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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饭，班主任说送我们回家。一路上唠唠叨叨，不断地讨论哪条路最近最省油钱，我更烦他了！尤其是我说我想上厕所，他却向前开了两里地而没有在我们前面只有半站地的厕所停时，我对他的厌恶已经到了极点。上完厕所，我和蓉蓉商量了一下，然后对他说我们自己打车走吧。班主任还不好意思呢，说不用不用，我送你们吧。僵持不下的时候，我一把拉开车门，拿出行李说：“我们自己走就行，不用你送了，谢谢！真不用你送了！”
坐上出租车，我才松了一口气，再看蓉蓉，也快乐多了。她说她跟那班主任说了好几次分手了，他都不同意。今天是他死缠着要来接你，我实在没办法就叫他来了。
蓉蓉带我坐车去活水公园。一路上，我们唱了许多歌。我唱歌走调，且只有一个调。蓉蓉就教我该怎么唱。我唱了一句歌没有走调，那就是我以前常常在娜老师或者是无名氏2的文章中看到的一句歌词：“让软弱的我们变得残忍，狠狠地面对人生每一次寒冷。”我还唱了许多革命歌曲，像《抬头望见北斗星》、《映山红》什么的。
李冰跟我说：“我们干脆在天一学院上一年学吧！你写小说，我弹琴，怎么样？这个学校虽然很差，但环境还不错。”我笑着，没说话。在这里的确可以做到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管。
天一学院操场上有人在打篮球。我已经好久没有来学校了。黄昏时，我们坐在篮球场边，喝着蓉蓉给我们买的玻璃瓶装的可口可乐，抽着中南海和各种烟，吃着蓉蓉和李姗买来的冰淇淋，有时候会想起北京。
在青羊宫，我抽到的是下签。我恍惚而郁闷，李冰很高兴，他还和庙里的道士聊了几句，道士说他有些佛缘，他很高兴。
在回家的火车上，我落了我的随身听。那是个红色的随身听，我丢了一个后曾买了一模一样的一个，现在又丢了。我想好过几天有钱了再买一个同样的。在火车上，我骂那个女乘务员：“瞧你说的那攀枝花语！”
那趟车是从攀枝花首发。
蓉蓉说：“我退学了。又重新上高三了。我想考一所音乐学校，就弹古筝。”
蓉蓉说：“我在看历史书呢，羡慕吧？”
蓉蓉说：“还记得我带你去看的那个姐姐吗？我后来知道，她是同性恋。”
蓉蓉说：“我很想你，我哭了。刚认识你时，我怕你觉得我认识你是虚荣。我好爱你啊，为了你，我宁可去犯罪。你相信我吗？”
泪眼问花花不语新死（1）
有一天，我的妹妹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伟波死了。
我说：“怎么死的？”
她说：“听说好像是跟人打架。他让人给捅死了。”
我说：“哦。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虽然我和伟波很好，但很少有人知道我和他很好，也许我的哥哥知道，也许村里的几个玩伴知道，但伟波的父母不会太清楚，虽然他们知道我和伟波很好，那也只是因为我哥哥和伟波很好，他们也许不会知道我和伟波好，和我的哥哥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记得今年回老家时，有一天我去伟波家找伟波，他不在，我在他家坐了会儿，他的父母还送我出门，他们站在门口，目送我们走（当时还有村里的几个玩伴），这让我既亲切又有些悲伤。我感觉到在城里生活了以后，就很少再有人这么无私地对我朴实了。我知道伟波死了这件事（如果他真的死了）不会有人告诉我，起码不会立刻告诉我。我在北京，他们散在各地，有人在村里，有人在外地打工。伟波也在外地打工。我哥在北京当兵。
我妹妹说：“好像是一个月前的事。”
我说：“哦。知道了。”
好像然后我们就没有再提到他。我妹妹也知道我和伟波很好，但也许也不会了解到我和伟波到底有多好。事实上我在平时，也不会想到这一点。因为我和伟波的生活，基本上没有一点交集。
我妹妹是在老家的县城给我打来电话的。她那边的声音比较嘈杂，应该在街上。我妹妹在县城上班，她是做衣服的。她会做衣服是因为我二姨会做衣服，我二姨是她妈。我二姨让她继承了她的职业，其实我妹妹对做衣服没什么兴趣。她说：“天天呆着烦死了，真是上够班了。”
我说是啊，你还年轻，不应该天天做衣服。
我曾经承诺过，如果我有一天混出来（这个概念是我有了“可持续性发展”，并且不必为生活奔波），我就让她过上她喜欢的生活（也是我们共同喜欢的生活）。她不用在天天干她不喜欢的工作，如果她想上学，现在有很多只要交学费就可以上学的地方，如果她想玩，只要有钱也可以解决。我说我要和她生活在一起，我们一起上学，或一起玩，如果到时候我们都有工作能力了，我们也可以工作。当然我们不用再考虑工资和解决生计。这样我们多自由、多开心啊！或许我们还可以组个摇滚乐队，不会弹琴可以学嘛！
