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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过于绝对化，初期把词汇扩散看成为音变的唯一方式，这就超越了真理的界线。这一点，王士元后来（1984，253）也认识到了，认为过去说得有点“过火”，“并不是每一个音变都走同样的道路”“有的音变是照青年语法学派的方式走的，有的是照着变异的方式走的，有的是照着扩散的方式走的”。这一认识比较客观，只是还没有发现不同音变方式的成因，因而认为“我们下一步的任务是要弄清楚‘不同音变途径究竟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这么一个问题”。
第二，词汇扩散理论关注音变在词语中的渐进扩散，看不到音变的规律，因而像方言地理学那样否定音变的规律性。这是没有根据的。我们检查了宁波方言、天津方言和山西的闻喜方言、祁县方言有关离散式音变的情况，所有的离散式音变都是有条件的，不过不是共时的语音条件，而是历史音韵的条件，例如天津话的t组声母现在正以离散式音变的方式向ts组声母转化，从共时语音条件来看，确实找不到规律，因为“遮者蔗奢”年轻人声母读ts（含ts，ｔｓ，s，下同），但同样的语音条件“车扯射舍赊蛇……”并没有读ts，而仍旧读t（张旭，1987）。但是，从历史音韵条件来看，这一音变的条件是很清楚的，即知、照三组字可依此方式演变，不符合这一条件就不能有这种方式的变化。从离散式音变的过程来看，它们好像没有规律，但从演变的全过程来看，它们也是有规律的，像天津话的t组声母，如果没有其他音变的干扰，它就会顺着向ts组声母合流的方向演变，待音变完成，所有的t都变成了ts，那时语言中就会呈现出整齐的规律。后人去观察这种音变是很难弄清楚它是通过什么音变方式实现的。在历史语言学中，“语音规律无例外”和“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是两个对立的口号，争论不休，谁都说服不了谁，实际上它们各有自己的道理，只是各有自己适用的范围：“语音规律无例外”的连续式音变产生于共时的语音条件，而“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离散式音变则产生于历时的音韵条件。这就对王士元的“我们下一步的任务是要弄清楚‘不同的音变途径究竟是由哪些条件决定的’这么一个问题”作出了一种很有参考价值的回答。
第三，王士元的词汇扩散理论大多是根据汉语文白异读的现象总结出来的，但文白异读与离散式音变的性质不同，应该各自进行独立的研究。王士元把不同性质的语言现象混淆在一起，这就不能不影响他对词汇扩散的观察范围和深度。这一理论漏洞最后导致徐通锵、王洪君（1986）的叠置式音变理论的诞生。
王士元、张琨的理论创新表明中国历史语言学的理论自信心开始增强，要求根据汉语的研究补正传统历史语言学理论的不足。这种自信心在八九十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加强和出国访问进修的学者的回国，西方历史语言学的一些新的理论、方法也陆续介绍到国内，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语言变异的理论。我国的学者根据这种理论的精神研究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中的语言变异现象以及它与语言演变的关系，并进而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语言变异理论提出补充和改进。这方面比较重要的论文有胡坦（1984）、徐通锵（1985，1987—88，1989，1990，1991a、b，1994a）和王洪君（1987，1992）。他们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进行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对现行的语言变异理论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补正。它们的理论贡献主要有：发现了一种新的“横向”计时的方法，人们可以从共存变异形式的相互关系中“看”到语言在几十年到几百年时间中的运转机制和演变历程；发现了结构与变异相互制约的一些规律，认为它体现了语音的易变性和音系结构格局的稳固性的矛盾运动，人们可以据此用现实的音变原理对历史上已经完成的音变规律进行合理的解释；共时和历时可以有机地统一起来，对语言系统进行动态性的研究，使语言演变的原因、方向、目标等以往难以说清楚的问题有可能对之进行有根据的解释；“今日之特例可能是昨日之通则。我们可以从许多不规则的语素变体中看到某些历史音变的痕迹”（胡坦），等等。八十年代中国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建设，除了这些有影响的论文以外，也出现了系统的理论专著，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徐通锵的《历史语言学》。这本著作以汉语的方言和历史音韵的研究为基础吸收西方历史语言学中于我有用的理论和方法，较好地实现了西方历史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的结合，并在理论上有所前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叠置式音变理论的提出和阐释。这是根据汉语文白异读的研究而总结出来的一种新的音变方式，可以补正历史语言学理论、方法的某些不足。
