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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什么都没有想，脑海里空空的。傍晚时分，夕阳是冷清到极点的样子，仁慈地露出五分钟的霞光。我看着光秃秃的树杈和上面的积雪，或许什么都没有想。或许什么都想过了。
我和妹妹在舅舅家看从集上花五块钱买回来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不错，居然还能看。马小军笑起来真很七十年代。总之现在不会有人有那样的笑容。连相貌都是时间性的，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容颜。只是常常会出现“不合时宜的人”。白衬衫，小平头，绿军装，真是帅得不得了。
市里的电视台新开了一个点歌频道，十块钱一次。很多人点张信哲，有大约20％的人点伍佰和Beyond。还有个别同志点王菲和许美静。最好玩的是等别人选歌的时候，盯着屏幕喊自己喜欢的歌名，比如：“《海阔天空》！《旧日足迹》！《挪威的森林》！《闷》！《雪人》！《谢谢你的爱》！……”运气好的时候真的会选成我喜欢的，但运气不好的时候，听到的就是《懂你》和《咱当兵的人了》。就在那段时间我听了许多流行歌。
大年初一初二，家家户户放鞭炮，7点多我就给震醒了，别人早就起床了，但我实在太困。三姑、我奶奶、我姥姥都一遍遍地叫我，我的小伙伴也来叫我。三十晚上我是在一个小时候的玩伴家里过的，一共来了十来个人，都是十七、八，十八、九大小，围着打牌、下棋、吃瓜子、看电视。炕上特别热，简直烫人，我们盖着被，喝着茶水。他们对我简直是体贴得不能再体贴了，我想吃苹果就给我削了皮递到我手里，我想吃瓜子就给我剥瓜子仁。还一块块地给我剥糖，我来者不拒，全都笑着吃掉，早忘了吃糖太多的种种坏处。每次玩完伟波都主动给我送回到我三姑家门口然后看着我进门。在我哥没当兵前他和我哥是好朋友。说实在的这两天我一直是归心似箭，但只要我和他们在一起，总很快乐。想到春节过了就得很快要离开这儿，又挺怀恋。那一望无际的田野，冷冷的风和冲天的白杨。都是那么吸引我。这里的冬天，天很蓝很高，阳光变幻莫测，红砖瓦房和路边的野草无不显示出一种坚硬的力度。就像北京的冬天被怀念者怀念一样，这里的冬天也让我在沉默中呼吸。没有什么比田野中清鲜的空气更让我舒服高兴的了。
白雪上覆盖着红色的碎纸屑子，家家门口贴着龙飞凤舞的对联。我在几乎每一个童年时的玩伴的家里都看到了挂着的我们在幼儿园时和同班小朋友的合影，我们穿着幼儿园的校服，男孩蓝色，女孩粉色，排成两队站在春天的桃树底下，我被晒得红里发黑的脸，目光执著地望向某个不知名的远方。
“嘉芙，你是多大去北京的？”我在邻居海波家串门时他问我。他现在在城里一所中学上高二。听说学习现在挺上进的。
“大概9岁的时候吧。”我说。
“你是看了《世上只有妈妈好》才走的吗？”雪红问我。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部在大陆大赚眼泪的港台剧，当时很有名。
“她那时还没有。”海波接口说道。
我的脸“腾”地热起来，像发了烧一样辣得燎人。
“不，她看了。”
“我看了才走的。”
“你哭了吗？”雪红问。
“哭了。”我说。
我记得那时我大概6岁，村里说在大礼堂看电影，我们就一直向那儿赶。走到村头遇到几个人，她们问我们有没有带手绢，因为那时那部影片的广告词是“想看这部电影吗？别忘了带上你的手绢。”我想我肯定得哭。于是我们又回到家里取手绢。到达电影院时已经开场半天了，我好长时间都没有看懂，只记得片中有一个小男孩和那位年轻温柔的女子，可是后来我还是哭了，哭得稀里哗啦。看这种片子，对我来说，不哭，是不可能的。
我出生在山东省的一个农村。我爸爸是一个军人，我9岁来到北京，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
我觉得我是最后一代对老家还有感情的。我弟比我小六岁，他每回也挺热衷回老家的，但是我们的目的完全不一样。他俨然一副衣锦还乡的感觉，和我的缅怀童年之类的有天壤之别。他对我们的故乡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他还没懂事就来到北京上幼儿园和小学了，而我在老家呆到小学三年级。我想我还能算得上是一个幸福的人。我的“内心深处”还是有“寄托”的。
这次回来我听到的最大的消息就是雪红跟人订婚了。雪红家就住在原来我们家的西头。她还有一个弟弟，特别顽皮，每回一不听话就会叫他爸拎到村口吊着打屁股。小男孩就会发出杀猪般的声音。在我印象里雪红姐姐好像只比我大了那么四、五岁，怎么一转眼已经订婚了？我知道和她订婚的那个人就住在邻村李家村，只是个普通的男青年，她原来的老同学。我在她家的炕上问她喜欢那个人吗？