在今年回老家时，我又跟我妹妹承诺过一次。没人要求我做这种承诺，但我想。这是我最大的愿望，我的愿望就是和我妹妹一起生活，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简直太开心了。我回老家的时候，是冬天，那几天，我和我妹妹几乎天天都骑车进城上网。那是一个小县城，网吧非常多。贝贝（我妹妹的名字）带我到过几个莱州最大的网吧，有一个我记得很清楚，叫“海楠网吧”。我们到网吧上网聊天，我发现她每次都上莱州的聊天室，这像一个大的局域网，经常发生这种对话：A问：你是哪儿的？B答：莱州××村。
哈哈，想起来我就想笑。那几天快活的日子，我和我妹妹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处逛，她带我到任何我没去过的地方，逛那里的集贸市场买衣服和化妆品，去小巷子里的书店，逛当地最大的超市，我们就会在超市里买果冻、餐巾纸、擦脸油之类的小东西。我拿着傻瓜照相机给她拍照。我们的笑脸印在相纸上，有照片为证。一回到老家我就发现我变成了大款，几乎所有的小件的东西我都买得起，如果我愿意，我甚至可以买辆摩托车。贝贝还带我去了一家她经常吃饭的地方，那是在长途车站旁的一家兰州拉面馆，可是去的那天，面馆没开门。那是大年初四，很多家店都没有恢复营业。在以后的几天，我们都没吃上那家拉面馆的面，贝贝跟我说，咱们现在吃的面条，比起那家店的味儿，真是差远了。
我在老家过的年，也就是在我妹妹家（二姨家）过的。随后的几天，我回到我父母原来的村子。那也是我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的村子。也是我从小在那里上过两年学的村子。也就是伟波和我哥哥的村子。我们都是一个村的。那个村叫“邹家村”。
这就是我最后见到伟波的时间。距我妹妹告诉我他死了有一个月。
从我听到我妹妹说这个消息的时间算起，那是一个月前。
我回村后的第一天，我就去找了伟波，他爸妈说他去看他姐了。他姐已经嫁人了，嫁到了外村。他姐嫁人的时候，我不在村里，但后来我看到了录像，就在伟波家。那年看到他姐结婚的录像时，我还挺胖，可能比现在沉十几斤。这次我回来他们都说我瘦了。
没见着伟波之前，我也没闲着，我见了几个另外的玩伴，有小朋、考中、新波和玉青。他们都和我同龄。我没见着冬冬和海军，冬冬妈说冬冬出去当兵了，小朋他们说海军上他对象家了。我到小朋家坐了会儿，另外几个人也都在，他们在抽烟。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抽。我妹妹跟我说过，在我们老家，抽烟的女人会被人当成鸡。在他们的印象里，只有鸡才抽烟（当然是指女的）。这里面有性别歧视的调调。我当然很了解我们老家的情况（也很理解），但出于诚实，我应该不应该让他们了解到我其实会抽烟呢？而且抽烟已经变成了我的习惯。在我妹妹面前，我不会有这种矛盾，因为她了解我。她也抽，但她抽得少。说实话，在我妹妹面前，我非常自如，简直就像是在北京一样，或者说简直像我一直在我妹妹身旁一样。我所有的转变她都会理解，并且配合。我也是。
看着他们抽烟，我简直快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抽烟已经勾起了我的烟瘾，而且让我有了倾诉的欲望。比如说我为什么变瘦了、为什么也抽烟、为什么写诗（后两者他们还不知道）。几乎是在十分钟之内，我的心事已经到达了高潮，我已经到了再不说明一切（我想抽烟）就必须要离开的地步了。
我开口说你们不介意我也抽吧？
当然不介意，你随便。他们说，并且给我递上烟来。小朋还给我点了烟，但我知道他一瞬间对我的轻蔑。我能感觉出来。真的，如果我连小时候在一起成长的朋友都感觉不到他们的心情变化，那我就白活了。但我还是没有后悔。我没有余地。他们早晚会知道真正的我，我不懂隐瞒。隐瞒是虚假的，是对他们，也就是对曾经的我们的不尊重。他们早晚会知道我也抽烟，他们必须接受真正的我。为什么他们能抽烟我就不能？我们都是同龄人。难道就因为他们是男的我是女的？我觉得也许村里的思想落后十年，但悲剧不要在我认识的人身上重现了。
从小朋家出来，我又去了趟新波家。他在城里上高中。他和我一样大，为了考学有把握，他又重读了一年高中。我和新波随便聊着，和他见面，我有一种青梅竹马的感觉，也许境遇都变了，但那种温情的感觉是不会变的。
我是晚上才见到德州的。他和他娘在炕上正吃饭，他妻子在喂孩子。德州见到我很高兴，他说你看我现在结婚了，连孩子都有了，去年你见着我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