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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得出精确的成系统的结论却不容易。尽管如此，国内外这方面的文章还是发表了不少，如杨剑桥和美国柯蔚南等。他们的工作对于推动汉代音系的研究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中古音的研究
中古音的研究也分四大类：《切韵》、《广韵》音系的深化研究；诗文用韵的普遍考察；字书、音义书、传注中反切的广泛研究；梵汉对音的研究。
1《切韵》、《广韵》音系的深化研究
对《切韵》音系性质的分歧看法尽管长期存在，却从不影响各种不同观点的学者对这个音系的重视。二十年来既有系统性的研究，包括声类、韵类的继续分析和音值的再构拟，也有专题性的研究，即对个别题目的讨论；此外还有对它的普及性介绍。
系统性研究多写成专书。重要的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古德夫《汉语中古音新探》（1993）、黄典诚的《切韵综合研究》（1944）及黄笑山《〈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等。邵书的影响较大。该书对王仁《刊谬补缺切韵》的反切进行了综合排比，比较了它和《广韵》的异同，定声母为37个，韵类为324类。声母的特点是把船、常（禅）位置与三十六字母的排列方式颠倒，以常母为塞擦音、船母为擦音。韵母的构拟特点是以介音区别重纽三四等，三等有ｊ介音，四等有ｉ介音；纯四等无ｉ介音，主要元音跟相配的三等韵相同为ε。黄（典诚）书认为《切韵》音系的上源就是《诗经》音系，跟张琨等人的观点截然对立；拟音与当代学者有较大出入，赞成高本汉的三等声母腭化说，构拟了五十一个声母；韵母构拟强调洪、细的区别，纯四等为洪音。他的学生黄笑山则将清、庚三、蒸、幽、麻三等韵归入重纽三等一类。构拟《切韵》音系的论文也为数不少，且各有特色。如喻世长、麦耘都从较严格的音位学方法出发，喻世长构拟的介音只有ｉ、ｕ两个，取消双介音ｉｕ；三等韵的介音不相同，有的三等韵有ｉ介音，有的三等韵没有；喻四拟作ｄｈ，知组拟作ｔｊ（腭化舌尖音）等。麦耘的构拟注意音位和音位变体的关系，构拟的声母只有二十八个，是目前最少的。
《切韵》音系的专题研究多以文章为成果形式。重纽问题是一个热门话题，这也不仅仅是《切韵》自身的问题，研究者多，分歧也多。台湾声韵学会1996年年会还进行专题讨论，出了重纽问题论文集。其他方面的有《切韵》声类多少、《广韵》又读、中古音的开合口等问题，这里难于一一尽述。
关于《切韵》、《广韵》的通论性著作和工具书也出了不少。如方孝岳、罗伟豪的《广韵研究》、《广韵韵图》，严学的《广韵导读》，周祖谟《广韵四声韵字今音表》，林涛《广韵四用手册》，周祖庠《切韵韵图》等。
2诗文韵系的研究
南北朝隋唐五代诗文用韵的研究开展得相当充分，成为中古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晋南北朝上承两汉，下启隋唐，对这一时期的诗文用韵研究填补上一段空白。周祖谟的《魏晋宋时期诗文韵部研究》和《齐梁陈隋时期诗文韵部演变研究》虽是两篇短文，但有代表性。二文是《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关于三国以后部分的摘要，先在大陆发表，后来全书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前一文为三国时代的韵部分了三十三部，两晋、南朝宋各为三十九部；后一文为南北朝后期分出五十五部。此外还有李荣《庾信诗文用韵》及李露蕾、台湾何大安等人的文章。
唐代名家的诗歌用韵和较通俗的诗歌用韵大都有人进行过研究，常常有同一人的作品而有数人研究的情形。如鲍明炜研究了初唐到盛唐时期部分诗人的用韵，李维一、曹广顺、喻遂生研究初唐四杰诗韵，赵锐、国赫彤研究白居易、元稹诗韵，荀春荣研究韩愈诗文用韵，刘丽川研究王梵志诗韵等，可谓不胜枚举。唐作藩在北大连续十几年指导研究生和本科生研究唐诗的用韵，基本上把《全唐诗》中作品较多的诗人的用韵都清理了一遍，积累了丰富的材料。研究敦煌变文用韵的也有好几家，如周祖谟、周大璞等。周祖谟还从其他文献中搜集了比较多的材料，从中了解唐代声母、声调等。台湾的耿志坚等也把诗文用韵作为主攻方向，成就可观。
3音注反切的研究
