒后的笑谈。苏东坡和王安石之间的许多笑话，都是以此等语源学
为关键的。
苏东坡喜用“反证论法”。中文里有一个“鸠”字，是“九”“鸟”合成。显
然“九”字是表音。王安石不管语音学的道理，只想从意义上找点趣谈。一天，苏
东坡和他闲谈时，忽然问王安石：“可是，为什么‘鸠’字由九鸟二字合成呢？”
王安石语塞。苏东坡说：“我能告诉你为什么。诗经上有：
‘鸣鸠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鸟加上父母两个，不是九个吗？”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皮此一偏旁表音。这个“波”字触动了王
安石丰富的想象，他说“波”者“水”之“皮”也。一天苏东坡遇见他，向他戏德
道：“‘波’若是‘水’之‘皮’，则‘滑’就是‘水’之‘骨’了。”王安石违
反中国字构成的基本原则。有时他割裂字根为二，再另与一个部首相接，像“富”
字一例，真会使语言学家啼笑皆非的。
有些中国后代的学者，在西方集体主义的观点上看，打算为王安石洗刷历史上
的污点，说他的观念基本上符合现代的社会主义，打算这样恢复他的名誉。在为王
安石辩护的学者之中，中国现代一个伟大的学者梁启超，便是其一。主张王安石的
社会主义观念为是为非，自无不可，但是他那社会主义的政权必须凭其政绩去判断
才是。事实是，王安石使国家的垄断，取私人的垄断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业；
农人在无力付强迫的青苗贷款和利息之下，卖妻儿而逃亡，为他担保的邻居，或与
之共同逃亡，或把财产典卖。县镇监狱有人满之患，每一县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
和没收的财产，法厅也讼案充斥。朝廷这样失政之下，即使没有外族侵入，任何朝
代也会灭亡的。在神宗熙宁七年（一0 七四），一道圣旨说商业停顿，百姓失业；
过了两年，另一道圣旨停止了青苗贷款，其中说很多百姓因无力归还贷款而遭监禁
鞭答。在哲宗元佑五年（一0九0），已是二十年左右之后，苏东坡在设法挽救乡间
的经济破产，请求政府归还没收的财产，宽免贫民的欠债，他的奏折中说：
……藉纳拘收产业，除已有人承买交业外，并特给还未足者，许贴纳收赎，仍
不限年，四方闻之，莫不鼓舞歌咏……以谓“某等自失业以来，父母妻子离散，转
在沟壑，久无所归”。臣即看详元初立法，本为兴置市易以来，凡异时民间生财自
养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无他业，不免与官中首尾胶固，以至供通物产，召
保立限，增价出息，赊贷转变，以苟趋目前之急。及至限满，不能填偿，又理一重
息罚。岁月益久，遗欠愈多。科决监铜，以逮妻季。
在实行新法的前几年，王安石还能把惨况巧为掩饰，使神宗不明真相，坚称他
的土地政策颇获农民支持，将一个极权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那种巧立名目，令人
觉得犹如今日一样。那时，也和现在一样，人民对一个政权是否爱戴，只有在那个
政权失势之后才能知道。皇帝诚心要明白真相，自己派人去察访。但是太监和那些
诡诈的调查官吏，知道皇帝赞成变法，于是总是向皇帝报告百姓喜爱新政，说税吏
一到，人民欢呼，若照预先布置好的欢迎会的情况说，这话当然不错。王安石在当
政数年之后，可怕的情况终于在皇帝驾前泄露出来，是经由一个地位卑微的宫廷门
吏的几幅画，皇帝才知道的。
那个皇宫的门吏名叫郑侠，他看见成群的农民从东北逃到京都，充塞在街道之
上。他知道绘画比文章力量更大，他心想画几幅灾民图呈献给皇上。一幅难民图上
画的是农民身上一半裸露，忍受着饥饿，在狂风暴雨使人无法睁眼之下，在阳关大
道上挣扎跋涉。另一幅画上是半裸的男女正在吃草根树皮，还有别人带着铁链，扛
着瓦砖薪柴去卖了缴税。皇帝一见，掉下泪来。这次出奇的献图（容后再叙），继
之以惊人的警星出现，中岳嵩山崩陷，神宗才废止了多项王安石的新法。
第八章 拗相公
一场政治风暴现在刮起来了，就要引起燎原的大火，会把宋室焚毁。这场风暴
始于国家资本主义者，人称之为“拗相公”的王安石，和他的反对派之间的一次斗
争。王安石的反对派包括所有的其他官吏，也就是贤德的仁宗皇帝，在思想自由的
气氛中拔耀培养、留做领导国政的一代人才。我们需要了解那次政争的性质，因为
那种朋党之争笼罩了苏东坡的一生。
中国最早的通俗文学至今尚存在者，其中有一篇预示中国小说的来临，是一个
短篇小说，叫《拗相公》。那是宋朝通俗文字的短篇小说集，新近才发现，这足以
表示，王安石死后不久，在通俗文学之中，他便以其外号为人所知了。那场政争的
悲剧之发生，就由于一个人个性上的缺点，他不能接受忠言，他不愿承认自己犯错。
朋友对王安石的反对，只增强了他贯彻他那政策的决心。有人告诉我们，说个性坚
强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但是却需要予以精确的说明：就是说坚强的个性是用去做什
么事。王安石很可能还记得学生时代曾听见一个平常的格言，说“决心”为成功的
秘诀，自己却把固执当做那种美德了。王安石在世时，他在文学界是以“三不足”
为人所知的。“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这
是苏东坡赠与他的标志。
这位“拗相公”不容任何方面有人反对，朋友方面，或是敌人方面。他能言善
道，能说动皇帝相信他的强国之策，决心要把他的计划进行到底。这就暗示他要压
制一般的反对意见，尤其是谏官的话，谏官的职责本来就是批评朝廷的政策和行动，
并充当舆论与朝廷之间的桥梁。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好政府必然是“广开言路”，
而坏政府则不然。所以开始论到新政之后，自然争论迅即涌向一个更基本的问题，
就是批评与异议的自由。这次交战，宰相王安石赢了第一回合；但是此后，全国官
员分成了两个阵营，陷于朋党之争，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几年之后，变法方案即
遭修正，或予中止，但是两派的裂痕则演变愈甚，其后果亦更加严重。
在朝廷上此一政争，成了“流俗”与“通变”之争，这两个名称在当代文学里
曾多次出现，而王安石亦最喜爱用。凡是王安石所不喜，或与王安石持异议者，王
安石皆称之为“流俗”派，而他与其同党则称之为“通变”派。王安石攻击批评者，
说恶意阻挠新政。在另一方面，反对派则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