我觉得自己问得有点像废话。简直就是废话。雪红姐是那种长相挺好看人又懂事的那种姑娘，那种婚姻都应该不会太差。
“我不喜欢他。我有时候觉得他特傻。”雪红微笑着说。
然后她又安静地微笑着补充了一句：“我谁也不喜欢。”
她的面容真的是平静且美丽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那张面容是幸福的。
她向来是这样，从来就没有什么烦心的事。开开心心地活着，顺其自然一步一个脚印。根本不会“红颜多薄命”。
也许是我们多操心了。村里的人叹息地说雪红的心气不太高。他们也许认为她完全可以找到更好的人选，以她的相貌和怡人的性格。可她就是这么心满意足地订婚了，一年或半年后就会嫁给那个她的老同学。
这让我想起我的小姨。很简单很俗的故事。一个天生丽质风华才茂的姑娘大学毕业后本来前途无限却嫁给一个不相配的男人。后来又有了孩子。以前读大学时的理想不知去了哪儿。我想无数个白天和夜晚都是我替我的小姨痛心惋惜的。是我小姨带我长大的，在我爸在北京我妈还没有随军的时候是我小姨陪我妈住在一起，给我读故事书给我唱歌给我讲题。那时她上大学，暑假回来用录音机大声放最新的流行歌：“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窗外是她洗好晾着的白床单，院子里是白色的蔷薇花，小姨的头发亮晶晶的，那样飘洒着的美好的青春。
春树访谈两个世界里的春树（1）
春树
“80后”的代表人物。1983年出生。
2002年出版《北京娃娃》引起关注。
2003年出版长篇小说《长达半天的欢乐》。
2004年2月2日，春树照片刊发在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上。
2004年6月21日，春树成为新一期《三联生活周刊》封面人物。
春树·唐朝晖
春树是一个符号，一个时代的符号。她代表的不只是她的部分同龄人，还有大她十岁、二十岁的生活在今天的哥哥姐姐们的部分生活心理和生活状况。
2000年，乐评人、诗人颜峻给我推荐了春树的诗歌。
2002年，身兼“下半身诗歌”的始作俑者和书商两重身份的沈浩波给了我春树的《北京娃娃》，但当时由于社会对这本书和春树本人炒作得特别厉害，我当时就只为了应付朋友，在没有细读《北京娃娃》的情况下，就写了一个不痛不痒的书评。
四年来，我对出生于八十年代的人进行了研究。我的研究首先是从文本出发的，读到了几千个出生于八十年代人作者的文章，并且大部分文章是没有发表过的。之后，我就与他/她们在网上、在电话里聊天。
2002年下半年，我安安静静地读完了《北京娃娃》，我喜欢这部作品，我向很多朋友推荐，说不是一种炒作，而是真有实力。我当时也向春树表达了想与她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谈话的意图，她可能是看过了我一些认真的访谈，她同意了。但我们总是没有找到恰当的时机。
2004年，春树这个时代的符号再一次出现在《时代》的封面上，她那双对过往所谓理想的破灭，对未来生活的渴望的眼睛里，有迷惘、有自己的主张，有惶然。她在探寻一种生活。
今天的春树很忙，但从她的言语中，我很庆幸地感觉到了她能够成熟地面对和处理这一切。她并没有被热浪冲昏了头脑。她知道什么还是有些意义的，什么是附在意义上的树叶和尘土。
近几年，我不断地读到她的长篇小说和各种散文、诗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春树的文章是优秀的，作为作家她是优秀的，惟一的缺陷是：优秀的大作家应该是位思想家，她还不是。这是中国当代作家的通病。只有少数几个作家做到了，或者说在往这条路上走。我相信春树可以做到。她自己的行为、生活、文字、灵魂在证明这一点。
不论是我还是读者，首先认识春树是因为她的文字。我之所以说春树是优秀的，是有文字佐证的，我极端厌恶那种在没有认真看到文章的时候就大而泛地说些好像很正义的话。所以，在我与春树的对话的第一部分，我在她的文本中找到了一些相对应的文字片段来佐证与她谈话的来由。与春树对话的第二部分内容，是生活中的春树。我试图通过灵魂中的春树和物质中的春树来完成春树的画像。
我为了准备这个访谈还病了一场，因为我有个头痛的老病，半个月发作一次，每一次发病都会有一个理由，这次的理由是：沉入春树的小说太深，深到似乎很了解了部分这代人。
（回答的空白处指的是春树不愿回答此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