音变的方式以往只有连续式音变和离散式音变两种，其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青年语法学派的“音变规律无例外”和方言地理学的“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这两种音变方式研究的都是语言在时间上的从古至今的“纵”向变化，其特点是“变”，即A变为B，或B从A变来，变化前后的两种语音形式有继承关系。比方说，北京话的t是由i、y前的k和ts变来的，天津话的ts有一部分是由知、照三的t变来的，等等。但文白异读的“文”与“白”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变”，即“文”不是由“白”变来的，反之亦然，即“白”也不是从“文”变来的。文白异读是方言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一般说来，白读代表本方言的土语，而文读则是在本方言音系所许可的范围内接受某一权威方言的影响而产生的新形式，它们体现雅俗两种不同的风格色彩。这是一种特殊的演变方式，体现语言的“横”向扩散，其基本特点是：“文”与“白”代表两种不同的方言，它们共存于一个系统之中，相互竞争，而竞争的总趋势，一般都是文读形式扩大它的运用范围，把白读形式排挤掉，直至使它销声匿迹。不同形式的竞争是语言演变的一种重要形式，就是说，“变化”和“竞争”是音变的两种不同类型，前者着眼于时间，后者着眼于空间，应该分别进行研究。
在七十年代以前，我国汉藏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广泛依赖语言类型的同构标准来确定同源关系，并且在这一标准的基础上，集中精力进行语言调查、语言和方言的识别与划分，很少专门讨论汉藏系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问题。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学术走向正轨，开始了对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探讨，其中的焦点就是汉藏语系的发生学问题。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国内早期有关汉藏语系的假说尚未得到严格的证实，其次是因为国外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苗瑶语和侗台语不属于汉藏语系，甚至有人认为藏缅语和汉语的同源关系也没有得到证实。当时西方学者对东南亚语言的研究使他们越来越相信，同构标准不能用来确定语言的同源关系。美国学者马提索夫（Matisoff，J。A。1973）、本尼迪克特（Benedict，P。K。1976）等都批评中国学者在确定汉藏系语言的系属问题时没有严格区分发生学标准和类型标准（即同构标准），认为中国学者把侗台语、苗瑶语归入汉藏语系所依赖的标准（声调、单音节、量词、语序等）都是类型学标准，不足以证明这些语言的同源关系；侗台语、苗瑶语和汉语在类型上的相似是借用或共同发展的结果，这些语言应该和东南亚的南岛语系或南亚语语系合并。面对这种批评，我国大多数学者的态度是：语言结构的稳定性很强，少数借用或由语言的普遍性而产生的共同发展是可能的，但各层面广泛的相似不该简单地看成是借用或共同发展的结果，而应该作为同源的重要证据。邢公畹（1979）、俞敏（1982，1984）、赵衍荪（1982）、王敬骝、陈相木（1983）、罗美珍（1983）、李如龙（1984）、毛宗武、蒙朝吉（1984）、王辅世（1986）等都把类型上的同构作为重要的标准。
我国的学者为什么大多坚持用同构的标准来确定汉藏系语言的同源关系？这既有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方面的深厚背景，也有其特殊语言材料的原因。从理论背景看，汉藏语系的概念是类比印欧语系概念而提出来的。在印欧语系的研究中，同构和语音对应是确定语言同源的两个根本标准（陈保亚，1996，1—7），现有的其他标准都可以转化成这两个标准中的一个。随着施莱歇尔“谱系树”模式的建立，这两个标准便成了确定同源关系的经典标准，以后的研究基本上都恪守着这两条原则。本世纪初，美国语言学家由于抢救印地安语的需要，展开了广泛的田野调查，人们对语言间相互接触的复杂性才有所认识。博爱士（F。Boas，1911）认为，在接触达到一定深度时，很难把同源词和借词区别开来；美洲语言的演变模式与印欧系语言的谱系树模式不同，是多种不同语言的聚敛而不是一种母语的分化。不过对这个问题进行比较深入讨论的不是博爱士，而是他的学生萨丕尔（1921，173187）。萨丕尔提出一种重要观点：接触只会影响到表面的结构和一般的词汇，不会动摇内在结构和基本词汇。这暗示接触是有界限的。布龙菲尔德（1933，375）认为尽管我们不能处处分辨同源和借用，但“在大多数情形下，这两种程序是迥然不同的”。雅各布逊（1938）、魏茵莱希（Weinreich，U。1953）等对语言接触有一定研究的学者，基本的看法也与萨丕尔一致。中国汉藏语系假说的奠基者李方桂是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的学生，他从这两位老师那儿接受了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对印第安语进