从两晋到五代之间有大量的字书、音义书和古籍注释，其中的反切和直音等注音材料十分丰富，是上古音所没有的，对研究中古音有重要价值。各类音注大多有明确的作者，凡出自一人之手的注音，一般属于同一个系统，并且较容易判断其时代和地域。在研究方法上，以反切系联法和“反切比较法”为主，即在能够进行内部系联的地方就用系联法，在不便使用系联法时就以《切韵》音系为坐标，把考察对象的直音、反切跟《切韵》、《广韵》的反切做对比，看出其间声类、韵类的异同，据以透视某人的语音特点。如从晋代郭璞、徐邈等人的注音了解魏晋语音，从顾野王、沈重等人的注音了解梁代音系。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是人们研究的重点，王力、邵荣芬、蒋希文等人对陆德明的注音各有论著；蒋希文还系统地研究了徐邈的反切音。其他南北朝人的注音也往往是从《经典释文》勾稽得来。隋代曹宪《博雅音》有黄典诚、丁锋等人的论文或专书。关于唐代注音的研究可以称得上全面开花。研究颜师古《汉书注》音切的就有五六家发表过文章，成为一个热门。其他有王力《玄应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和《朱翱反切考》、邵荣芬《晋书音义反切考》等。
4对音的研究
梵汉对音的研究比以前明显深化，研究者注意到译经人的时代和地区问题，对对音的语音标准限定得较为严密。严学、俞敏等老一代学者所培养的一批新人成为这一领域的骨干。有较大影响的如尉迟治平的《周隋长安方音初探》（1982）、《周隋长安方音再探》（1984），刘广和的《唐代八世纪长安声纽》（1984）、《唐代八世纪长安音的韵系和声调》（1991）、《东晋译经对音的晋语声母系统》（1991）、《东晋译经对音的晋语韵母系统》（1996），施向东的《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1983），聂鸿音的《慧琳译音研究》（1985）等。他们所考察的译音集中于洛阳、长安一带，时间则从晋代直到中唐。
《切韵》音系的研究属于一个静态平面，以上各类研究的每个具体对象也基本上属于一个具体平面，把所有这些平面联系起来，就得到了中古时代语音发展的动态过程，看出重要音变的发生时间，看到一些不同地区的方音差别。如晋宋时期舌音不分舌头、舌上，到北周时舌上音就分化出来了；隋以前唇音不分轻重，唐初就分化出轻唇音；中唐时代全浊上声开始变到去声；等等。
宋金时代的韵书《集韵》、《礼部韵略》、《平水韵略》、《五音集韵》等是《切韵》系韵书的后续者，过去它们在音韵学内部不太受重视，但它们的情况复杂，在形式上是继承《广韵》的，在内容上又各自有不少特点。现在人们又重新认识到它们的价值。关于《集韵》，在三十年代曾经展开过对它的研究，尔后就被冷落；近年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对它的研究重见显要，如台湾的邱、林英津，大陆的邵荣芬、张渭毅等多家学者有较重要的发明。宁继福对《礼部韵略》和《平水韵略》的考辨，既富于文献价值，又对音韵史大有裨益。宁继福对《五音集韵》的研究成果很重要，他发现该书实际包含两个音系，一套音系是机械地合并《集韵》，另一套音系则反映不少北方实际语音现象；他的《校订五音集韵》对《五音集韵》的成书过程、作者背景、音系特征的考证十分缜密，把清代以来冷落无闻的这部韵书提到了一定的地位。
（四）近代音研究
本时期内，近代音领域不仅旧有的课题和上古音、中古音一样向纵深进展，而且新开拓的课题也多。
1宋代语音的研究
七十年代以前对宋代语音的研究可以说相当薄弱，这一时期成就巨大。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宋词用韵和经籍音注的研究。
词是唐代兴起的比较通俗的诗歌形式，入宋以后虽然主流是文人作品，但是语言仍然比较口语化，用韵也大体依照实际口语，不受诗韵束缚，是研究宋代韵部的主要依据。清人所归纳的宋词韵部比较粗略，不能充分反映真相。到八十年代，鲁国尧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写成一系列论文，定宋词韵部为十八部，音韵学界视为定论。朱晓农以数理统计法考察北宋中原词韵，结论与鲁国尧大体相当。宋代古体诗中押口语韵的作品也不少，在语音史上的价值跟宋词相等。唐作藩对苏轼诗韵的研究、冯志白对陆游诗韵的研究即属于这一领域的收获。
对于邵雍的《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近年又有人进一步就它的声母、韵母、声调问题进行再探讨。尤可注意者是关于它的基础方言问题，以前周祖谟认为该书音系反映宋代汴洛方音，近来很多人赞成雅洪托夫的观点，认为它所反映的是宋代范阳一带即今北京地区的实际语音。《唱和图》以中古通摄入声字配合于流摄、江宕摄入声字配合于效摄，这是北京一带的语音特点而不是河南的语音特点，雅氏据此推断出它的基础方言，是很有见地的。
关于宋代音注的研究，王力的《朱熹反切考》发现了庄、章合并，影、喻合并等声母的变化，韵部的大量合流变化。音注的辨音比较仔细，诗文的押韵比较宽，所以王力定朱熹音系为三十二韵部。此外，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及其他很多音注（如《尔雅音图》等）也有人研究过。
宋代对音材料研究较透的是西夏文和汉文的对音，龚煌城、李范文、张竹梅等分别有论著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