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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一部小说，境界的高低、品质的优劣几乎是你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虽然在这篇印象式的文字里，我不可能洞穿《中国一九五七》的全部艺术奥秘，但我想，它作为一部优秀作品的地位却是任何人也无法动摇的。对于尤凤伟来说，“艺术的反思”和“反思的艺术”是《中国一九五七》所追求的两个主要艺术目标，但从“艺术的反思”到“反思的艺术”这中间其实本来应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尤凤伟却轻松地做到了二者的统一。这是尤凤伟的幸运，也是他艺术能力的体现，更是他“真正的小说”的艺术理想的胜利。说穿了，小说可以是“反思”，是思想，是深度，是形而上，是一切的一切，但它首先必须是艺术品。这话虽朴素，却是真理。从这样的“真理”出发，我得出了对于《中国一九五七》的最后印象：小说是纯粹的小说，作家是纯粹的作家。
（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1期）
第五章“民间”的诗性建构（1）
———论吕新长篇新作《草青》的叙事艺术
长期以来，我一直是吕新小说的追逐者。他的《南方遗事》、《中国屏风》、《抚摸》等小说曾一次又一次地带给我“致命的诱惑”。虽然许多时候，他的极端和诡异会令我茫然失措无法言说，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从他那里获得顿悟与力量。穿越吕新的语言丛林，那是一种真正飞翔的感觉，它让浮躁的心灵归于沉静，让混沌、沉滞的俗世一步步远遁，让遥不可及的神性在语言中梦幻般地莅临。也许，对于过于“庞大”的中国文坛来说，吕新真的很渺小和微不足道。但是我始终坚信，吕新是一个能够呈现文学史“意义”的作家，这种“意义”即使在当下被忽略和掩盖，也必定会在将来大放光芒。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吕新的独特性至少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先锋”品格的作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降，马原等人发动的先锋小说运动，虽然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但却因为“形式主义”和“西方化”而被中国文学界视为“移来的花朵”，屡遭诟病。然而，如果我们能平心静气地看问题，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这个以“形式主义”和“西方化”为标志的先锋小说运动，中国当代文学的步伐就不会如此的果断和快捷。对中国文学来说，“形式”确实是一个命门，我们的文学从来不缺少生活，不缺少思想，不缺少深度，但惟独“艺术形式”非常滞后。“形式”不仅是形式，它其实是与艺术创造力、艺术创新、艺术思维、艺术观念紧紧相连的。吕新是先锋小说运动中一个异常坚定而持久的艺术存在。他的语言，他的想象，他对形式的敏感都使他在先锋作家中独树一帜。更重要的是他从来也没有表现过对先锋的怀疑与动摇。他是少数几个能贯穿八十、九十年代的先锋写作者，在先锋运动早已是风流云散的今天，吕新、刘恪等人对先锋的坚持尤其令人尊敬。因为，这才是一种非功利的，纯粹意义上的“先锋”，是摆脱了“运动”意味的具有个人性的“先锋”，他们使八十年代的“先锋”写作没有因大多数作家的转向而夭折，而是有了一个持续性的“历史”，有了一种健康发展的可能。我始终坚信，一个不能形成历史的文学必然是短命的文学。如果说八十年代的那拨先锋作家难免有某种功利性、姿态性、模仿性甚或时尚性（在中国，先锋能成为一种时尚确实是一桩令人悲哀但又无可奈何的事情）的话，那么，吕新对他们的超越在我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他不是穿着“先锋”衣衫到处招摇的行为艺术家，也不是在“先锋”之船上随波逐流的匆匆过客，所有的一切在他这里都是内在的，与信仰或生命有关的。先锋的血液汩汩流淌，那声音分明是清晰而震撼人心的。正因为这样，他不会蜕变（如苏童），也不会诀别（如孙甘露），他始终坚定着他的信仰，领悟和谛听着先锋的天籁。不管我们今天怎么看待和评价“先锋”，但至少从吕新这里，我们看到了对于自我、对于先锋一往无前的信心，看到了先锋血脉生生不息的精神轨迹。其二，他是一个具有深厚本土体验和文化体验的作家。在一般的观点中，先锋写作总是具有某种显而易见的舶来品特征，作为一个陌生的闯入者，它似乎天然地游离于中国文学的传统之外，武断而粗暴地制造着中国文学的“断裂”，永远也无法融入中国文学的血统并真正地生根发芽。然而，这一切在吕新这里发生了动摇。吕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是“飘”在空中，而是扎根在“泥土”中的“先锋”图式。吕新的先锋写作当然也离不开“形式”，但是他的“形式”不是漂浮和虚无的，它有着坚实的乡土中国内涵，有着浓郁而强烈的本土体验。我想，这是吕新与中国作为“类”的先锋写作者的根本区别。与大多数依赖“洋奶”写作的作家不同，吕新是有根的，丰厚的本土民间资源和凝重的三晋文化传统支撑着他的先锋写作。某种意义上，我敢说吕新对山西文学尤其对主流的“山药蛋”派文学传统来说绝对是一个“另类”，但是这种“另类”又不是“天外来客”式的另类，相反它恰恰是在传统的内部裂变、孕育、升腾而出的“另类”，坚实的土地、喧腾的民间仍然是这个“另类”不可或缺的资源。我不敢想象离开了“山西”背景的吕新会是怎么样一种状态，但我能想象没有了吕新的“山西”文学的缺憾，因为吕新呈现了一种新的可能，一种新的参照，它不仅有助于防止主流文学范式陷入惯性和僵化，而且还标示了文学传统在否定和背弃中自我更新的生命力与再生性。当然，这样的说法也许过于抽象和武断，我们不妨以他的长篇新作《草青》（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5月版）为例证来完成一次对于吕新的重新发现与阐释。
我个人觉得，《草青》与吕新近期的《瓦蓝》等中篇小说一道构成了吕新小说创作某种转型的迹象。当然，这种转型与九十年代初苏童等一大批作家的“背弃”式的转型不同，吕新的小说似乎只是一种稍微的调整，其“本质”一以贯之且依旧坚硬如故。也就是说，他仍然坚信和坚守着自己的先锋文学理念并不断充实着新的内涵，他没有中断或扭曲自己的文学“历史”，而是努力赋予其一个连贯的持续性的“生长”过程。仿佛一棵树，它最终能长多高长多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始终在生长着。
如果说《草青》与吕新从前的小说有什么差别的话，这种差别大概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即《草青》有了比从前小说轮廓更为清晰的故事，有了依稀可辨别的年代，有了面影尚能识别的人物，有了具体可感的生活场景。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改变吕新小说的“本质”。吕新小说的“本质”是什么呢？我的答案是，吕新的小说根本上是超越认识论和现象学的，它的作品不是为了提供历史或现实的见证，而是为了提供一种关于历史或现实的想象，是为了呈现一种独特的体验与感觉。他小说中的人物也不过是“现实主义材料中的秘密，一种对现实的富于诗意的猜测或否定”。 ①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吕新的小说中具体的人物、具体的生活、具体的场景往往既是写实的又更是抽象的，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